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的作者及作品简介，唐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唐诗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今，以唐诗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相关硕博论文有2900余篇，邻近学科涉及唐诗的论文约8000篇，合计超过20000篇。另据尚永亮《近20年唐诗研究述论》统计，1978-2018年唐诗研究的成果多达34930项。当然，唐诗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几何式增长上，更体现在质量的明显提高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有如下突出特点：
文化学研究热。超出单一的文学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讨论唐诗，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寅恪创“以诗证史”之法，并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着重探索隐藏于文学背后的历史底蕴，对学界深有启发。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讨论了盛唐政治与诗坛的关系，如论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与迷信道教方术对诗坛带来的影响；玉真公主对诗人的提携于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盛唐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对盛唐诗歌的正面推进作用；李林甫、杨氏兄妹专权跋扈对盛唐诗坛的伤害等，均从文史结合的维度作了自己的解读。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诗史释证》《古诗考释》等书，自觉运用陈寅恪的方法，对唐诗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精到见解。傅璇琮、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则由史学入手，探寻唐诗的历史背景，既从正史、野史笔记出发，更重视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域外文献等，使唐诗研究扎根在历史的沃土中。尚永亮关注诗人贬谪与创作的关系，李浩系统考察地域、士族与诗歌的关系，戴伟华关注唐代使府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系列论著问世。孙昌武、陈允吉及李小荣、张勇等，致力于研究佛教与唐诗之关系。如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论佛寺壁画与唐诗之关系，论王维、韩愈、李贺诗歌与佛教之因缘；而对于道教、儒学与唐诗之关系的考察，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刘顺的《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都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开创的、以《唐声诗》为代表的唐诗与音乐研究，为其弟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袁行霈、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之交集，《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中均有精彩论述。将唐诗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有益处。
表面上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小说史的一个定论或常识，如董乃斌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和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唐代传奇小说论》都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看法。但是，由于唐代小说自身的丰富性，更由于古代小说的。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唐诗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认识尚待加强，艺术研究亦嫌薄弱。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充分运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使唐诗研究迈向新的高峰。
49、《中国文化读本》，董乃斌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50、中国文学史，在章培恒、袁行霈、郭预衡主编的三种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中，任选一部通读。5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7日11版）
身世：《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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