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感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傅正老师授权转载！

内容提要

因之民族危机的刺激，地理学在清末蔚为显学，政治地理学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这门学问1897年始创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讨论的是国家有机体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并由其学生契伦发展成为地缘政治学。换言之，近代地理学产生于地理大发现，却在19世纪末具有国家主义的底色，它既可能具备近代早期的进步主义元素，更可能蕴含19世纪后期的达尔文主义竞争哲学。这两种品质同时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构成了清末文明史观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进步主义；进化主义；国家有机体

一、楔子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起源于德国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1897年的著作《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politik）。受过严格生物学训练的拉氏把国家定义为“属于土地的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类似，国家有机体也会生长发育，也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攫取养料，“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1]

德国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八年以后，即1905年，这个定义被他的弟子契伦（Rudolf Kjellén）冠之以一个更为后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①]对此，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1859～1941）曾打过一个比方：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关系“同地理植物学或地理动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或动物地理学的关系相同。”[2]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政治地理学则是地理学的分支。

但这两门学问同出一源的事实决定了它们自诞生那天起就纠缠在一块，几不可辨。两者都研究政治与地理的关系，且意在体现国家意志对于地理空间的作用。这正如赫特纳本人的疑问：“人们可以具体地怀疑，政治地理学的考察究竟应该深入到国家性质中多大程度。”[2]他的美国追随者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 ，1899～1992）则索性指出，“在政治地理学的领域，地理学被用于特殊的目的，并超出求知的范围，因此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3]

其实何止政治地理学，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一切近代地理学的成就总是与殖民主义者的脚步须臾不离。借用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术语，与医学和军事学一样，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十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共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地理学虽然晚出，却最能透露整个近代地理学的底细。[②]

在学术分科已经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今天，人们也许不易察觉到地理学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然而清末读书人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逼迫下，才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地理学，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例如1901—1902年，《南洋七日报》编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地理》一书，索性把政治地理学等同于整个人文地理学：

研究地理有三种：曰数理地理，曰自然地理，曰政治地理。东西各国，类有专科，其用力一也，故其收效也钜。……

政治地理者，以地球视为人类之社会，犹之国家，而考其诸种配置之学科也。详而言之，在阐明地理于人类有如何关系，[耶]于政治上风土有如何关系，于社会上地理所及之力如何，若人类生业与天然形势之间如何交涉。故政治地理，要自历史上、人类上，及产业上观察讲究而综核之。[4]

按照这种说法，一切人地关系的学问都可以算在政治地理学的范围内，我们是否可以接着说，一切对于土地的占取行为本质上都是政治行为？[③]不宁唯是，该书的作者矢津昌永在别处更感慨道：

政治地理之名，译自英文，原文之义，所包甚广，名之曰“政治地理”未足尽此学科之意也。故遂有加以种种名称者，如对天文学、地文学而言，则曰“人文地理”；或以此学科所说之事实，专从人间社会与地理间而起，则又曰“人事地理”；或以其说邦国制度文物等，与地理相关之故，因附以“邦国地理”及“国家地理”等之名。然一言以蔽之，皆不外于政治地理之义焉。

政治地理之范围，既如是其广，故与其他诸学科之关系自大。若政治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尤有密切关系者也。惟因其关系之多，人遂有疑政治地理为一种汇集学问者。信如是言，则政治地理，殆为不独立之学科矣。抑知所谓政治地理者，实特立于此等诸学科之间，而超然有一系统者也。[5]

政治地理学竟成为了一切社会科学的元科学，是不是同样可以说，一切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学问都起源于国家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的活动？显然，这里的政治地理学几乎等同于一门历史哲学，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扩张其地理空间的行为需要某种历史理性垫底？

事实上，1903年《汉声》第6期刊载了一篇题为《史学之根本条件》的文章，皆特别提到了拉采尔：

物理条件，颇为古来学者所注意。至于近世孟德斯鸠、黑狄儿、孔德、巴克尔、达殷、利铁亚出，工夫渐密。近拉且儿设“人类地理学”之名（即人种地理学），从事于此方面之研究。然则我辈由此方针，渐次进步，物理条件，信可全通。兹取拉且儿所类别之物理条件为之部次：……[④] [6] 28-29

据学者考证，这是中国人最早介绍拉采尔及其理论的文章。[⑤] [7] 56或者说，中国人最初是把拉采尔的学说当作一种史学理论引进的。所谓的“物理条件”乃是现代历史学的前提，作者强调道：“随此方针，加之研究，必先以人类地理学为基础。”[6] 30这种表述也可能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经由政治地理学打底的现代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与孟德斯鸠殊无二致的环境决定论。

对于这种见解，美国人类学家洛威（Robert Heinrich Lowie，1883～1957）曾经提出过反驳：

和一些人的说法相反，拉策尔没有夸大过自然环境的力量。实际上他曾反复地告诫人们要提防这个陷阱。他更不象一些地理学家把气候看成是阴暗的支配者。他之所以能不致如此天真，是因为他认识到时间的因素……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排除人们对环境作出机械的反应：人类意志的不可估量的效力和人的无限的创造能力……没有人曾比拉策尔更多地强调历史的力量。[8]

拉采尔之所以不是环境决定论，就在于他充分强调“历史的力量”，这种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孟德斯鸠同样强调历史的力量，我们不能因为是否强调历史的力量就断定一个人是否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拉采尔等政治地理学家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机械论者的区别，还需要溯及到他们不同的历史观，尤其是要追问他们各自的历史动力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近代地理学的问题同时是历史学的问题，政治地理学同样是种文明史叙述，这当无疑义。这种文明史观将会如何冲击近代中国人的思维？

尽管学界早已关注清末时期的地理学浪潮，但专题研究却不多见。所幸既有成果中不乏佳作，它们虽未专门讨论政治地理学这个分支学科，但已然触及到了许多关键问题，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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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步主义与边疆地理学

1635年，为了争夺对中欧地区的控制权，本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居然站到了新教势力一边，向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开战。在首相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的授意下，法国政府宣布任何法国人在北回归线以南都不受欧洲公法的约束，可以任意截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随后英国政府也追寻法国的脚步，发出了同样的敕令。

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后来如是感叹：这一条界线划分出了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地带和非基督教世界的法外地带。界线以内是天主教国家严格遵守欧洲战争法则，界线以外则是新教势力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行动。如他所说：

以此线为界，欧洲结束，新世界开始。以此线为界，欧洲的法律，尤其是欧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因此，从这条线开始，迄今的欧洲国际法所推动的战争禁令也失效了，为占取而行的争战肆无忌惮。在这条线之外，一个“海外的”区域开始了，这里不存在战争的法律限制，所行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9] 63-64

旧世界与新世界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方式：前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惟交战程序明确，攻击对象也局限于敌方的军队；后者却是自然人之间的战争，不惟敌方军队，就连民用船只也处在掠夺的范围之内。后者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

不难发现，同样是对土地的掠夺，欧洲旧世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而美洲新世界却是以自然人为单位的。

1893年，美国地理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论文，提出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假说”（the Frontier Hypothesis），自此声名大噪。

特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总是把美国看作欧洲精神的延续，总是以欧洲视角审视美国，仿佛美国不过就是海外版的欧洲。如他所言：“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10] 58人口稠密的欧洲哪里有这样广阔的自由土地可供人拓殖？最起码两者对于边疆的理解就绝不相同：

美国边疆迥异于欧洲的边疆——一条贯穿于稠密人口的构筑了防御工事的疆界线。关于美国边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位于自由土地边缘。……

在美国的拓殖中，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生活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大陆的，以及美国如何改造和发展了那种生活方式，并反作用于欧洲。[10] 59-60

欧洲人的边疆是一条严格分明的界线，越界一寸都算侵犯对方领土。美国人的边疆却是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一片广阔变动地带。简言之，欧洲的边疆是固定的，美国的边疆是流动的。每一次欧洲内部的边疆变动都意味着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每一次美国边疆的变动仅仅意味着自然人的拓荒和垦殖。

他特别提到了天主教法国和新教英国在北美的不同活动方式：

法国人的殖民由其贸易边疆所决定，英国人的殖民由其农业边疆所决定。这两种边疆之间的对立就如同这两个国家的对立一般。迪凯纳（Duquesne）对易洛魁人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差别吗？去看一看我们国王已经构筑起的堡垒，你就会明白，你将依然能在他们的墙垒之下打猎。这些堡垒为了你们的利益而设置在你们时常出入的地方。而英国人恰恰相反，一旦占有了一块地方后，他们就将猎物赶跑。在他们前进时，森林被夷为平地，土地被暴露出来，以至于你几乎找不到用以建造一处窝棚的过夜之所。”[10] 71-72

简而言之，法国人在乎贸易，英国人在乎农业。二者背后隐藏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法国重商主义相信金银天然具有价值，国家财富的多寡取决于金银的积累量。只要印第安人老实交出真金白银，法国人完全乐于跟其秋毫无犯。但信奉唯名论哲学的英国人压根不相信自然世界存在什么脱离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一切价值都是人赋予的。换句话说，土地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我在土地上施加了劳动，它才变得有价值，因而是属于我的。[⑦]

不难发现，在这两种经济哲学的地基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法国天主教传统相信个人之上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国家实体，英国新教则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基于个人利益建构出来的。特纳的说法庶几证明了施米特关于新、旧两个世界的判断：旧世界的原则是主权国家，新世界的原则是个人主义。只不过施米特眼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了特纳这里就成为了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诚如后者所说，“自从哥伦布的舰队驶入新世界（the New World）海域的时代开始，美洲就成为‘机会’的代称。”[10] 93

这种个人主义革新了美国宪法，造就了美国精神。比如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西进运动，“奴隶制的问题只是一个偶发事件。”特纳指出，北方工业的发展根本上代表了拓殖者的利益，“拓荒者需要沿海的货物，因此重大的一系列的内部改良和铁路立法勃然兴焉，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化的影响（nationlizing effects）。”须知正是林肯颁布《宅地法》才一举扭转了南北战争中的不利局面，为北方的获胜奠定了基础。正是西进运动夯实了联邦主义的土壤，因为“人口的移动性是地方主义的死穴，而西部边疆所造成的人口流动势不可遏。”[10] 81，86

更重要的是，美国精神实际上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拓荒运动：

其结果是，美国智慧的最突出特性的形成归功于边疆。粗鲁与活力加上敏锐与好奇，务实的、创造性的气质倾向，迅速地发现计策，熟练地控制物质，做出的东西缺乏艺术感但却强有力让人产生伟大的感觉，那些永不满足的和强健有力的力量，个人主义的突出，全力以赴为善与为恶，热爱自由并且加之保持乐观的心情和生气勃勃的行动——这些是边疆的特征，或者是由于边疆的存在而在别处被焕发出来的特征。[10] 92-93

西进运动涌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多少令人想起了后来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对于地理大发现的描述：

3、《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001年获华东地区古籍类优秀著作二等奖，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4、博士论文《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为中心》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人们感到，物质的世界已为人类心灵的勇气所征服。中古世纪人们对于直布罗陀（Gibraltar）的一句箴言——勿逾越——已为简写所否认；这句箴言现已成为逾越两字。一切限制解除，整个世界开放，凡事似都可能。现在，随着无畏、乐观的涌现，现代历史于此开始。[11]

所谓的美国精神就是大航海精神的缩写，它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启蒙主义殊无二致。但不同于孟德斯鸠之类，美国进步主义者不会认为，民族的性格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恰恰相反，它来自于对地理环境的征服。

美国边疆地理学的历史基调固如是哉，然则拥挤的欧洲又会孕育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三、自然选择与国家有机体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混淆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与进化主义（evolutionism）。其实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指人类世界按照一个预定的目的或计划前进，它来自于基督教的上帝神圣计划（holy project）。或者说，地理大发现使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历史的实践完成上帝的伟大构想。

相反，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著作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直接地（虽然远非致命地）打击了‘进步论者’（progressionists）”。[12]“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恰恰告诉人们，事物的结局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现实斗争的结果。马克思在给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信中就很清楚地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13]是以进化主义从来不回答关于世界普遍进步原理的问题，它只回答生物有机体在与环境的斗争中如何自我完善的问题。不知马克思在赞扬达尔文摧毁自然目的论的时候，是否想过该学说有朝一日会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倘若人类社会也遵照自然选择的原理，我们还能说历史朝着某个方向进步吗？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在名著《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就说要感谢英国的博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那种“对于道德起源的颠倒的、反常的英国式态度”，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有了探寻道德发生史的冲动。[14]这本小书猛烈抨击了教士阶层的道德哲学，历史目的论当然也在教士哲学的谱系之中。“谱系学”（Genealogy）无疑是要反对那种后一个阶段扬弃前一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包含前一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方式。后人未必比前人进步，他完全可能与前人有某种家族相似或者家族对立。

在尼采看来，今天的道德学家无疑与古代奴隶、中世纪基督教士同处于一个族谱，而他本人则与古代贵族、中世纪骑士同处于一个族谱，二者截然对立。总而言之，强者不是道德主义者，决定强者的条件不是看他能否顺应历史目的，而是看他能不能在同环境的斗争中体现出自己的权力意志。尼采让自然选择学说从博物学跨越到了人类社会。如果我们把权力意志的主体定义为国家，而不是自然人，又会发生什么呢？

不要忘记前述拉采尔对于政治地理学的权威定义。他补充道，国家越扩张，其疆界与领土面积的比例就越小。

对德意志帝国而言，其疆域面积要达到71平方千米才获得一千米的边界，对巴塞尔市而言只需要0.85平方千米，两者间相差82倍。[15]

按照这个逻辑，国家的生存空间越大，受到的周边压力就越小，应对周边压力的能力也就越强，越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在这里，生物有机体变成了国家有机体，自然环境变成了地理空间。

现代国家有机体不是中世纪的王朝。国家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是全体国民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君主或骑士之间的竞争。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必须对它内部的各个组织、各个细胞进行总体性的掌控。为了地理空间，为了有机体的生长，国家需要全方位掌握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国民身体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绝不是道德进步的结果，而是现实国家竞争的结果。

“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个概念因为福柯（Michel Foucault）而为国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顾及到它不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或福柯的发明创造[⑧]，而来自于拉采尔的高足、“地缘政治学之父”契伦。诚如莱姆克（Thomas Lemke）所言，“生命政治”的定义是“处理生命问题（希腊文：bíos）的政治（politics that deals with life）”，而不是“用政治处理生命（politics deals with life）问题”。它的重点不是政治有机体之下的个别生命，而是掌控个别生命的政治有机体。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才是生命政治的根本。[16]

《游学译编》1903年第5至7期曾连载日本人守屋荒美雄所著的《国际地理学》，开篇就说：

国家之贵有主权者，以倚之能统驭国土与臣民也，主权得则国赖以存，主权失则国随以灭。古今来国家之兴废存亡，亦云多矣，要视其主权之有无焉耳。[17] 70

是书虽名为“国际地理”，却无一言论及欧洲主权国家，而是通篇在谈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如何丢掉主权的。它的中文译者如是概括全书大旨：

若埃及，若安南，皆列于半独立国；若杜兰斯哇尔，若鄂兰吉，若波兰皆无主权国也。杜、鄂两国之亡也，以矿产丰富，军备单薄，不克保守以御外人。波兰之亡也，以其政府与志士相仇，互假外援、互相残杀，而列强乘之，五裂四分，同归于尽。安南则以教案亡国。埃及则以其主威斯明流及济度，相继嗣位，以媚悦为外交，又荒淫无度，始则以本国之铁道权、运道权（苏彝士河）、矿山权，相赠于英法；继则以国债繁多，内政紊乱，并以全国财政权、法令权，概归于外人之手，卒致国君被放逐于境外，农民掘草根以为食。近时亡国之惨，盖未有盛于埃及者也。[⑨] [17] 69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就是比拼汲取资源和动员人民的能力，国家扩张地理空间的行为就是尽可能地控制新的领土和人口。以上亡国之例或是军力单薄，守备不足，或是内部政争，里通外国，总之，不足以保卫本国资源。译者为什么独独对埃及不惜笔墨，对比对比中国彼时的状况，当不难想见。

借用梁启超的名言尽可一言以蔽之：“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18] 97，“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9]22（文集页）

四、民族危机下的政治地理学

早在光绪四年（1878）农历十月十一日，行将赴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上海接见了一位叫作张焕纶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时值俄国利用阿古柏叛乱之机，以保护通商为名，强占伊犁地方。清廷正拟派遣号称“熟知洋务”的钦差大臣崇厚前去谈判，以索回这座北疆重镇。曾纪泽、张焕纶两人当然谈到了岌岌可危的新疆局势，说得更准确些，张焕纶正是为伊犁一事而来。

张焕纶

曾纪泽是新任驻英公使，而不是赴俄谈判代表。按理说张焕纶应该去找崇厚、李鸿章才对，为何跑来见曾纪泽？根据曾氏日记所载，当时张焕纶向他“条陈六策”，为首一条就说：

今日之俄，七国之秦，而英则齐，土则魏也。秦人不得志于魏，不能踦六国；俄人不得志于土，不能踦欧洲。秦人远交齐而近攻魏，秦之得志于六国，齐为之也。英人阳护土而阴蔽欧洲，俄之不得志于欧洲，英为之也。伯灵城之会（按，1878年柏林会议），各国公使多观望游移，岂不曰英之护土、护印度也，私也。是诚然矣。岂知印度危而英危，英危而欧洲诸国亦必危，且岂惟欧洲诸国哉？诚能未雨绸缪，厚结英好，英既德我，俄亦不敢正视。而新疆回部，地近印度，俄人挟以要我。俄人得志于新疆，亦英人之忧也。异时或当得英之助，出为排解。英既出全力以护土，独不能稍出馀力以助我哉？或谓英、俄同虎狼也，英何独可亲？岂知今日之英，将有外强中干之渐，故一切措施，务为保泰持盈之计，与道光时迥异，断可坦然相与者也。[20] 842-843

张焕纶把世界形势比作战国时代，英俄犹如齐秦两强，土耳其类于魏国，法德则同于韩赵，俄之必得黑海海峡而后能经略地中海，夫如秦之必得魏地而后能进取中原。所不同者，齐国非但不支持三晋合纵，反而与秦国连横，英国却能扶持土耳其紧扼海峡，把俄国舰队堵在黑海。是以战国之局，秦能独大，维也纳体系却始终保持均势。

张氏的意思很明确，新疆局势与印度密切相关，而印度的安危又系于遥远的土耳其。罗斯托夫斯基（Labanov Rostovsky）有言：“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近。”[21]英、德等国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逼迫沙皇吐出第十次俄土战争的胜利果实，报复心切的俄国人能不在中亚有所动作，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此诚如后世史家所论，“俄土之战，实为俄英之战也。俄国受此打击之后，遂有失之东欧，求之中亚之意，乃积极加强其对中国之侵略，此为无容否认之事实。”[22]既然英俄地缘政治冲突与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定有莫大的关系，则行将赴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岂非当局之人？

曾纪泽在谈话之后如是评价张焕纶：“此君英年好学，器宇不凡，所陈六条，卓然有识，非浮泛空谈可比”。[20] 842后此曾氏之能收回伊犁主权，名垂青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英俄矛盾。

近日读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提到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早已对此作了考释，第57页注指杨绛《唐吉诃德 译余琐掇》，载《读书》1984年第9期。另外，徐文堪 黄河清《关于近现代汉语新词。

我们无从知晓张焕纶是否了解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但他的判断几乎与皇家地理学会如出一辙。[23]时隔25年后，即1904年初，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正是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把英俄两国从巴尔干到中亚的对抗提升到了世界文明史的高度。

也就是麦金德发表该论文的同年，58岁的张焕纶离开了人世，他生平未尝从政，却成为了教育家。那年的中国，地理学已是显学。次年，值日俄战争甫一结束，留东学生刘鸿钧就撮抄日人著作，撰写了《政治地理》一书。学者有谓，这是“当时编译的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的政治地理学著作”。[7] 28刘著劈头就称：“政治地理者，为人文地理中尤重要之一科。得其概略，则今世界之大势，以及政治组织之机关，可一览而备悉焉。”[24] 1所谓“大势”又指何物呢？

至于普及政治地理学的用意，刘鸿钧表露无遗：

自欧势东侵以后，而我国政府于外交战事，屡失机宜。满洲为俄领矣（现归日人占领）；香港为英领矣；澳门为葡领矣；台澎为日领矣。于是各国群起，遂相与侧目重足，以侵略东方。因《清俄密约》一成，而德国乃直据胶州湾，英国索威海卫，法国亦索广州湾，以互相牵制。其他于矿山，于铁路，各要求订盟，以结不割让与他国之约。是以我国虽有独立自主之权，不能自行左右，而各国诛求无厌之心，亦无一时而或已。[24] 43

1896年6月3日，还在为“三国干涉还辽”自鸣得意的李鸿章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的哄骗下，谈判不及半月就草草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或《清俄密约》）。该条约不仅促成经由华俄道胜银行的借款，使沙俄掌握了中国地方财政大权，更出让了旅顺、大连两港和中东铁路及周边的一切利权，甚至东北三省的新军编练都要一律聘请俄国教官！

一时间，西方列强纷纷效法，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李氏“联俄”政策影响之恶劣，即令对他颇多回护的梁启超都忍不住痛骂：“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18] 139回顾前引守屋荒美雄《国际地理学》一书的中文译者不惜笔墨大谈埃及亡国史，可知他谈的是“威斯明流”，指的却是李鸿章。复如“译者按”所言：

十九世纪者，商舶竞争之时代也，而苏彝士为之枢；二十世纪者，铁道竞争之时代也，而东三省为之枢。自苏彝士之航路通，东亚受其风潮，以至于今日。东三省之铁道成，东亚更被其影响，以迄于将来，地势之关系于国家之强弱有如此哉。故凡得地势交通之便利者，可以使为地球独一无二之雄国，可以使为公共瓜分之孱国，其民族发达之程度必较各国为最先，其被侵食之风潮，亦较各国为最酷。吾痛埃及之危亡，吾更痛中国将为之继也。吾不暇为埃及悲，吾不得不为吾中国危。[25]

这位译者说的不错，正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英军从朴茨茅斯港乘船到印度的时间缩短为一个月，英俄亚洲争霸日趋激烈，真可谓“东亚受其风潮，以至于今日”。他的推断亦赋有远见，日俄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中东铁路，将来东北三省更加会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矛盾和中国民族危机的焦点。当初李鸿章一人造成之恶果，迁延半个多世纪，才因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而告基本解决。

这些政治地理学的最早传播者反复提及此事，无非是告诫国人不要再像清廷统治者那样头脑冬烘，丢权失利而不自知。惟需先明国家权益何在，尔后方能徐徐收回。

五、地缘政治与文明史观

如张焕纶般因民族危机而成为教育家者，为数不知凡几。比张氏向曾纪泽“条陈六策”稍早几年，1874年英国议会选举，沉寂多年的保守党终于爆发，一举拿下多数席位，成为了执政党。彼党甫一上台，就改变前此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政府温和的对俄政策，转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沙皇俄国。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旧制，开始派遣驻外使臣。这不啻于承认了西方国家远不同于中国的朝贡国，它们至少是与中国对等的文明存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由传统王朝转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876年，鹰派保守党员罗伯特·李顿（Robert B. Lytton）接替自由党人诺斯布鲁克男爵（Baron of Northbrook）出任印度总督，随即更改前任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开始强硬抵制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一时间，西北、西南边患频仍，各路英俄考察队、探险队层出不穷。

为了应对西南“夷务”，清政府派遣素有“干臣”之名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苦于无人才可用的丁氏很快聘请据说“善于纵横之学”的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实则“非为兴学，豫知英人必窥西藏，欲储幕府材耳”。[26]王闿运上任之初就雷厉风行地改革书院的管理制度和学术风气。当时还是书院学生的廖平就是在这场改革之下转向了今文学。[27][⑩]

廖平

众所周知，廖平今文学转向的最初成果就是1885年的《今古学考》。该书首次以《周官》、《王制》分配古、今文学，前者所传三代旧史，后者则为素王改制之学。这相当于指出，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绝不是上古三代，它在遥远的未来，历史进步论已隐然其间矣。

他又指出，孔子早年游历燕赵，“从周之礼”，是以燕赵之学为古学；晚年退而居鲁，“自创改制之学”，是以鲁学为今学；齐地处晋鲁之间，是以齐学夹杂今古。这个做法不啻开创了以人文地理学治经学发展史的新理路，其弟子蒙文通赖以成名的“古史三系说”，便发轫于此。

可见国际地缘政治对于中国经史之学的深刻影响，最迟也在1870—1880年代的边疆危机，但直到甲午以后，这种影响才会转变为系统的理论革命。那时，危机的天平已经从西部边疆地区倾向了东部核心地区，首要的地缘冲突也由英俄矛盾转嫁为日俄矛盾。

戊戌期间，严复曾上书皇帝，要求学习西方，其中说道：“地球，周、孔未尝梦见；海外，周、孔未尝经营。”[28] 549此话深深刺激了远在四川的廖平，他一贯抱定“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29]，岂会甘心在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面前瞠目结舌，自居昧瞀？为了回应严复的论调，廖平不惜托名学生课艺作业，结集出版《地球新义》。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不敢自以为著作，故讬之课艺，以求（政）﹝正﹞于天下。见者大哗，以为穿凿附会，六经中绝无大地制度，孔子万不能知地球之事，驰书相戒者不一而足。不顾非笑，闭门沈思，至于八年之久，而后此学大成。以《周礼》为根基，《尚书》为行事，亦如《王制》之于《春秋》。而后孔子乃有皇帝之制，经营地球，初非中国一隅之圣。[28] 550

不是孔子不知道海外的情状，而是严复不知道孔子的伟大。《地球新义》收录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在日记中，薛氏提到：

偶阅《瀛寰志略》地图，念昔邹衍谈天，司马子长谓其语闳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余少时亦颇疑六合虽大，何至若斯辽阔，邹子乃推之至于无垠，以耸人闻听耳。今则環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古人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30] 14

按照薛福成的计算，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共五大洲，其中美洲可以按巴拿马地峡分为南北两洲，非洲也可以按撒哈拉沙漠分为南北两洲，亚洲则可一分为三，这样正好九大洲。可知邹衍大小九州之说，毫不虚妄。“舟中无事，睹大洋之浩荡，念坤舆之广远，意有所属，因信笔书之。” [30] 15

孟子也是邹人，荀子称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这不是正好说明了邹衍之说实乃传自儒家？廖平指出：

邹衍所言九九八十一州者，薛京卿《日记》就今五大州剖分为九以配隶之，可见西人之说，中国古实有之。……夫小大九州之说，后人不察，乃反斥其荒唐。不知其言实本于经大一统之义，与《商颂》九有、九围。[30] 16-17，17-18

不知道廖平是否意识到，当他说“后人不察，乃反斥其荒唐”时，已经是某种重要的史学革命了。

《乐记》有言：“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廖平解释道：

夫礼之所谓商者，即《诗·商颂》也；齐者，即《诗·齐风》也。……以音论，则商音刚决而齐音柔缓；以统论，则商大一统，而齐小一统。夫帝大一统者也，王小一统者也。[30] 20

邹衍大小九州之说本于《商颂》、《齐风》，后二者则化自《礼运》“大同”、“小康”之说。如他所言：

盖五帝道大，授受相承，为大同之世，是即《商颂》大一统之源也。……盖三王德盛，父子相传，而成小康之治。是即《齐风》小一统之源也。[30] 20-21

康有为把齐学视为大同之道的正传，廖平却说齐学是“小一统之源”，显系与康氏立异。但不论如何，廖、康二人同样认定，理想世界不在遥远的过去，而在渺远的未来。

西方的历史进步主义直接来自于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历史进步主义同样来自于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田园牧歌，它一方面让这个世界变得尔虞我诈，鲜血淋漓，另一方面却带给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想象。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的乐观态度建基于对海外殖民地的征服，但中国人却在被征服的危机压迫之下，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学者所言是也：“与15世纪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相似，晚清的‘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思想界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中国人从文化独尊的骄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经历了痛苦的失落，渐渐又重新在新的世界范围内恢复和建立起自信。”[31]144-145

其实薛福成并不是第一个以邹衍比附西方地理学家的人，早在1860年，冯桂芬就有类似的表述。西人地理学不特可证邹子之不虚，亦可证《周官》、《周髀》之高妙：

《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洲，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32] [⑪]

明末清初，《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西方地理学著作就已经传入中国，然而竟连顾炎武这样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博学通儒都未加措意。非但未加措意，甚至“訾为影附中国古书，若东方朔《神异经》之类而作”[31] 136，不能不令人遗憾。时至清末，情况正好颠倒过来，不是西方地理学因《神异经》等古书而失去价值，而是《神异经》等古书因西方地理学而大有价值。

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则是，中国人眼里中心与边缘的颠倒。当年利玛窦（Matteo Ricci）甫一传入“万国舆图”，就遭到中国士大夫的强烈抵制：中国居然不在中心，“居稍偏西而近于北”，且所占比例竟然这般狭小，“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7] 293时至清末，三尺之童即知地球为浑圆物，何来中央与四裔之别？倘我国不是中央之国，又如何敢称“中国”？

例如黄遵宪就感叹，“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汉、唐之名，皆历史朝代；震旦、支那之称，则非本国固有。“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权衡之下，“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33]更有名的表述来自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勉强名之“中国”，“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9] 3（文集页）华夏也好，中国也罢，之所以成为问题，无疑在于我国已不可避免地由四方文化辐辏之地，沦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7]289-337

相较于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就远不那么温和了。他曾在南学会上讲课《论学者不当骄人》，同样拿“地球浑圆”为话题：

记得第二次开会时，曾与诸君讲明地圆的道理。诸君既知道地圆，便从此可破中外之见矣。

地既是圆的，试问何处是中？除非南北二极，可以说中，然南北极又非人所能到之地。我国处地球北，温带限内，何故自命为中国，而轻人为外国乎？……而我国不惟好以中国骄人，且又好以夷狄诋人，《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如何也？

……

今耶教之盛遍满地球，而我孔教不过几个真读书人能传之，其余农工商亦徒闻其名而已，谁去传孔教教他？……是我孔教尚不能行于本国也，奈何不自愧自责，而反以奉行无实之孔教骄人哉？[34]

谭嗣同虽非康有为的弟子，但他的话庶几反映了彼时康党的问题意识。谭言“我国好以夷狄诋人”，康党便要“力破夷夏”；谭称“耶教遍满地球，孔教尚不能行于本国”，康党便要以耶教方式改造孔教。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夷狄”一卷的实际编者徐勤曾专门撰写过《春秋中国夷狄辨》三卷，声称孔子非但不主张严分华夷，反而是要破除华夷。正如梁启超在是书序言中所说，“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按照这个逻辑，西方文明更加进步，岂不是更近乎于孔子之道？“然则吾方日竞竞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夷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夷人，而安能攘人哉！”[35]

六、余论

19世纪80时代到20世纪初，正当欧洲文学界对于历史进步主义产生普遍动摇的时候，美国文学界却兴起了乌托邦小说的创作高潮。1888年，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出版了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该书讲述主人公韦斯特（Julian West）于1887年5月30日在医生的催眠下一觉睡去，醒来后已是2000年9月10日。此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平均的社会，没有罪犯，没有监狱，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不惟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精神面貌也积极向上。换句话说，乌托邦的理想将会在21世纪成为现实。[36]

小说甫一出版就热评如潮，销量达100万册以上。直到19世纪末，它仍是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外最受公众欢迎的文学作品。一部具有浓厚进步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小说之能受到广泛的关注，无疑是因为美国社会高速发展却贫富差距极具扩大，更得益于其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安定的外部环境。

重要的是，它在美国初版仅仅两年多，即1891年12月就以《回头看纪略》为题被广学会组织翻译，并连载于《万国公报》。1894年，广学会又改题为《百年一觉》，署“李提摩太译”，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37]还不到一年功夫，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回了国内。

李提摩太夫妇

也许是因为挂上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大名，该书在这个关键时刻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烈吹捧。短短十余年时间，就出现了4个中译本。[⑫]远在四川的廖平也很快读到了这本书。尤其书中把“Utopia”（乌托邦）翻译为“大同之世”，更引起了他的关注。《礼运》载孔子对子游说：“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廖平注释道：“西人所著《百年一觉》屡观大同，颇具此见。”[30] 20似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惟如此，廖平还专门撰写了书评。文中甚至说，孔子大同之道，“历来经师皆以不解解之。”

惟庄老之书追论古事，小与《礼运》大同相合。近时美人所著《百年一觉》，盖将欲改之法度及将来之成效托之睡觉，虽为彼教而言，颇合经说，盖亦窃袭经义，以文饰彼教之故智也。[30] 45

由此看来，西方的进步主义理想不过是剽窃了孔子之说，以彼之乌托邦设计为中国未来的奋斗方向，充其量只是礼失求诸野，算不上以夷变夏。

不知他是否想到，美国人面临的社会矛盾不同于中国人面临的民族危机，前者的个人主义理想也不同于后者的爱国主义要求。从个人主义立场演绎到无监狱、无军队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显得顺理成章，但如何从爱国主义发展到人类大同？西方政治理论似乎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廖平的书评多少提醒了我们，尽管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被迫接受了政治地理学和国家有机体论，但其目的绝不限于损人肥己的国家主义。相反，大同世界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家爱国主义的根本归宿。仅凭这点，他们也远比西方帝国主义者具有道德品质。

[1] [美]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 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M]. 李旭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 213.

[2] [德] 阿尔弗雷德·赫特纳. 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M]. 王兰生，译. 张翼翼，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188.

[3] Richard Hartshorne，the Nature of Geography [M]，Lancaster，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1939: 404.

[4] [日] 矢津昌永. 日本政治地理[J]. 南洋七日报，1901(总2): 1-2（文页）.

[5] [日] 矢津昌永. 研究政治地理之方面[J]. 湖北学报，1903(4): 12A-B.

[6] 史学之根本条件[J]. 汉声，1903(6).

[7] 郭双林.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R. H. 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graphical Theory[M]. New York，1937: 120. //转引自[英] 罗伯特·迪金森.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M]. 葛以德，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85.

[10] [美] 弗雷德里克·特纳.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C]. 李明，译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 张世明，等，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11] [美]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第6卷[M]. 曹力红，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 206.

[12] [美] 浦嘉珉. 中国与达尔文[M]. 钟永强，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2.

[13] 马克思. 致费迪南·拉萨尔[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574- 575.

[14] [德]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M]. 周红，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2: 4.

[15] [德] 拉策尔. 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C]. 袁剑，译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 张世明，等，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121.

[16] 方旭. 作为政治客体的生命：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一个视角[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125- 130.

[17] [日] 守屋荒美雄. 国际地理学[J]. 游学译编，1903(5).

[18] 梁启超. 李鸿章传[M]. 何卓恩，评注.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97.

[19]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M].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20] 曾纪泽. 曾纪泽日记：第2册[M]. 刘志惠，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21] Labanov 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M]，New York: 147. //转引自许建英. 近代英国与中国新疆（1840—1911）[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191.

[22] 刘伯奎. 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M]. 重庆: 独立出版社，1943: 97.

[23] 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M]. London: John Murray，1875: 146-147.

[24] 刘鸿钧. 政治地理[M]. 东京: 湖北法政编辑社出版，1905.

[25] [日] 守屋荒美雄. 国际地理学（续前）[J]. 游学译编，1903(7): 54.

[26] 王闿运. 致李藩台[M] //湘绮楼诗文集. 长沙: 岳麓书社，1996: 885.

[27] 傅正.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0- 40.

[28] 廖平. 三变记[M] //廖平选集：上册. 李燿先，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1998.

[29] 蒙文通. 古史甄微[M]. 蒙文通全集：第3册. 蒙默，编. 成都: 巴蜀书社，2015: 3.

[30] 廖平. 地球新义（戊戌本）[M] //廖平全集：第10册.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1]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2] 冯桂芬. 采西学议[M]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 郑大华，点校.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82.

[33] 黄遵宪. 日本国志：卷4“邻交志上一”[M]. 杭州: 浙江书局重刊本，1898: 1A（卷页）.

[34] 谭嗣同. 论学者不当骄人[M] //谭嗣同全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131- 132.

[35] 梁启超.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M] //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48（文集页）.

[36] [美] 贝拉米. 回顾[M]. 林天斗，张自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37] [美] 毕拉米. 百年一觉[M]. 李提摩太，译. 上海: 广学会，1894.

注释

[①] 对契伦地缘政治学的讨论，参见Michael Heffernan，“Fin de siècle，Fin du Monde? 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1890-1920”，Geopolitical Traditions :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0: 27.

[②] 事实上，“政治地理”的概念早在18世纪殖民主义完全展开之际，就为法国思想家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提出过，虽然彼时尚未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参见杜尔哥：《政治地理学》，刘小枫编，谭立铸、王师、蒋开君译：《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99—118页。相关讨论，参见刘小枫：《地理大发现与政治地理学的诞生》，《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③] 本处所称的“占取”（Landnahme），取自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定义，它不仅包括对土地的占有，更意味着对土地空间进行丈量、划分和分配，进而在该土地空间上建立起一整套层级秩序。[德] 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5页。

[④] 引文中的“拉且儿”即拉采尔，其他“黑狄儿”、“达殷”、“利铁亚”，今译分别为黑格尔、达尔文、李特尔。

[⑤] 另据学者考证，该文系译自日本史学家坪井马九三的《史学研究法》卷4“史论篇”中的一章，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6页。

[⑥] 例如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以上几书皆史料详实，用功甚勤，其中郭著专门论及“地理学研究与传统观念的变异”，《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更把考察的范围由地理学扩至体质人类学，这给笔者的启发尤大。在此谨对上述作者表达诚挚的敬意。

[⑦] 相关论证，可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9页。当然更有名的例子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劳动价值论。

[⑧] 例如阿伦特曾指出，对生命安全的不确定感是现代政治的前提，“政治必须一门心思地关心维持生计和捍卫生命利益”。“自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安危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服于必然性之轭下；而照料生命必需品的专门领域是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对这个巨型的且不断扩张的领域的管理活动，已经遮蔽了政治领域。”[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⑨] 引文中“杜兰斯哇尔”、“鄂兰吉”，今译为“德瓦士兰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埃及国王“威斯明流”、“济度”，今译为“伊斯梅尔·帕夏”、“陶菲克·帕夏”。

[⑩] 关于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研究，可另行参见李晓宇《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3—26页。

[⑪] 引用时标点较原文略有改动。

[⑫] 关于《百年一觉》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参见何绍斌《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第21—32页；张冰《继承、误读与改写：清末士大夫对<百年一觉>“大同”的接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95—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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