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域外小说集》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更为坚定。鲁迅不翻译英美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吃力不讨好。鲁迅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更为坚定。鲁迅不翻译英美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吃力不讨好。鲁迅绝没有轻视英美法德诸大国文学的意思,他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东欧文学?既有文学的原因——他们确有优秀作家和作品,也有社会原因,境遇类似,翻译过来作为他山之石,最为切近。

自1907年《摩罗诗力说》发表以来,鲁迅一直高度重视对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上世纪30年代中叶,林语堂嘲笑鲁迅一向不去翻译英美法德诸大国的著名作品,却专译小国的文学,周作人简介及作品,“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事不是。”(《今文八弊(中)》)鲁迅生气地反击道:“绍介波兰诗人,还远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

鲁迅于1903年翻译了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署名“庚辰”(载《浙江潮》第5期,未收集,发现后重新发表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并有译者附言,一般认为这是鲁迅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当时鲁迅对雨果十分崇拜,曾专门购买了八大册的《嚣俄(雨果)作品选集》。《哀尘》原是《随见录》(Chosesvues)中的一篇,题为《芳汀的来历》(L’originedeFantine),写妓女芳汀的不幸遭遇,后来作者将这一事件写入《悲惨世界》第五卷。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早期重要的翻译作品,也是他一生出版的仅有的两部法国文学译著,前者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Delaterreàlalune,1865),《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Voyageaucentredelaterre,1864),鲁迅的译文均由日文转译而来。在鲁迅留学的前夕,日本有过一阵科学小说热,翻译家井上勤等人译出了凡尔纳的大量作品,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鲁迅的译本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删节合并、“截长补短”,使得每一回的字数基本相等——而不是像原作那样,有的章节字数多,有的章节字数少,如十六章几乎是十七章的七、八倍,在体例上十分接近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这种接近更明显地表现在每回的回目上,鲁迅完全放弃了原书的标题而代之以自拟的七字或八字的对偶句。比如原书第一章是“Le Gun-Club”(《大炮俱乐部》),鲁迅译本的第一回是《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寂寥社长贻书》。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苏联作家。 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

既然在字数、回目上刻意模仿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那么在每回的末尾,也就不能不配套地出现章回小说所常见的套话。以第一章《大炮俱乐部》为例,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根据原文直译是这样的:“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下面几句话:‘大炮俱乐部主席荣幸地通知他的会员,他将在本月五日的会议上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因此,他请求他们接受这次邀请,届时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参加会议。大炮俱乐部主席因倍·巴比康十月三日于巴尔的摩。’”试比较鲁迅的译文:“到了次日,忽见有个邮信夫进来,手上拿着书信,放下自去。社员连忙拆开看时,只见上写道:‘本月五日集会时,欲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谨乞同盟诸君子贲临,勿迟是幸!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十月三日书于拔尔祛摩。’社员看毕,没一个晓得这哑谜儿,惟有面面相觑。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听社长的报告。正是: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显然,“社员看毕”以下的内容都为原文所无,是译者为了照顾章回小说的体例增加的。这样,鲁迅译文的改动就不仅仅表现在大量的删节方面,也表现在少许的增加——主要出现在每回的末尾,但也有在章回当中的——都是译者兴之所至,随手添加的。如第一回中竟出现了陶渊明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使不对照原文,也可以知道这是译者取便发挥擅自添加的。

除了上述种种比较大的改动之外,在具体的字句翻译上,鲁迅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同样是时有增减的。例如上文所引第一章的末尾一段,原文只说“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译文中却多出一个“邮信夫”,原信中强调“大炮俱乐部主席”将“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而译文却改为“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

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文字的增减变化是鲁迅翻译这两部科学小说的明显特点。这样的译本显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只能看作译述,或改作。鲁迅这么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为了照顾当时的读者。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介绍自己的翻译体例,有一条就是“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既然能够删,也就可以加,尽管这一点鲁迅未尝明言。

根据某种需要改变原文是当时中国翻译界流行的风气。自林纾以来,许多译者将外国小说改造成中国小说的样子。鲁迅后来彻底改变了翻译策略,决定不再仿效“近世名人林琴南”(《域外小说集》“序言”),采用直译甚至“硬译”的方法,但此时却不能不受他的影响。后来鲁迅颇有悔其少译的意思,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周作人《域外小说集》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同样没有落实的还有高庚的散文集《诺阿,诺阿》。法国后期印象派大画家高庚一度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隐居数年,后来写成这一部散文集,非常有名。鲁迅早就读过此书的德文译本(详见1912年7月11日日记)。1933年左右鲁迅有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特别写了一则出版预告:“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按现在通译塔希提)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图十二幅,现已付印。”最后四字似乃商业广告,事实上并没有付印,也看不到鲁迅的译稿,估计他尚未来得及动手。所谓“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乃鲁迅为躲避国民党出版审查使用的障眼法,译者署名“罗怃”——鲁迅众多笔名中的一个。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篇是纪德的《描写自己》(载1934年《译文》月刊第1卷第2期),鲁迅在“译者附记”中写道:“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纪德的这篇自叙言简意赅,但生动地写出了自己性格和创作的特色,被鲁迅选中并优先翻译过来,是不难理解的。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与厉绥。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则更为坚定。他在1934年9月为《译文》月刊所写“发刊辞”中说:“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这段话再次说明,虽然鲁迅本人翻译俄苏东欧的文学作品为多,但他的视野绝不受此局限,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

除了阿波利奈尔、纪德,鲁迅还翻译过法国作家路易·菲立普的《捕狮》《食人人种的话》(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第一册《奇剑及其他》,1929年4月出版)。鲁迅晚年对法国作家法朗士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建议江绍原、黎烈文等加以译介。1936年2月1日他致信黎烈文,评论惠赠所译《企鹅岛》,称赞法朗士的作品“精博锋利”。(顾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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