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广义散文”文本之真实性，是指作为反映论范畴的叙述者及其叙述过程是对作为本体论范畴的隐含作者及其创作心理过程的真实反映，即“叙述真实”。与小说相比，文学性散文的真实性体现在作为前提的“叙述真实”；与实用性为主的文章相比，文学性散文的真实性体现为在“叙述真实”基础之上进一步生成的“艺术真实”；文体层面上，抒情性散文的“情意之真”、议论性散文的“智性之真”和叙事性散文的“事实之真”均是文学性散文之真实性中应有之义，统称为“题材真实”。
关 键 词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
散文；真实性；隐含作者；叙述真实；题材真实
0引言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真实性”问题是当代散文批评界聚讼不休的问题，它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第一，文学性散文如何与小说相区分以及如何解释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互渗现象；第二，文学性散文如何与文章学之散文相区分；第三，如何理解文学性散文内部“情”（抒情）、“理”（议论）和“事”（叙事）这三者的内在关联以及叙事性散文中的“写实与虚构”问题。可见，该问题直接关涉到文学性散文本质的界定以及一系列重要散文理论问题的解决。所以，每当散文创作出现新变化或者其他文类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时，这个问题就会被重新提及，且总能引出争议性的、相持不下的观点。当代散文批评史上，有关该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专题讨论，[1]零零散散的探讨更是不胜枚举。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的理解会表现出更多的合理性，但离实质性解决还有距离。本文以“广义散文”为基准，借助叙述学的叙述交流框架，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1叙述学与散文“真实性”问题研究
楼肇明、王彬和陈剑晖三位学者都注意到散文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相关观点富有启发，但是，他们都省略或忽视了作者与叙述者的中介环节——隐含作者，而将这两个从叙述学角度来说根本不同的概念直接挂钩，这就有点草率了；而且，他们都将散文“真实性”问题局限在散文与小说相区别的层面上，论述上未能超越经验主义色彩，因此，离系统性解决该问题仍有很长一段路。
2从隐含作者到叙述者 ：“广义散文”文本之虚实判断
（一）“广义散文”本文叙述交流过程中的“隐含作者”
所谓“广义散文”文本，是指这样一种文本组织形态，它以散行体为形式特征，“含有世界观的价值和个性色彩”，“与评价、情感因素息息相关”，“作者的因素（个人的或群体的、集体的因素）在这里尤显重要”，可称之为“话语文本”；[7]其外延包括古代实用性与文学性兼备的“文章”、文学性散文以及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小说等。“广义散文”文本的叙述交流过程简图如下：
在这些要素中，作者和读者属于本体论范畴，都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隐含作者指处于特定写作状态的作者，实质也是指现实中的人。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写作时所想象的读者形象。文本层包括叙述者、叙述内容和受述者，属于反映论范畴。叙述者是指“表达出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8]即“说话人”；“叙述内容”指叙述者向受述者讲述的所有信息；受述者是指叙述内容的接收者。这里，需要对众说纷纭的“隐含作者”概念进行重点解释。
“广义散文”文本像一切文本一样都是人类间接交流的媒介。在间接交流中，读者不在现场，作者对于读者的把握，只能根据其对读者及其相关情况的掌握去想象，并结合自己的意图来组织文本，因此，作者不得不进入特定的写作状态，从而与以往或日常状态的自己相区别，以便完成特定的写作任务。这个处于特定文本写作状态的作者就叫隐含作者，又称为作者的“替身”或“第二自我”，[9]属于本体论范畴。所以，“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者韦恩•布斯不仅认为文学文本（主要指小说）存在隐含作者，而且普通文本也同样存在隐含作者，“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根据与每个通信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含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10]“隐含作者”概念还有一层含义。在间接交流中，读者同样“无法直接看到创作时的作者形象，只能通过作品‘隐含’的形象来认识作者”，[11]从这个角度说，隐含作者还指读者通过文本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可见，“隐含作者”概念是有二重性的。不过，相比之下，读者根据已经生成的文本所推测或建构出来的隐含作者形象已经是“第二性”或依存性的方面了。因此，在不着重于从阐释的角度来看待“隐含作者”概念时，它应指创作状态的作者，即文本的创造者。另外，作家的人格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隐含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即便在个性心理与道德人格上存在程度不等的变化，但通常情况下也不太可能突然越出作者长期沉淀下来的人格与性格的基本面。因此，在不聚焦于两者的区别时，“作者”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当作“隐含作者”来用。
郭预衡，教授。直隶（今河北）玉田人。1920年11月生，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建国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
（二）叙述者之真实与否是判断文本之真实与虚构的标准
隐含作者是文本的实际创作者，而叙述者是文本的名义组织者，隐含作者创作的开始、展开与结束的整个过程，跟叙述者叙述的开始、展开与结束的整个过程是对应的，这两者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性质决定文本的性质。
一方面，假如叙述者不是对隐含作者形象的真实反映，即叙述者是虚构的，其叙述行为自然也是虚构的，那么，叙述内容和受述者都应该合乎逻辑地被理解为虚构的，不管当中跟历史真实有多少相似度。哪怕是议论或者抒情色彩浓厚的叙述内容，这些都只是这个虚构的叙述者内心世界的展现，成为塑造叙述者自我形象的手段，如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另一方面，假如叙述者是对隐含作者形象的真实反映，即叙述者具有事实真实性，其叙述行为自然也是“真实的叙述行为”，[12]那么，受述者和叙述内容就有各种可能。受述者可以实有其人，也可以并非实有其人。而叙述内容可议论为主，形成议论性文本，可抒情为主，形成抒情性文本，也可叙事为主，形成叙事性文本。其中，叙事性文本中的“事”其性质有三种可能：完全写实、完全虚构或虚构融于写实。如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文中写真实存在的“长妈妈”时，连“她”所道听途说的关于“丑姑娘能挡大炮”的荒诞故事也写进去，但故事写实性丝毫不减。又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故事高度理想化，纯然虚构，叙述者和受述者均隐而不现，但熟悉陶渊明精神个性、文学风格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叙述者悲天悯人的救世意识，这跟陶渊明的高尚人格是内在一致的。
概言之，当作为反映论范畴的叙述者及其叙述过程不是对作为本体论范畴的隐含作者及其创作心理过程的真实反映，即叙述虚构，相应的文本就是虚构性文本；当叙述者及其叙述过程是对隐含作者及其创作心理过程的真实反映，即叙述真实，相应的文本就是真实性文本。因此，叙述者真实与否构成“广义散文”文本之真实与虚构的判断标准。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比古代文章和小说，逐层分析文学性散文“真实性”的内涵。
3从历史到逻辑：散文“真实性”诸层次分析
（一）文章层面的散文“真实性”
作为一个文体或文类概念，“散文”在中国古代并未通行，今天所谓的“古代散文”实际是个内涵不清晰的概念，可称之为“文章”，大体分为叙事文、议论文和抒情文。叙事文发生最早。郭预衡说，“中国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的”，“这时的文字记事，主要是记录事实，从卜辞和铭文看，几乎没有什么说教的文字”。[13]可见，叙事文一开始就打上“写实”的胎记。历史散文是古代叙事文的典型文体，自先秦始便形成“写实”或“信史”的传统，颇合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历史散文的定性：“描述已发生的事”。[14]议论文在古代非常发达，其基本功能就是“载道”。如果说，诸子论文是各载各的“道”，那么，汉朝独尊儒术后，论文所“载”的主要来说是儒家之“道”。唐宋时期，“载道”意识空前炽热，“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更是“道统”的继承者和极力提倡者，对后世文章影响极大。“载道”的最终目的是“传道”，大济天下，可是普罗大众缺乏知识文化，因此，“载道”论文的受众主要是帝王将相、士子文人阶层，然后通过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将“道”传扬、流布并付诸实践。古代抒情文最近于今天所说的“艺术散文”。作家的创作心态从“载道”让渡于“审美”，“叙事”也更多地服从审美情感抒发的需要。不过，古代抒情文是在夹缝中生长，因为强大的抒情诗传统大大挤兑了抒情文的生存空间，而“文以载道”的主流观念又不断束缚它的手脚，它通常在“王纲解钮”[15]或王朝更迭之际短暂灿烂，比如晚明小品。通过以上未必非常确当的简扼梳理，可见，古代叙事文要求真人真事，侧重于内容的写实；议论文要求载道，这就必须面向朝堂或士林，针对特定的人群和阶层；抒情文要求抒发性灵，真情实感，强调创作者的本真呈现，又因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浑然未分，这其实也是要求文本中“叙述者”的真实性。古代文章要将这些特征都囊括起来，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其前提条件就必须是：叙述者具有事实真实性，即叙述真实。
武汉大学出版社的，《30265081 开本： 16开 定价: 45.00 元￥36.90作品：《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二)》 《郭预衡自选集》 《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 《历代散文史话》 《中华。
“小说”则大不相同。虽然它一开始因其形式特点而归入文章范畴，但随着它的文体特征逐渐清晰之后就独立出去。鲁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自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16]此前均“非有意为小说”。[17]所谓“非有意为小说”是指创作者将神话、传说和人物怪诞故事都信以为真，并且将它们当作真实事件记录下来。而“有意为小说”则指创作者相对明确地将故事的传奇世界和作者的生活世界相区分，远离实用目的和道德说教，并且在“虚构”上下功夫。古代小说通常游离着一个外在于虚构故事的叙述者形象，这一方面是受古代文章“载道”意识的侵染，要“卒章显志”，另一方面则是带有表演性质的传统“说书人”留下的遗迹。而现代小说则彻底完成蜕变，戴维•洛奇说，“小说的开头就是一个门槛，是分隔现实世界与小说家虚构的世界的界限”。[18]而叙述者是文本的组织者，是文本中名副其实的“开头”和“门槛”。小说要想从“开头”就将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分割开来，“叙述者”自身就必须是虚构的。可见，中外小说尤其是现代形态的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虚构”，不仅叙述内容，就连叙述者也是虚构的，即叙述虚构。
（二）文学层面的散文“真实性”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或文类的指称源于西方的文体“四分法”。在西方文体观念中，虽然散文与诗、戏剧、小说并称，可同视为“文学”，但是，文学性的高低却并不能等量齐观。在黑格尔的《美学》中，广义的“诗”与散文相对，“诗”是文学的塔尖，相比之下，散文则逊色不少，书中带有“散文”字样的词语如“散文意识”、“散文化”、“散文生活”等多含贬义。[19]“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者采纳或借鉴西方的文类观念，并结合自己的文学传统，突出“散文”的文学性。刘半农说，“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凡可视为文学上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20]周作人在继承中国古典小品文精髓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随笔观念，进一步提出“美文”[21]概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标志着文学性散文的文体觉醒，并寻求脱离古代文章的牢笼。周作人还将思想付诸实践，推动了一场声势颇大的“美文”实践运动，使得中国新文学在第一个十年里“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2]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孙绍振的评价是有合理性的：“在中国散文史上，甚至世界散文史上，划时代地把散文归结为单纯的审美价值载体，为中国现代散文揭开了历史的新篇，大大解放了散文的创造力。”[23]
既然文学性散文本质上属于文学，即“审美价值载体”，那么，它必定是以“艺术真实”为最高追求。跟以实用性和功利性为主的文章相比，它更注重情感性、形象性及艺术融贯性，功利的需要、真理的诉求和道德的说教等都应像盐化于水一样消融于审美形象的塑造当中。但是，文学性散文源于古代文章，它并未失去“文章”的基础特征——叙述真实。也即是说，文学性散文的艺术真实是建立在叙述真实基础上的，这就跟同样追求艺术真实却以叙述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区分开来。在阅读文学性散文时，隐含作者形象跟叙述者形象在读者感受上是“零距离”的，或者说是重合的，读者由此获得一种隐含作者仿在眼前的、让人可以企及的直接的真实感，这份特殊的真实感久而久之就给读者造成某种心理错觉，下意识地、不加区分地将叙述者直接说成是“作者本人”，而理论上它们是性质不同的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说，现代散文带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24]。
而小说建立在叙述虚构基础上，叙述者及其叙述行为并不是对于隐含作者及其创作心理过程的真实反映，即便当中的叙述者是文本故事的主人公，典型色彩浓厚，又是第一人称叙事，甚至跟创作者在精神上颇多共同点，但从逻辑上和阅读体验上均无法将它当作隐含作者的真实映像。比如，读郁达夫一些自传性强的小说，如《迟桂花》，作为主人公兼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叙述者与作为创作者的郁达夫之间总给人一种“似却不是”的距离感。原因在于，叙述者显然是在一个虚构的独立时空中存在并且按照那个虚构的时空逻辑进行活动，这样的叙述者是回不到现实世界的，可是，作为有血有肉的隐含作者却是现实世界的，且按照现实世界的时空逻辑活动。至于当中给读者所产生的某种“不是却似”的“真实感”就只能从散文与小说文体互渗的角度来理解了，这需要另文再论。
（三）文体层面的散文“真实性”
在叙述交流框架中，叙述内容与叙述者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而且也内在关联着隐含作者的生成。因为，叙述者的叙述过程、叙述内容的展开过程与叙述者形象的形成过程是重合，叙述者本身就是被建构、“被叙述”[25]出来的。叙述内容属于作品的题材。据题材的主导性质可大体区分为议论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其题材之“真实性”分别体现为“情意之真”（真情实感）、“智性（知性）之真”（真知灼见）和“事实之真”（真人真事）。虽然，任何文学文体都内在地糅合着经艺术化处理的“情”（抒情）、“理”（议论）、“事”（叙事）等因素，但是，与小说相比，文学性散文的议论、抒情和叙事却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作为表达手段，“议论”和“抒情”与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是共时态的，意味着主体意识的完整表达，是叙述者自我显现的最直接的手段。而“叙事”则不同。如果说，叙述者的“叙”（叙述行为）是现在时态，那么，所叙之“事”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过去时态，即“事后回忆”。[26]叙述者在“叙事”时就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偏离“现在时态”而进入到“过去时态”，从而使主体意识发生不同程度的“分化”，[27]而且，故事的虚构性越强，这种分化就越明显。因此，相比于议论和抒情，叙事是叙述者呈现自我的间接手段。其次，文学性散文内在地要求作为隐含作者之真实反映的叙述者更多地呈现自我，其主要手段就是议论和抒情，所以，在熔抒情、议论、叙事于一炉的文学性散文中，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往往被视为“正宗”。“抒情性”在文学性散文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根据周作人的观点，“美文”的首要属性还在于，它是“艺术性的”“论文”，[28]看重当中的“议论性”。而小说内在地要求隐含作者形象与叙述者形象相分离，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叙事，严格来说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再次，重议论抒情、重叙述者自我显现的特点也影响到叙事性散文。通常来说，叙事性散文中的人和事多是真人真事，即便不跟作者直接相关，也是间接相关，这种真实的人和事不可能让作者完全无动于衷的。所以，议论和抒情成分较为自然地穿插在具有相对独立的时空逻辑的叙事当中，叙述者的形象极少能冷漠地隐藏起来，“客观化”叙事不符合散文的本质。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这跟当中大量的诗化的议论、抒情因素是分不开的。而在现代小说中，故事都是纯粹虚构的，小说家很清楚，现实世界与故事世界是两码事，不必太较真，所以，“客观化”叙事是现代小说艺术的主流。那些超越于故事逻辑的议论和抒情往往被看作是隐含作者假借叙述者之名“发声”从而显示自己的存在，[29]现代小说家普遍抗拒这种做法。最后，当文学性散文中的议论和抒情使用过度，或者未被充分艺术化和形象化时，就容易出现“滥情”、“煽情”、“炫才”、“滥智”等毛病。而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极少会因为“滥情”和“滥智”而受到诟病，相反，当叙述者过分“客观化”乃至达到所谓的“零度叙事”时，作者往往被指责为“冷血”或“道德和精神问题的混乱”。[30]由此可见，当代散文批评中，“真情实感”、“智性”、“知性”、“写实”等会成为重要的散文现象或散文理论范畴，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困难在于，如何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现代阐释。
综上所述，文学性散文的“真实性”既体现在作为一般基础的“叙述真实”，也体现在建立在“叙述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还包括抒情性散文、议论性散文和叙述性散文在题材上的“情意之真”、“智性之真”和“事实之真”，后者可统称为“题材真实”。
[1]单是新世纪以来，《写作》《光明日报》《文艺报》《长江文艺评论》等刊物就相继对散文“真实性”问题组织过专题讨论和争鸣，而大大小小的散文研讨会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个话题的关注。
[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介绍的学者都是大陆范围内的。实际上，台湾学者郑明娳更早运用现代叙述学来一般性地分析、归纳散文叙述的特点，相关著作是《现代散文构成论》。只是，当代大陆散文“真实性”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有自己相对限定的场域，所以，本文对于郑明娳的相关论述姑且存而不论。
[3]曹家治：《“我”是谁？》，《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3期。
[4]楼肇明：《序：沙盘•平面图和当代散文研究之整体性思维》，梁向阳：《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第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王彬：《散文的本质与文体异化》，《创作评谭》2010年第1期。
▼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长编》是煌煌巨著，但这种百科大全类的书，既然无所不包，就不免受篇幅局限，叫人感觉意犹未尽了，所论各朝文章人物，无非是略述时代背景个人小传文章特点再列举摘录后代名家点评一套模式，感觉像打太。
[6]陈剑晖：《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7][俄罗斯]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第3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第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10][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66、67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等。主编有《中国历代散文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代散文选注》（六卷本，岳麓。
[11]申丹：《何为隐含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2]申丹：《叙述》，《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
[1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长编》上册，第17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罗念生译，第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6][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73、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第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19][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第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2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第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24]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5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2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6]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第32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27]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27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8]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29][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160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30]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第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本文刊载于《东吴学术》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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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郭预衡教授的文学史，史料扎实、宏富，史识不凡。与刘盼遂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著有《古代文学探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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