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沛国相(今安徽相山)人;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同为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两人学术经历相仿,博学多通,“实事疾妄”,喜“非毁俗儒”。二人都是主张生死自然的无神论者,桓谭“以烛火喻形神”,认为精神不能离开人体而存在,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而独存;王充认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是因为精气血脉在,“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王充受桓谭影响颇深,《论衡·超奇》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尽管《。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浙学”与“徽学”交涉人物。嵇康先祖原姓“奚”,世居会稽上虞,为躲避仇家才迁徙到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因铚县有嵇山,奚氏安家于其侧,便以“嵇山”之“嵇”为姓。鲁迅喜欢魏晋文章,尤其推崇嵇康,1913至1935年先后十多次校勘《嵇康集》,故而在人格、思想和为文风格上深受嵇康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马上打天下”倚仗的是以武人为骨干的淮西集团;而“马下治天下”则需要倚赖以刘基、宋濂、王袆为代表的浙东文人,进而促成了洪武儒学的发展。明代学术的主流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派。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进士,其座师则有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阳明对朱子学用功颇深,先有“格竹”悟“理”失败的教训,才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朱熹不是阳明的“论敌”,而是学术诤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即为调和“朱陆之辩”以证明理学心学同为“圣人之学”。而提揭朱陆“始异终同”的先驱,则是阳明的座师程敏政,其编《道一编》实已发《朱子晚年定论》之先声。王阳明在滁州、池州等地讲学也培养了一批弟子。正德年间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阳明先生年谱》),其滁州籍门人有孟源、孟津、姚瑛等。弘治年间,王阳明奉命至南直隶审决积案重囚,事竣游池州九华山、齐山,结识秀才柯乔;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又数番驻足九华山、齐山。池州籍阳明弟子有柯乔、李呈祥、江学曾、施宗道等。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伴随着心学的消退而兴起,浙江余姚的黄宗羲、安徽桐城的方以智则是实学家的代表。方以智曾祖父方学渐系泰州学派传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为其立传。因为父辈与东林党有渊源,方以智、黄宗羲得以结识,一同加入“复社”同阉党余孽阮大铖做斗争。明朝灭亡,二人支持南明王朝抗击南下清兵,作为遗民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反思明朝覆亡的教训,同时还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此外,黄宗羲晚年还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安徽黄山,并为汪栗亭的《黄山续志》作序。
清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外,实则还有浙东经史学派。皖派的戴震与浙派的章学诚有着特殊的学缘。胡适为澄清戴震与章学诚之间的关联,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戴东原的哲学》,表彰二人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此外,章太炎对戴震颇为推崇,在《新方言·序言》中详细阐发戴震《转语》中的意见,还撰《释戴(震)》一文表彰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的驳斥。
徽学与浙学在近现代的互学互鉴,可以从陶行知对阳明学的吸收借鉴,胡适、陈独秀与鲁迅、蔡元培、陈望道的交游来考察。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歙县陶氏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明正德年间迁居歙县。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知行”,又易名“行知”,还曾用“行知行”为笔名,这一切源于浙江的王阳明。据考证:清宣统三年(1911),21岁的陶文濬开始研究王阳明,接受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断,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1927年6月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1934年7月在《生活教育》上发表题为《行知行》的文章后,正式更名“陶行知”。
年表第2册胡适文存第3册胡适文存二集第4册胡适文存三集第5册胡适文存四集人权论集南游杂忆第6册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7册章实斋先生年谱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戴东原的哲学齐白石。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3日11版)
胡适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中的东方一支,与西方哲学处于对等的位置。从而打破了西方学者一向宣扬“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的谬见,确立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还在《导言》中提出了研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