1964 年，哲学家夏皮尔（D. Shapere，1928-）发表了一篇书评[Shapere 1964]，代表着哲学界对库恩关注的开始。夏皮尔充分肯定了《结构》，认为它“对于科学变迁是知识持续增长的线性过程的流行观点，无疑是有力的重创”。对库恩的论证过程，尤其是对“范式”概念的运用，则不敢恭维。“他使得这一概念最终变得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不能轻松地据之立论；如此普适通用，以至于不能轻易具体量度；如此神秘难解，以至于不能被解释说明；如此迷惑误导，以至于它成为理解一些关于科学中心问题的正面阻碍。如此一来，这些过度的方面最终又需要被相互矛盾的规定加以平衡。”[李创同2006，页84-85] 对于一些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人来说，想从库恩那种过于随意、不加定义引用他人观点为己所用的风格中挖掘出宝藏，十分困难。夏皮尔的批评让想尽快得到哲学界承认的库恩颇为难堪，但他还是认真听取了夏皮尔的意见。这在他随后发表的文章中体现出来。
伦敦会议的“围剿”
《结构》在学界日益增加的影响，在大西洋另一边也得到了反映。1963年10月25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发表书评，高度评价了《结构》。赫斯（M. Hesse，1924-）高度赞扬《结构》。“作者将以前互不相关的各种真知灼见熔于一炉，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过去的科学观。”[Hesse 1963，p.286]
也有人忧心忡忡。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言人波普尔就对库恩的影响感到不安。1964年，他派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到伯克利专程拜访库恩，邀请他参加1965年在伦敦举办的向波普尔致敬的会议。
1965年6月11-17日，在位于伦敦摄政王公园（Regent’s Park）的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召开了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会议的目的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专门针对库恩的。它是在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会的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的赞助下，由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会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联合召开，是专门献给波普尔的。库恩是来参加其中一个名叫“批评与知识的增长”分会（session）的。除库恩外，聚焦当代哲学丛书托马斯库恩，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和拉卡托斯原本也是主要的发言者，但因种种原因，两人没有与会。这样一来，库恩就成了主要发言者，波普尔的大弟子沃特金斯（John W. N. Watkins，1924-1999）取代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成为另一个主要发言者。波普尔主持研讨会，并作了报告。图尔敏（Steven Toulmin，1922-2009）和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1910-1986）分别提交了论文。
库恩、费耶阿本德、霍伊宁根-许纳（摄于1985年6月21日）
正是在这次会上，波普尔等人对库恩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波普尔在那篇《常规科学及其危险》中，抨击了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认为库恩的学术进路是相对主义的，其整体结构的神秘性导致其进路亦是非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倾向。
图尔敏抵制库恩的看法，尤其是“不可通约性”概念。他指出，对范式持久不断地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和修正，就可以让它看上去不那么不连续，更能通约，而不必像库恩那样，需要使用宗教式的“改宗”[Lakatos & Musgrave 1970，pp. 39-47]。
费耶阿本德与库恩曾是伯克利的同事。库恩曾将《结构》的草稿给费耶阿本德看过。他在看完库恩的手稿后，就提出了许多非常坦率的批评意见，认为《结构》“是以一种很过时的方式写的”。他不同意库恩对常规科学的看法，认为“如果我们用‘有组织的犯罪’来代替‘常规科学’的话，库恩所说的有关‘常规科学’的每一个陈述都同样成立”。（作者注：费耶阿本德与库恩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库恩还没有成名时，费耶阿本德到处替库恩宣传即将问世的《结构》，扩大库恩的影响。之后与波普尔一道批判《结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与库恩观点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转而同意库恩的观点。参见[Hoyningen-Huene 2002]。）
玛斯特曼是会上唯一没有攻击库恩的人。她原来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也正因这个特长，她重构了库恩的研究，指出库恩以“诗一样风格”描述了至少21种不同意义的“范式”概念。这些概念又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工的”。玛斯特曼称库恩“是本世纪最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后来她与库恩成为好朋友。
1965年的伦敦会议让库恩一下子成名，同时也让他饱受批评的煎熬。之后数年，他一直在消化会议上的批评意见。1969年，库恩为日文版的《结构》写了“后记”，以回答批评者。
不愿当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
《结构》一书对许多学科领域，当然也对大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激发了大量的讨论，同时也对一些新的机构的成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库恩一直要与科学社会学这一研究传统划清界线，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成立的。比如，1965年在爱丁堡大学成立的“科学研究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部分高校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系，以及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学大战之争”（Science Wars Debate）都与他的著作的广泛影响分不开。1976年，SSK的强纲领出现，布鲁尔（D. Bloor，1942-）出版《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82年，巴恩斯（B. Barnes）对库恩思想的社会学解释专著：《库恩与社会科学》（T. S. Kuhn and Social Science）出版。
库恩并不以此为荣。1983年在接受“科学社会学研究学会”（4S）的“贝尔纳奖”时，他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后果：新领域的研究者们把利益看成是解释科学活动的支配性因素，他们把兴趣集中于社会利益方面。这让他非常担心：“对我来说，这是个灾难……《结构》总体上倾向于建议人们，知识并不可以按这种方式还原为社会利益。”[Brush 2000，p.43]
1991年11月19日，库恩在哈佛的“罗斯查尔德高级系列讲座”（Robert and Maurine Rothchild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上发表了《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扰》（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讲演。他再次抱怨SSK研究趋势的蔓延。他反对强纲领所主张的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认为“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了疯的解构实例”，在他看来，“当前力图替代它的更有资格的社会学表述和历史表述都不能令人更加满意”[库恩2012，页104]。
库恩相信自然界在发展科学知识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坚持科学知识同自然界之间的某种关联是他的一贯立场，也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读书感悟的演讲稿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畅游大海的轮船,书是翱翔蓝天的翅膀,书是尽职尽责的老师,书是知识的百宝箱,书也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几天我又重温四大名著。我更加喜欢《。
面对那些打着他的旗号的强纲领的研究者时，库恩曾公开对他们说：“我可不是什么库恩派！”[刘钝2002；Dyson1999，p.144]
《黑体理论》不被学界承认
库恩的《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以下简称《黑体理论》）出版于1978年。其实，他从1971年起就开始这项长达七年的艰苦工作了。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项工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研究科学史的特殊进路，以及他看待科学发展的特别观点。就像他写的任何文章一样，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克莱因（M. Klein，1924-2009）、希莫尼（A. Shimony，1928-）和平奇（T. Pinch，1952-）各自发表了一篇书评［Kleinetal.1979］，合在一起，用一个总标题：“范式消失了？”批评库恩没有运用自己在《结构》中所运用的观点，看不到像“范式”、“危机”等词汇，另外还对库恩的一些具体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库恩的《黑体理论》封面。这是库恩唯一没被译为中文的著作
对于前一类批评，他根本不在意，但对于具体细节方面的批评他非常在意。他有从分散的材料中找出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晰的结构的冲动，这是引导他做研究的强大动力。细节方面的批评让他非常不安，恰恰也是因为它与库恩的历史任务的核心任务有关，即发现过去的科学中隐藏着的整体。
针对克莱因的批评，库恩提出了反驳［Woolf 1980，pp. 186-191］。他的总的观点是，普朗克并非是“量子理论”的真正提出者，他只是“量子”概念的提出者。对于“量子”概念背后的含义，普朗克并不清楚，因为他还沉浸在旧理论的框架中。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P. Ehrenfest，1880-1933）才真正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量子概念。
库恩的观点，得到了少数科学史家，如丹麦的克劳（H. Kragh，1944-）的支持。但总体而言，在科学界和史学界应者寥寥。库恩自己的学生海尔布伦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库恩的《黑体理论》一书“简直没法读”［Heilbron 1998，p. 515］。1979年，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年的大会上，库恩又提出了《黑体理论》中的看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格纳（E. Wigner，1902-1995）在没有看库恩论文的情况下，直接反驳了库恩［Brush 2000］。
尽管有这么多的批评，库恩坚持认为，《黑体理论》是他写得最好的科学史著作。随着对普朗克原始文档的解读，赞成库恩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科学史家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从人数讲，仍属少数。（作者注：赞成库恩观点的科学史学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克劳外，还有科恩（I. B. Cohen，1914-2003）、达里戈尔（Olivier Darrigol）、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和基普尼斯（Naum Kipnis）。参见［Brush 2000，p.51］。）这一学术争论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在有关科学史的研究方面，究竟谁说了算？是否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具有资格来做科学史研究的裁判呢？
坚持“不可通约性”
在《结构》中，库恩采用了隐喻性用法，用格式塔转换来描述科学革命前后不同范式支持者之间的不可通约状态。1969年以后，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方面，侧重于理论、词项、词汇表的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涉及科学进步的本质、理论的选择、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以及关于真理的看法，这个概念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和憎恨。科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没有进步，哲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不存在真理，实证论者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是基于非理性的决定。
库恩在《结构之后的路》中说，“自《结构》写成之后30年来，还没有任何别的问题像不可通约性那样深深萦绕着我”。在他的晚年，他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不可通约性”是科学范式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尽管库恩在“不可通约性”论点上不断退却，但还是不能赢得反对者的赞同。他对别人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没有耐心，他不能读别人对他的书的评论。这种过于敏感的天性，从另一方面讲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更加加深了他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坚持。
沉湎于自我世界中的库恩
这部作品是曹文轩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主人公葵花的命运。她先和父亲在干校生活，在父亲不幸遇难后，又被另一位主人公青铜家收养，并与青铜一起长大。12岁时命运又将这个女孩召回城市。青铜从此时常望着芦荡的尽头，遥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库恩发现做历史研究越来越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发现看二手文献有困难。他用分析一手文献的手法来分析二手文献，往往一无所获。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无法亲自查档案了。《黑体理论》之后，库恩就再也不做科学史研究了。
库恩晚年转入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也算遂了年轻时的心愿。他将精力完全放在对自己的概念的精致化过程中，有点像牛顿之后拉普拉斯、拉格朗日所做的工作。
曾经壮志凌云、活跃在科学史研究第一线，通过自身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变化的看法的英雄，晚年不得不退守在语言学的象牙塔中，多少让人有点惋惜。（作者注：李创同先生是青年库恩的支持者。他对库恩晚年不断向分析哲学家们“投降”的行为感到可惜。详见[李创同2006]。）
库恩的工作是需要精致化。要取得真正的突破，还必须先从观念本身的突破开始。我们需要在更多详实的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关于科学变化的模型。科学不只是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包括理论、经验、实践和其他诸多要素在内的整体。
库恩的遗产
库恩逝世已经16年了（编者注：2022年，库恩逝世26年）。与所谓的“身后寂寞”的说法恰恰相反，关于库恩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又开始热闹起来，“库恩产业”日益兴旺。大量的库恩研究专著和传记得以出版，研究范围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制化，也是库恩和其他先驱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1996年库恩去世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了《结构》的第三版，增加了索引。2000年，由柯南特（J. Conant）和豪格兰德（J. Haugeland）编辑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出版。之后，又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比如，富勒的《库恩：我们时代的哲学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Our Times）；伯德（A. Bird）的《库恩传》（Thomas Kuhn）和安德森（H. Andersen）的《论库恩》（On Kuhn）。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性的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以及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1946-）和桑基（H. Sankey）编辑出版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相关问题》（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
2002年，《结构》出版40年之际，研讨会论文集《库恩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omas Kuhn）得以出版。2012年，为配合《结构》出版50周年纪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结构》50周年纪念版，邀请著名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写了篇“导论”。许多国际期刊也纷纷出版纪念专刊。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SQ8sRtJdO_ZbuWA89vE5g 密码：hxbw 书名：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美]托马斯·库恩 译者：金吾伦 豆瓣评分：9.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11 页数：252 内容简介：本。
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有深度的关于库恩思想的系统研究论著，如王巍的《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王书明、万丹的《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何兵的《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宋志润的博士论文《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研究》。这些论著无论在资料掌握方面，还是在分析论证方面，都表现出不俗的水准。国外的华裔学者，如陈向、王新力等，在这一领域也都有精妙的见解。
与此同时，对库恩的研究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因之一是发现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给库恩的两封信。在信中，卡尔纳普盛赞库恩的《结构》“提供了科学史对哲学不可或缺的范例”，并鼎力促成该书的出版。有些学者试图做些修正的工作，把库恩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形象变成相互补充的形象[Friedman 1999]。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哲学可以撇开科学成果来加以研究”[Reisch 1991]，只不过他们没有将精力放在这方面。当然，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也受到很大质疑。从1971年至1973年，美国物理学家斯尼德（J. Sneed，1938-）和奥地利出生的德国哲学家斯太格缪勒（W. Stegmüller，1923-1991）用结构主义对库恩的理论进行重构以来，形式化表述库恩思想的努力就没有停止。尽管库恩生前对此表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另外，重构科学变化的模型，以期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科学变化的全过程都包括进来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一个关于“科学变化”的“第一原理”成为研究者的动力。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参与到“库恩产业”中来，比如温伯格。尽管他高度评价库恩及其《结构》在历史上的地位，“《结构》比任何一本关于科学史的著作都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但他对库恩的一些具体观点感到不安。他认为，《结构》里所得出的“现在的标准和过去的标准之间完全无从比较”的结论是“太离谱了”。“尽管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员构成上发生了变化，现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女生和亚裔人员越来越多，但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的本性并没有变。”[Weinberg 2001，p.136]
科学家直接参与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由于他们同时又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对当代的科学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的观点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作为《结构》的核心概念，“常规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曾遭到严厉的批判。现在是到了重新反省的时候了，尤其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浮躁的现实状况下，更应该深刻反省。
库恩与他的批评者之间最明显的分歧就在于对“常规科学”的看法不同。人们之所以对常规科学存在误解，与那个主张不断革命的波普尔有很大的关系。在饱受革命洗礼的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尔的主张，以为常规科学就是保成守旧，循规蹈矩，没有创见。其实大错特错！只有“常规科学”得以成立，迄今为止获得成功的研究传统才能得以保存。现在科学界最缺的就是让科学新人接受严格的训练，使他们懂得做科学的规矩，不要投机取巧。科学其实是最老实的事业，“大量科学实践是复合的、消耗性的扫尾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由最新的理论突破所建立的基础，并为以后继之而来的突破作必要的准备。”[Kuhn 1970，p. viii] “范式不只给科学家一张地图，也给了他们制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及标准，它们通常以难分难解的形式进入学者的脑中。因此当范式变迁时，通常决定问题及解答的正当性的判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库恩1989，页181] 很少有人看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以为直接跨越到“科学革命”才是正途。殊不知，只有做好“常规科学”，才有可能走向“科学革命”。指望有捷径可走的心态，其实是不成熟的。
新闻媒体为了争取轰动效应，最希望有革命性的事件出现，这也让一些想迅速出名的科研人员产生不良动机。前些日子关于所谓“上帝粒子”的报道，就充满了这样的喧嚣。不要整天幻想着科学革命马上就会到来。如果科学革命要来，它自然会来。在此之前，会有危机的迹象，会有不能解释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科学革命总是在致力于解决前一个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才出现。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还没有违背“标准模型”。谁也不知道下一场革命何时到来。现在是到了必须重申“常规科学”的重要性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结构》？
当刚刚三十出头的库恩充满激情地写下对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的评价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结构》：
所以《天球运行论》的意义不在于它自己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别人说了些什么。这本书引发了它自己并未宣告的一场革命。它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在科学思想史上是相当常见而又格外重要的现象。它们可以说是转变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的文本；一部制造革命的著作既有旧有传统的顶峰，又是未来新传统的源泉。[库恩2003a，页133-134]
《结构》50周年纪念版的封底上则有下面一段话：
一本好书或许能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一部伟大的书，则会改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实际上会变成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学者，库恩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他是英文世界里很少见的科学史学术领域的畅销书作者。不算26种语言的译本，《结构》一书光英文版就出售了140万册。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专门向库恩致敬的会议。由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当时唯一在世的成员，已85岁高龄的亨普尔（Carl G. Hemple，1905-1997）代表与会者亲自向库恩致颂辞。美国科学哲学家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1944-）、哈金，库恩的学生海尔布伦、布赫瓦尔德和外斯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的顶级人物，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的近百位同事出席研讨会。当库恩迈入会场时，全体与会人员一起起立，长时间鼓掌。此刻库恩“都不知该说什么了”。[Heilbron 1998，p.514] 然而，在享受表面的荣耀时，他内心深处的忧虑却始终挥之不去。后来出版的经过修改的论文集，收录了他的“后记”，作为对发言者的回复。尽管他充分肯定了发言者的工作，但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Horwich 1993](作者注：库恩很少说别人真正理解了他，唯一的例外是霍伊宁根-许纳。他在给后者的书写序时说：“霍伊宁根-许纳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参见[Hoyningen-Huene 1993，p.1]。) 他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贡献能被普遍理解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库恩的学术知己保罗·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被库恩誉为“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
库恩生前不被人理解，并非是由他的写作风格造成的，也与他的所谓人品和个性没有太大关系。在写作方面，“他是一位大师”，在同事眼里，“他和蔼可亲，相当迷人”[Edge et al. 1997，p. 499，p. 486]。不被理解的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读者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语言背后的真正含义——他本人对此也要负一定责任。为了尽可能让饱受分析哲学浸淫的哲学家群体理解他的思路，他不断改变对概念的界定，试图用语言哲学来精致化自己先前从活生生的科学史中提炼出来的粗糙概念。对自创概念的精致化成了库恩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否能用被语言哲学改造和准确定义过的新概念来更好地说明科学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其实是非常让人怀疑的。不同的语言体系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承诺。他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谈到达尔文和普朗克当年的处境时，很有点“夫子自道”的味道：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结尾处，有一段极有洞察力的话：“虽然我完全相信此书观点的真理性……，但是对于观点与我完全相反的博物学家，我并没有期望能使他们信服，他们的心目中已充满从他们的观点去观察到的事实……，但是我有信心面对未来，面对那些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博物学家，他们将毫无偏见地去看这个问题上的两种观点。”而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确立与其说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库恩2003b，页136]
©️此文曾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4期（2012）页32-55，原标题为《库恩的身份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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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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