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她既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鄙人今日观之,略有心得,便作札记数篇,以求抛砖引玉。
一、《史记》的成书
汉朝太史令司马谈毕生的志愿,是能为后世留下一部与孔子的《春秋》那样地位的传世史作。从司马谈开始,就搜集史料。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与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判处死刑。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忍辱负重,申请改判为宫刑。在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
《史记》成书之后,因言武帝之过,被汉武帝削去数篇。西汉博士褚少孙又补之。如:《孝武本级》原名《今上本纪》,原作已毁。褚少孙又从《封禅书》选取部分内容,录入其中。
今天流传于世的《史记》与原版出入颇大。少数篇章的作者是司马谈,大部分篇章的作者是司马迁,还有一少部分是褚少孙补充。
二、《史记》可信度
《史记》虽然是秦朝之后,可信度最高的史书,但并非100%可信。再次就列举出几处与史实不符之处: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宋。根据《左传》记载:并非燕惠公,而是燕简公。
《陈杞世家》记载:二十四年,孔子卒。其实,孔子是卒于陈湣公二十三年。
韩兆琦教授是著名的《史记》与传记文学研究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被誉为“中国《史记》研究大家”。几十年来,曾先后出版《史记通论》、《史记题评》、《史记选注集说》、《史记选注汇评》、《史记评议赏析。
《郑世家》记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据《左传》记载:郑桓公并非是宣王庶弟,而是同母弟。
其他的几处不实之处不在赘述。
在诸侯世家中,年代有个别之处错乱。尤其是齐、魏最为典型。
尽管如此,《史记》的可信度依然超过99.9%。能够推翻《史记》的,唯有一部史学典籍《左传》。在没有异与《左传》和考古铁证的情况下,对于《史记》所有记载,当为信史。
下面就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燕召公世家》开篇,有召公奭的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其所得,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诗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显然,《甘棠》是怀念的是周文王庶子,周武王的兄弟——召公奭。
但鄙人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诗经》中,对此篇诗歌却如此评析:
旧说为周初的召公奭,其实为周宣王时期的重臣召伯虎,他曾北击猃狁入侵,平定淮夷之乱保卫了华夏文明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小撮学者,赞同此乃谬论。
《诗经》中确实有歌颂召伯虎之诗——《江汉》,周宣王亲自作此诗,以表彰其功绩。
《甘棠》歌颂的是召公——召公奭。《江汉》是歌颂召公——召伯虎。前者有《史记》为证,后者有考古为据。读书为学,不应哗众取宠,唯恐天下不乱。
三、批韩兆琦
鄙人所读的《史记》,是由岳麓书社出版,韩兆琦评注。
大家千万别买这个版本的《史记》
韩兆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鄙人作为冶炼行业工人,就再班门弄斧一次,批一批韩兆琦这为史学大家,博士生导师。
1、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鄙视。
韩兆琦在前言中称:司马迁认为,手工业、商业、农业同样重要。高度评价了杰出的工商业者。一改封建正统思想对商业、商人的鄙视态度。
在《货殖列传》的简评中更是称:儒家反对“言利”,道家宣扬“寡欲”,都不重视甚至反对发展经济,这种迂腐僵化的主张不利社会发展。此言可谓荒谬之极。
周王朝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奠定者是周公,孔子维护周礼,儒家思想是典型的封建思想。正如鄙人在《孔子为何维护周礼》一文中所言:封建社会人与人相对平等;执政者对人民有敬畏之心;执政者忠于人民;言论自由,人民有批评政治的权利;人民从业自由——农夫赴时,百工制器,商人趋利。封建思想是各行各业平等。重农抑商的,正是消灭封建制的法家和秦帝国。
法家将工商业者视为国家的五种蛀虫,必须诛灭。秦统一天下后,采用暴力手段,将工商业者没籍,充为奴隶。
在诸子百家中,除了法家外,黄老学派也重农抑商。汉朝并未用暴力手段,直接将商人充为奴隶。而是采用黄老思想:在经济上压榨盘剥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工商业者被视为贱民。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更提倡发展市场经济。汉昭帝时期,众多儒家学者、道家学者,与执政的法家、黄老有一场盐铁专门的论辩。儒家和道家反对官营盐铁,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倡发展市场经济。自汉武帝时期,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一直是采取法家和黄老主张——食盐官营。直到2015年,中国商务部才表示,将逐步放开食盐专卖。
当然,孔子反对卿大夫及其家属经商:孔子批判鲁国贤大夫臧文忠的妻妾经商——食椂者不与民争利。但人民却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和权利。并且不受任何打压和歧视。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大商人,家财万金。孔子批过子贡厌学,批过子贡逞能,但从未批过子贡经商。
韩兆琦老师所言,就好比称基督耶稣是中国人,孔子是德国人,马克思是日本人一样,驴头对马嘴,荒诞之极。
2、司马迁称颂迂腐的宋襄公。
韩兆琦在《宋微子世家》的简评中称:司马迁称赞宋襄公仁义礼让。而韩兆琦则认为:宋襄公企图以仁义称霸,可谓迂腐之极。弘水之战惨败,使他永远成为历史的笑柄。
韩兆琦老师被称为史学大家。他难道不知春秋时代的军礼思想吗?
⑴、不伐丧葬之国。
鲁襄公四年,陈叛楚,楚师伐之。此时陈成公去世,楚师闻丧乃止。
鲁襄公十九年,晋师侵齐,及谷地。恰逢齐灵公去世,晋师闻丧而归。孔子书之,礼也。
与之不同的是,蛮夷吴国趁楚国丧之际,大举伐楚。战于庸浦,楚大败吴师。此时,虽然晋楚敌对,晋吴同盟,但在会盟之时,晋国大夫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以退吴人。
⑵、退避三舍
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之时,曾居于楚国,楚成王款待之。成王问重耳,若公子将来成为晋国国君,该如何报答寡人。重耳答曰:假如晋楚两国不幸交战,晋师将退避三舍。因春秋时的战争规则是,两军交战,一方若兵败,另一方追击不过三舍。重耳之意是两军若交战,晋国主动认输。
重耳回晋即位后不久,爆发了晋楚城濮之战。重耳遵循先前承诺,退避三舍。此时若楚师退兵,就是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子玉却继续追击晋师。结果子玉率领的联军大败。子玉自裁谢罪。
⑶、不射君子
在齐晋鞍之战中,军礼思想比退避三舍、仁义之师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在战前,晋国大夫韩厥与御者互换位置。被齐国大夫邴夏识破,于是派人谓齐侯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齐顷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邴夏所言之君子,是指地位高的贵族。而齐顷公误以为是道德高尚之人。
于是,齐侯命人射韩厥车左,车左坠车;射其车右,车右毙于车内。韩君子逃过一劫。
齐师大败后,齐顷公战车被绊。车右冯丑父手臂被毒蛇咬伤,无法推车前进。韩厥追上后,并未俘获齐侯。而是立即下马,对齐顷公言辞谦卑,稽首再拜,敬酒献璧。
齐侯免于被俘后,寻车右冯丑父。驾车在敌军阵中三进三出。冲入狄人军中,狄人用盾牌护卫者他。冲入卫军军中,卫人也不伤害他。
在鞍之战中,齐师大败,由于齐顷公对韩厥手下留情,韩厥也礼遇齐侯。并且当齐侯冲进敌人军中之时,晋国联军可以轻易俘获甚至杀死齐侯。敌军反而护卫者齐侯,使其不受伤害。
如此文明的战争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不可思议。在《孙子兵法》诞生之前,还没有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若宋襄公“半渡而击之”,就像在今天的战争中屠杀战俘一样卑鄙无耻。
以今天的思想和认识对古人的作为进行评价,诚不可取。贻笑大方的不是宋襄公,而是那些讥笑辱骂宋襄公之人。
详见本人两篇拙文《左传》札记——战争篇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3、称范蠡功成身退是以黄老思想为根基
韩兆琦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简评中称:范蠡在协助勾践复国灭吴的活动中立下大功,但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君臣利害的关系。功成名就是就立即隐退。他的为人处世,一切都以黄老思想为根基。韩兆琦老师不知何谓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代表的是君主的利益,教君主如何奴役臣民。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四经》和《管子》。黄老与法家的异同如下:
⑴、相同之处
君本位,即代表了君主的利益。以刑罚捍卫君权,奴役臣民。
《管子·任法》有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治之要也。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
《黄帝四经》有曰:主上,执大分,以生杀,以刑赏。
这与韩非思想与出一辙——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杀之柄。
黄老学派与法家皆主张立法为君,君主必须牢牢钳制刑罚。与儒家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的思想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如果说法家十分邪恶和反人类,那黄老至少有七分邪恶:
《管子·法禁》有曰: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管子·法法》有曰: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自贵私议者,错议画制,作议者尽诛。
与儒家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批判政治不同。黄老与法家一样,反对言论自由,反对人民批评政治。
黄老学派甚至反对人民富足。因为这不符合君主的利益:
《管子·轻重乙》有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称之国必亡。”因为人民丰衣足食,就不需要仰仗君主。并提出类似于法家之邪说“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用足其所者,不从圣人。”
最后,黄老提出了与商鞅完全一致的邪恶、反人类的主张“夺,然后予;高,然后下;怒,然后喜。天下可举!”
人民可以富贵,但必须是君主的恩赐。
⑵、大同小异
儒家认为,不合格的君主应该下岗,暴君应该诛杀。儒家歌颂汤武法桀纣。孟子谓之汤武诛独夫,孔子谓之汤武革命。
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是,法家和黄老学派,认为无论国君多么昏庸残暴,臣民都不能诛杀。
于是,在诸子百家中,泾渭分明:儒家和墨家都歌颂汤武伐桀纣;而法家和黄老都称汤武弑君。
黄老对于汤武弑君的态度与法家大体一致,但略有微殊。法家认为桀纣唯一的过失不是暴政虐民,而是没有诛杀西伯侯。但黄老则认为桀纣是不合格的暴君,而汤武贤明。
正如《管子·君臣》所言:“虽有汤武之德,合于世人之言。”
黄老认为,汤武如果不弑君,而是进谏,匡正桀纣的过失,那就完美了。
《史记》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是我国传记文学与文言小说的始祖;此外《史记》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
法家与黄老皆重农抑商,认为农业乃本事。但稍有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法家认为工商是国家的蛀虫,必须铲除。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通过暴力手段,直接将商贾没籍,充为奴隶。
而黄老学派则是采用经济手段,打压商人。在政治上,歧视他们,视商贾为贱民。
显然,在对商贾的态度上,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汉武帝采用黄老思想。
作为一个初学者读《史记》,开始喜欢读一些文字相对浅显,故事情节生动,而又人物事件比较重要的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可以先读司马迁所写的“近代史”与“现当代史”,也就是从春秋战国之交的篇章读起,即“列传”的。
韩兆琦称范蠡遵循黄老思想,功成身退,可谓荒谬至极。
文革余毒不尽,华夏文明不兴!
之后我又结合韩兆琦关于《史记》作品教学的几点意见和袁传璋《司马迁与中华文明》两文,动情地讲述《史记》思想的先进性,对民族心理性格和智慧形成与塑造的作用,讲其出神入化的叙事艺术和穷形尽相的写人艺术;讲司马迁忍受奇耻大辱、苟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