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谈到美国的征兵制度。其实美国人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发生过一次。这就要谈到一本著名的小书，雷海宗先生写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的这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并不大，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是由几篇文章组成。据说最后一篇发表之后一周，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它既是一本时代之书，也是一本在史学界有长远影响的书。
在这本书里面，雷海宗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文化中国的兵，就是中国人变得没有尚武精神，不是从所谓“文弱的宋朝”开始，而是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别看那个时候战争特别惨烈，但恰恰是战国时期，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尚武精神沦落的过程。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只有此前的春秋时期才看得到。
这个转变的核心，雷海宗先生认为是兵制——也就是关于什么样的人才当兵，怎样当兵的一系列制度。
春秋时期，当兵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只有“士”，也就是世袭的贵族才能当兵。这和欧洲中世纪时候是一样的，当兵是在捍卫家族和封地利益，是尽向领主的义务。
这时候的征兵制，是面向士族的有限征兵制。当兵，既是职责义务，也是“士”身份的象征。当兵，在春秋时期是非常光荣的社会身份。
春秋时期，贵族人人都要当兵，军队自然聚集了全社会最精华的人力资源。所以那时候的教育，很大部分就是军事教育。
而春秋时期之后，就是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国时代，有限兵役制当然就不够用了。过去贵族才能当兵，现在平民也必须上战场。战场上的格调也在急剧降低，春秋时期那种击鼓列阵，像礼仪一样的战争再也看不到了。一场仗下来，动不动斩首几万，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时期的社会精英，也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一种像谋士张仪、苏秦那样，靠聪明才智、三寸不烂之舌，获取社会地位，这就是“游说”。还有另一种，是像刺客荆轲、聂政一样，谁出高价，我给谁卖命，这就是“游侠”。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主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
至于战场上的将军士兵们，对不起，已经不是社会精英的代表了。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零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
国家名义是征兵，实际变成了募兵。为什么这么说呢？
征兵制是责任感驱使，募兵制是用利益去诱惑。
朝廷不愿征兵，改为募兵，主要还是出于效率上的考虑。
征兵征的都是普通农民，所谓“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好孩子，他们平时是要干农活儿的。他们刚刚在前线呆熟悉，对敌情开始了解，也敢于上阵杀敌了，但是对不起，两年三年时间到了，我要退役回家种地去，接着又来一批新人。
征兵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军队训练成本过高，战斗力不行。要是征召个十年二十年，对生产破坏性太大，老百姓也非常抵触。汉朝甚至出现过，良家子宁愿自杀，也不愿当兵的情形。
如果是募兵呢？国家只要花钱就可以，对生产的破坏性相对较小。一个人长期当兵，会变成训练有素的职业兵，战斗力更强。军队大量吸收游手好闲的人，也是在“变害为利”，有利于社会稳定。
你可能说不对啊，杜甫的诗里面不是有一首《石壕吏》，那里面就有“抓壮丁”的情景。对，有的时候为了应付战争，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想，抓来的壮丁最多干干后勤部队，运粮、当工兵之类的。
这种兵上战场，既没有战斗能力也没有战斗意志，反而成了拖后腿的，所以这并不是军队的主流。主流还是实行募兵制，用“吃粮当兵”为诱惑，征召百姓参军。
明太祖朱元璋在发明了卫所制之后，很得意地说：“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不是真的不花钱，是给卫所军人专门的土地，让他们平时耕种，不用交税，战时打仗而已。本质上还是把当兵的和老百姓隔离开。
作者：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简介：1919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历史学系教授。编。
这种募兵制的效率，实在要高得多。但是，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过早实行募兵制，恰恰有很大的害处。
首先，军队兵源越来越差，最后成为社会垃圾的收容器。很多流氓地痞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去参军。久而久之，军队的战斗力其实是下降的。
即使是像清代那样，八旗兵，只能由满族人担任。但和平时期一长，这种职业军队素质都会迅速下降。到了清末的时候，八旗兵和汉人的绿营兵，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
第二点，募兵制让当兵变成吃粮领饷的职业，职业兵和老百姓完全隔绝。他们对于生产生活，缺乏切实的体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放纵武力。一旦军纪松驰，职业兵就会变成骚扰良民，无法无天的兵痞恶棍。一旦天下大乱，职业兵迅速会变成军阀强盗，祸害一方。
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
紧接着第三个后果就出现了，军人失去了荣誉感。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军人地位都很低。尤其是宋朝，那是个极度“崇文抑武”的朝代，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
宋朝名将狄青，他在地方当官，经常挨上司韩琦排挤。一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狄青求情：“焦用有军功，是好男儿。”韩琦却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那才是好男儿。当兵哪有什么好男儿。”当场把焦用给杀了。
宋朝军人地位低下，到了什么程度？
雷海宗（1902—1962），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
当兵是骂人话，《水浒传》里什么“贼配军”，讲的就是罪犯被发配去边远地方当兵。军队是犯人待的地方，“发配充军”嘛。所以后来才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以上三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武德败坏，以及整个民族缺乏尚武精神。
所以，雷海宗先生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抗战之前就建议，中国应该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从受教育的人群那里，征选出身清白、富有智识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军队主心骨。要让社会形成习武尚武的风气，恢复春秋时代的武德精神，重建一个清白健康的中国。
我们今天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本意还是想探讨国家能力这个话题。
正如我们昨天强调的，国家能力不仅仅是指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国家能力更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深深扎根在民间，在全体国民的共同意愿下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个根系一断，看起来效率提高，但实际上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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