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age.tianshugan.com/file/202212/1599841521127940097.jpg)
![[美国]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age.tianshugan.com/tp/25.jpg)
■ 梁永安 近年来，“家”和“社区”成为很多关注城市发展的专业人士倾注更多心力的关键词。 越来越多的规划师、建筑师开始拿起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工具，启迪、助力自己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起和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有关的课题，以打破学科界限的方式，参与探索未来城市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安排。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就是其中一位积极的思考者、行动者。 应本版之邀，梁永安整理了自己近年来在多个国家工作、生活过程中的观察、体验、感悟，与读者交流、分享，以期为更多人带来启示。 时代课题： 如何张扬“人”的原创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世界的城市空间或多或少地进入半封闭甚至封闭状态。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人们愈发依赖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线上”的虚拟空间不断替代“线下”的实体空间。 数字技术对社会空间的改变，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广泛、如此强劲。“线上”虚拟空间的放大，使“线下”现实空间的许多束缚被打破，很多“线下”做不到的事儿，“线上”却轻而易举。 例如，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革教育方式，聚集起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创新型大脑，将许多极其复杂的知识图像化、具象化，吸引了全世界500余万特定学习者。 可汗学院的创办者家境贫寒，却能创造互联网时代的奇迹，连比尔·盖茨都感慨：“他能用极有限的资源干出这么一番大事业，真是令人惊叹！” 在我看来，其中并没有什么深邃的奥秘，只有一个网络技术社会中的朴素道理：每一种新的技术都是人的能力的延伸，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它、理解它，能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诚如萨尔曼·可汗所言：“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但因为我们的世界没能认出这些天才，世界上大概有50个‘爱因斯坦’活着却默默离开人世。未来世界，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掘自己的潜能，我们就有可能在各个领域找到其他50个‘爱因斯坦’。” 从文学的视角看，上述变化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从本质上说，文学属于艺术门类中的语言艺术，从我的理解上看，文学更是一种时间艺术。 这个“时间”一方面是文学得以产生的线性物理时间、现实历史变迁，另一方面是文字符号建构的想象时间，表达着人们内心无形的生命向往，所谓“逝者如斯夫”无处不在。每个人的生命形态既取决于外部的社会条件，又取决于精神内部的期待。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程度，衡量着一个人的意识宽度和生存欲望，决定着每个人面向未来的动量。 在“线上”空间中，人们如何张扬自己的原创力量，获得人生的新可能？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也可能在时代快速的变化中迷失方向。 精神文化的城市化过程比想象中来得漫长 法国摄影师杜瓦诺有一幅特别经典的摄影作品《维尔旅馆前的接吻》。画面中，一对年轻人在巴黎最豪华的维尔旅馆前面接吻，旁边很多人视而不见地走过。 看着好像挺浪漫，实际上摄影师要拍的，并不是浪漫。他要拍的主要是旁边经过的人。那些人匆匆忙忙，各有目标，根本不理这一对恋人。 这就是一种象征，传达出城市公共空间的特质。在充满流动性的城市里，人和人的交互性、介入性大大降低，自由空前地被放大了。 传统乡村社会是血缘社会、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有高度的干预性，而城市基本的要素就是自由。从精神层面说，这种自由维护了每个人的自主性。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下，这种自主性的实现方式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 现代欧洲城市化的开始是工业革命。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速度很快。1850年前后，英国城市人口就达到总人口的50%。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积淀。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发展不断加速。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 速度发展太“猛”，也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很多人的身体在城市里面，他们的精神世界却还在乡村。城市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从陌生到熟悉，这个精神文化的城市化过程很漫长。 于是，一种现象普遍存在。很多人在城市里天天赶路回家，好像有一个安居之所，但实际上是寄寓在城市空间里的流浪者，精神上没有家。从时间维度上看，他们的无形的精神还在过去的乡村里，是城市中的陌生人。这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精神文化上有没有进城。 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讲过，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是一个传播者，是文化流动的地方。城市的意义在于各种文化互相汇聚和聚合之后产生的创造性。目前我们很多人在文化上和城市的本质性分离，造成普遍的文化自我矛盾。这个自我矛盾的背后，是差距社会与差别社会的矛盾。 以往的农业社会、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是一个差距社会、一元化社会，人和人的区别是地位，是话语权。他高你低，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就是一场拼命。人人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差距社会看上去似乎也有各种区别，但基本价值观是一元的，这是当时的人思想不自由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是一个差别社会。这里所说的“差别”不是纵向的，是横向的。每个人都不需要和别人比，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原生价值。这样一来，人就有一种很大的自信，都有自己的价值确信，没有失败者的灰心丧气。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看到杜瓦诺拍的这张《维尔旅馆前的接吻》，心里也许会焦虑。 按照传统来讲，这好像是一张浪漫的照片，但每个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反思自己：自己身在城市，到底有没有实现城市人应有的文化心灵自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城市精神听起来宏大其实融化在微小空间中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很多人进入让自己倍感陌生的城市以后，到了上海就努力变成新上海人，到了北京就努力变成新北京人，把自己原来的东西不断重组、整理，把自己的人生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段，变成一个不断被重新定位的人力资源。这个过程注定是不容易的，要面临很多的艰难甚至失败。 为什么说“失败”？因为在目前的城市里面还没有足够多元的精神空间。在“奋斗”的过程里面，人都有一个文化上的“缺陷”：每个在差距社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焦虑，都想“力争上游”，生存目标特别尖锐，直来直去，没有文化宽度，只有千篇一律的竞争性观念。没有了文化宽度，人表面上看上去很有力量，踌躇满志，其实很单薄。 真正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和世界之间的精神关系很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连接不仅有功能性，更有思想和情感。这不但体现在城市的宏观，也更多地融化在了城市的微小空间中。 我在日本工作时，看到有的水果摊很特别。日本水果挺贵的，一小篮水果就要六七百日元。但有的水果小店会特别摆放几个小篮子，里面装的水果也不少，大部分都挺新鲜，其中大概会有两个将近过期的。这几个水果篮子都只要100日元。 店家为何会有这样的安排？我询问了之后才了解，这些水果篮子是专门为收入较低的人群设置的，有钱的人会自觉地不买。 慢慢地，当我走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也会很喜欢观察这一类细节，想看看我们的城市空间里有多少人间温暖、有多少人性空间。 这方面也有教训。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简·雅各布斯曾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专门分析了这一方面。 二战过后，美国在中产化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新兴城市，出现了三大弊端。 第一是汽车和高架路的普及，让城市人习惯了开车上班、下班就回家的通勤模式，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显著减少。 第二是高层建筑的普及“摧毁”了广义上的社区。 孩子们住在一栋栋大楼里，跟别的孩子接触很少，也不相伴嬉戏了。曾有社会学统计显示，住在高层建筑里面的孩子，平均智商比住在平地上孩子的低两个百分点左右。这背后的原因值得细细思量。 第三是大型公共建筑的普遍兴起、城市空间尺度越来越大。 由于公共建筑规模、体量越造越大，微小的个体进入巨大空间后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迷失感。一些城市道路越造越宽。人走在城市中，要不断穿越一条又一条看起来“对岸遥远”的街道。由于过街不易，更多人都只是埋头赶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少了。联想到欧洲传统城邦的空间结构以“步行距离”为基础，道路不过十来米宽。在那样的空间尺度下，人和人之间是可视的，更易实现交互、产生连接。 针对美国二战后畸形的城市化，二十多年前，欧美兴起“新都市主义”，宗旨就是要回归人和人的密切交往。“新都市主义”提倡城市空间设计要以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连接为基础，依托交通枢纽，构建以500米为半径的新型社区，建立以步行为纽带的新交往方式。 西方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伦敦是多么错杂。那些在泰晤士河岸制作皮革的血汗工厂、那些无家可归沦为盗贼的孩子、那些维护资本家欺凌穷人的法庭…… 狄更斯去世后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中国有城市发展上的后发优势，看看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和进行过的反思，会收获不少启发。当然，中国今天的发展不能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简单类比。下一步我们如何创新？如何在城市中给人“有家可回”的归属感？这都需要努力探索。 社会发展呼唤 新型生活方式的细节培育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绝不能小看这个数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10亿人口级的大国达到这个水平。 回看历史，美国达到这个水平是在1978年，日本是在1981年，英国是在1986年，新加坡是在1989年。而达到人均两万美元，美国用了9年，日本用了6年，英国用了9年，新加坡用了5年。 我们要重视一个历史现象：这些达到人均两万美元的国家，没有一个倒退下来。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城市化、中产化的行程中，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获得了整合，相互承认文化上的差异，让不同的选择都获得存在空间。 而马来西亚、阿根廷等曾经超过人均GDP 1万美元的国家，都在1万到2万美元之间停滞不前，甚至快速下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与人的文化发展不匹配。经济发展了，人的欲望也放大了，人和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城市发展史，互不相容，导致政治动荡，民生凋敝。 可以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人的发展将慢慢取代经济发展，位于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核心位置，人的创造性、丰富性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在此过程中，那些价值观念较单一、精神内涵较平面的人，将不足以承担这一发展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可见，我国要在未来走过充满挑战的发展之路，人的建设是关键中的关键。社会在这一阶段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新问题，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原创精神，需要细化的专业能力，需要面向未知的伟大探索勇气，需要以“不同于他人”为光荣的创新精神。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人口红利才能转化为现代国家一往无前的力量。 而如果当代人都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上，千人一面地争当“人上人”，仍然在古老差距社会的陈旧意识中攀爬，互相比赛谁更符合简单的“成功”标准，那将会制造出数不清的未来危机。当然，历史性的转变需要一度一度地转动，而不是180度的突变。新型社会的实现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新观念，更多地要落实在新型生活方式的细节培育上。新型社会人的文化生命则来自文化养成的过程，细节决定质量，细节展开时间，细节延伸一切丰富与可能。 诚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我们高五六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支出的比例很大。国际旅行、读书、看电影、听音乐、参与各类文艺型社交活动……这一切，使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相互促进，人的精神增长点很多，每个人的特性都能获得适度的伸展空间。 相较而言，当下，我们的物质消费占到了绝大部分，文化生活方式还不够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为物质攀比所困，为生活中各种表层上的“差距”焦虑。如果人们长期被固化在这样的思维定式里，经济发展建设的庞大城市空间会变得低效，人的价值无法充分施展。 如何激活当代人的生命时间，不让空间变成主人？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很多症结是交互的，需要整个社会贯通思考，需要创造新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我们在追求城市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