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汪曾祺,写完这部小和尚谈恋爱,当年非议很多
有一个公社的书记,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天开公社干部会议,汪曾祺的作品有哪些,第二天整理会场准备再开会,看见桌上的胶台布上写着,是《受戒》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当汪曾祺不无得意地向香港作家施叔青讲述这件事时,距离《受戒》问世已逾七年,中国的文艺环境已变化巨大,且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
有了大体设想后,他与别人谈起过,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提出的这些观念,在今日中国,已成常识,也不会有人再去问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但若回到八零年的语境,是能够领会何以作者及周边人群,都怀揣着一份担忧。
书评《大淖记事》著/汪曾祺 文/曹金凤(北京农职图书馆)汪曾祺,出生在水乡高邮,老来客居北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心逐渐闲适而安详,晚年的汪老是个“可爱的老头儿”,他的亲情 散文 ,如家人闲坐,。
汪曾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不妨说,对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迷恋,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背后,潜藏着不同人群对《受戒》的多重解读。据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象,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四十三年前的僧俗生活会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当年风靡一时的传读给了《受戒》一个标签:“小和尚谈恋爱”。这个浅白标签其实恰当地表明了《受戒》在道德禁区的“冒犯”意味。
汪曾祺的作品恬淡闲适,自由灵畅,可见作者自然通脱的生活追求,平淡的结尾往往蕴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让人有一种隐隐的悸动。 受戒读后感(三) 《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庵赵庄的地方。“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
比如,让公社干部们如是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都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
又如《大淖记事》里:“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这里“飘过来,飘过去”六个再普通不过的字,将巧云和十一子相互爱慕却没能确定的情态表达得格外温婉动人。。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加一但书:“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
汪曾祺写的《大淖记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巧云和锡匠十一子的生死恋。故事的开始没有一来就把两个人弄出来,而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描画了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画,画中具有浓郁的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