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党是现代政治谱系中的重要一环。自政党发端始，其经历了从依附“显贵”的身份制政党到组织化的科层制政党的重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组织形态上更加“现代”的列宁主义政党。这一幅政党沿革的图景，呈现了政党组织从无到有、日趋严密的总体渐进历程。在此图景背后，隐藏了一条关键的线索———政党纪律的推动。这意味着，政党纪律的出现及其流变，在政党变迁的过程中提供了关键的内在制度动力，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政党；纪律；演进历程；组织塑造；制度动力

中图分类号：Ｄ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７８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４－０９

政党是政党 。政党是法人，法律拟制的人。政党制度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关乎政党的制度，制度总是非常静态的。民主宪政是民主宪政。民主有别于神主、君主、军主、党主，等等主；宪政有别于军政、训政，等等政。中国大陆正。

自１７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现代政治谱系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成员———政党。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言：“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政党的“出场”，使政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命题摆在了政治学者们的面前。如何认识政党的发生及其演进，成为了学者们思索政党政治时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问题。现代政党“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以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选举权的扩张对政党兴起的外在推进作用，但事实上，政党纪律作为政党变迁的内在动力支撑亦非常重要，马克思曾言，“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政党纪律是对政党内部组织与成员行为进行约束的制度规则，为政党变迁提供了关键的内在制度动力，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在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较为有限，这也即是本文论证的起点。

一、纪律推动现代政党的兴起与分野

在世界视野中观察政党的兴起与沿革，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组织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纪律塑造的过程。纵看政党的各种类型，莫不如此。

（一）现代政党的发生

梅因曾在《古代法》中对社会变迁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判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面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革，梅因关于身份制社会到契约制社会的观点，清楚地透露出社会结构在人与人关系这个维度上的转换与演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摆脱了以血缘维系的、家庭为单位的模式，转向了以契约维系的、个人为单位的模式。社会交往的两端从“家庭—家庭”，转向了“个人—个人”。与此映照，在社会政治的场域里面，许多事物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组织形式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教会、国家、军队、政党、经济经营、利益集团、基金会、俱乐部等等，概莫能外。极而言之，它的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政党就是典型的一类，随着内部组织形式趋于现代化，而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早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著名的“天主教徒阴谋”事件触发了英国议会两个派别的分裂，促生了最初的政党———托利党（Ｔｏｒｙ）和辉格党（Ｗｈｉｇ）的出现。然而，与现代政党的组建不同，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是通过类似于血缘家族式的亲朋故旧关系，由以若干“显贵”（Ｈｏｎｏｒａｔｉｏｒｅｎ）为核心的家族式小团体组建而成。这些小团体并不常设。在两党中，置于议会中的私人关系是促使政党最初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私人关系所组建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中，源于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依附十分典型。其证据有三：一是两党内的很多团体多以其领袖之名称呼。例如“贝德福德辉格”（ＢｅｄｆｏｒｄＷｈｉｇｓ）、“格伦威尔辉格”（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ｅＷｈｉｇｓ）等。而且，多数团体的寿命常与本团体领袖的政治生命或自然生命同时终结。二是两党的很多成员都与土地有关，大多都是土地所有者及其代理人。对他们来说，私人关系和地域乡土观念远远超过了政治原则。三是两党不是全国性政党，并没有议会外的党组织，仅仅在议会中表现出凝聚力（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初创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所包含的成员很少，以政治精英为主，其并不寻求扩展成员规模。党员承认以及加入政党依靠的是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看，这种政党在议会内外、全国上下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指令传达，呈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在意识形态上，政党宗旨也不十分统一。很显然，它是一种“身份制政党”或“显贵的政党”。然而，从现代政党的视角看，最初的政党显得松散与粗糙。也难怪韦伯视之“业余”。真正的改变发生在１８３２年英国议会改革之后，通过政党纪律的推动，内部成员越来越多地受到明确的制度约束，现代政党在组织性上开始有所进步，并建立了全国性的议会外党组织，将议会内外、全国上下尽可能地组织在一起，以填补选举权的拓展带来的“政治真空”。

（二）组织形式趋向科层化

政党制度是英国政府工作中的核心元素。英国主要的政党有：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以及北爱尔兰一些政党。目前英国实行的是两党制，即由两个主要的政党轮流组织政府来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

尽管不同现代政党组织和纪律的目的各有不同，或者为赢得议会选举，或者为进行体制外革命以再造政权，但无疑对于政党而言，纪律在其组织的塑造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没有纪律也就没有组织。而且，纪律的作用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其“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有着更大的影响”。理性化的纪律放在政党的语境里，表现为政党纪律，一样要将政党组织架构整合成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从长远来看，一切使代表服从选民意志的努力只能产生唯一一个结果：增强政党组织对代表的控制力，因为惟有组织能够动员人员。”由此，科层化或者官僚化的政党就出现了，“官僚化的第一个这种基础就是行政任务的量化扩展。从政治上说，大国和群众性政党则是官僚化的典型场域”。

相对统一的政纲和统一的动员，是现代政党的标签。不同于传统的依赖于家族身份的显贵政党，现代的政党是依靠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来整合的科层化政党，其在“组织的一致性”（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中央机构到地方组织，政党都有基本的架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并不仅仅在议会选举的时候才会发动起来，相反，在平时其仍然不断活动。议员候选人的推选也开始摆脱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依附，从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中得到推选，不断升级，参加上一级大会的选举，直至党员的全国大会。不仅如此，由于不再是显贵小团体的松散组合，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亦体现在政党纲领之中。

从身份制政党到科层制政党，体现了政党在历时性这个维度上趋向现代性的重要变化。现代性的来临，不仅要求排除神的旨意，而且重在要求政党的组织相比以往更加严密。因此，韦伯关于“党组织日趋严密”的必然性判断，正是对身份制政党到科层制政党的最好诠释。“党的官僚和纪律将会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把地方显贵圈子淘汰出局———至少在各个大国中就是这样。”

而在科层化的政党里面，出现了一种被韦伯称为“以政治为业”的党内官员（Ｐａｒｔｅｉｂｅａｍｔｅｎ）。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党工”“专家”“技术专家”。这种人物在显贵政党中是很少见的。“俱乐部领袖是一种业余工作———随一时之需而从事的荣誉性事业。”而到了先进的现代政党之时代，“显贵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操纵结束了。……权力自然会实际落入那些利用组织不停地处理工作的人手里。不然的话，权力就是握在组织的财政和人事必须依赖的人手里”。而以政治为业的职业政治家在政党内掌握权力的原因，恰恰是他们借助政党纪律抓住了政党的组织。

（三）政党的进一步分野

在现代政党确立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政党主要是在议会体制下兴起和发展的。换言之，政党组织在政党纪律的推动下确立后得以延续，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议会体制下赢得更多的选票进而在议会中占据更多的席位，掌控更多的政治话语权。

在习惯性的动员方式上，议会体制下的选举政党往往采用干部为主的组织方式，其被称为干部党（Ｃaｄｒｅｐａｒｔｙ）。这种组织形式带有显贵政党的些许痕迹，即议会党团和地方上的积极分子人数相对较少，而多为地方名流或者精英干部。这种政党对普通党员的需求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在其需要选民支持时，会通过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动员选民，单纯性地吸收选票。因此，作为选举上的分母，普通党员的入党门槛并不高。普通党员几乎不参与政党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也不用定期缴纳党费，仅仅在选举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这种政党之中，之于普通党员的政党纪律是较为宽松的。政党纪律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对精英干部上。当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在此基础上，还有比干部党在组织上更进一步的政党，即群众党（Ｍａｓ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ｐａｒｔｙ）。这种政党与侧重精英干部的干部党不同，其更加深入群众。正如英国政治学者艾伦·韦尔指出的，“精英之间进行联络与协作的唯一场所常常是国家立法机关。但是，选举权的扩展给政党造成很多压力，特别是面临要进行选举动员的压力，政党便须建立一种正式的全国性政党组织”。现实中，民主选举的不断推进，在政党纪律上有着更基层的体现。这种政党热衷于招募党员，并让其参与政党的某些运行和管理活动。在意识形态上，这种政党也力主让普通党员接受。而社会党在分部上的创建，是群众党在组织形式方面的一种重要突破。“分部试图把招募党员作为增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的一种手段，而且，分部并不是地方政治精英（或用迪韦尔热的话说是地方名流）组成的集团……不同分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分部党则受到中央较为严密的管制。”显然，群众党比干部党的政党纪律要严格，对分部和普通党员的控制也较为突出。当前，英国工党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至于群众党中的支部型政党，其在政党纪律方面要比干部党和分部为基础的群众党都要严格许多。其要求，每个普通党员要加入一个相应的支部。这个支部并不是按照地域划分，而是按照职业或者居住地加以划分。而且，党员的加入要经过支部讨论，并有考察期等限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相比与资产阶级联系密切的干部党，以及后被资产阶级政党模仿很多的群众党，支部型政党真正地更加贴近群众。在党员成分上，支部型政党中的工农等无产阶级占比更大。所以，支部型政党常常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政党。刘小枫就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作为权贵党在财源和政治上都无需组织群众，甚至本能地厌恶群众组织；后者作为整体阶级的政党，其理念已促成群众结构”。很明显，支部型政党的纪律在所有现代政党类型中是最严格的，它彰显了更彻底的现代性，塑造了组织形态上更加现代的政党。列宁主义政党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二、组织形态上更加“现代”的政党

列宁在《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一文中曾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在物质与意识、组织与思想、外在与内在的多重维度上，促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特有的建党方式。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在外在层面体现为，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要行动一致，保持自上而下的集中，实现了纪律处分的强制；在内在层面，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要充分讨论和批评自由，保持自下而上的民主，实现了真诚信仰的认同。两者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张力，但在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不能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原则下达成了和解，从而立体化地将政党整合了起来，完成了现代政治中“除魔的世界”和“禁欲者的守护神”的双重责任，在政党组织形态的现代性上达到了更高水平。

（一）更加严密的组织

相比其他政党，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架构上更加严密。表现在具体结构上主要是基层组织的强化。“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例，其基层组织被称为“支部”，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按照党员的职业和居住地进行划分，形成一个个如细胞一样的“作为战斗方式的组织”。每个党员，包括党的领袖都要加入一个“支部”，参与组织生活。从全国的政党组织架构来看，千千万万个基层组织构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基础，同时向上延伸形成“行动一致”的党的各级组织，最终组合成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组织。

基层组织强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党员入党资格的高度强调。在加入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时，列宁主义政党往往会对申请人作非常细致的甄别。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原则，也是列宁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关键因素。其源于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主张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入党。自此之后，入党严格成为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这种规定，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严密性直接相关。西方议会体制下的政党，由于其侧重对选举时党员投票的“暂时性”管制，在入党时比较简单，多是简单介绍和登记即可入党。相比而言，“列宁主义政党吸收党员，毫无例外的地必须通过基层支部，而不能由中央直接吸收。只有这些基层细胞才能可能掌握、了解新成员的情况，才能用意识形态标准衡量他是否合格。意识形态越强有力，对基层组织要求也越严”。因此，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入党条件上，“介绍人”“预备期”“支部审查”“上级批准”等入党纪律的规定就显得十分必要。

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在一个国家中，政党制度是存在于市民社会的若干政党组成的整体，其特征在于该国政党的性质与数目。一般受到该国法律规定或长期政治实践而形成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通常。

同时，正是通过这种深入基层的方式，列宁主义政党获得了比其他政党更为出色的群众动员能力。上级组织乃至中央，可以更加容易地将基层组织的各位党员动员在一起，所谓“一竿子插到底”正是这种组织形态的生动写照。把这种政党置入现代性的场域中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它与干部党，以及分部型的群众党一样，运用了科层化的组织技术，但它显然在科层化的程度上更胜一筹，跑在了所有政党的最前面。这并不是因为它最先出现，而是由于它凭借在物质组织层面的、更彻底的基层设置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现代色彩。基于此，在外在层面的组织意义上，列宁主义政党无疑具有更彻底的现代性。

（二）更加纯粹的思想

如果说在列宁主义政党之中，深入基层的组织将科层化这种现代社会的标签标得更闪亮的话，那么外在组织的相对方———内在思想，是否也具有更彻底的现代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基层组织实施的严格的入党条件基础上，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向了“人民正义论”或“人民主权”。人民的利益成为了政党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简言之，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除魅的语境里，不是上帝的荣光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取向，而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诉求决定了它。在西方的议会体制下，和平生存的内生党（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并不需要考虑这些。它们在抛却了上帝之后，往往选择了自由主义路径。但是，列宁主义政党却选择了另外一个由国家主义调试的现代之路。而且，这条道路走得更远也更彻底。有学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类似于世俗教义的东西。一如萨拜因的告诫，“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共产党的一种教义———这种教义的纯洁性必须得到维护，而且在必要时还必须强制执行。因此，政党具有教士的某种品格，它要求其成员服从其判断，个人的目的也必须完全服从组织的目的”。只不过，这种世俗的教义处于此岸，而不是来自彼岸。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法支配了政党，“政党伦理的宪法化依赖于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自然法体系，它为政党伦理的社会法权化和国家化提供了法理基础……以‘人民民主’为基本道义准则的现代型自然法理念，表明了这种法制形态的神圣性”。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政党之中的“讨论和批评自由”同样传达着党内群众（党员）的正常需求。显贵政党的认同是“在投票人中养成一种依附意识”，其“部分党员对党的某一时期路线或政见持不同看法时，政见认同机制马上破坏，它往往意味着党的分裂或不同政见者退党”。与此相比，列宁主义政党更加重视动员和组织党内成员，更加强调纪律背后的意识形态塑造。因此，列宁主义政党会安排定期的高频率的思想政治学习活动，以推动党内成员的“思想更纯”。

（三）更加凸显的现代性

现代政党的兴起和沿革，主要延续了外在的科层化组织架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党认同。而列宁主义政党为了要实现人民至上的依归，就要依靠更严格的纪律，依靠更严密的组织和更纯粹的思想。在政党的现代性上，它也要走得更远。

李猛对纪律的论断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纪律一方面构成了社会理性化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个人对自身生活进行全面的组织与安排的技术，形塑个性的技术，最终也是新教徒获得自由的技术。因此，纪律既是‘除魔的世界’中的历史命运，也是‘禁欲者’的守护神手中操持的个人的命运。”在组织层面上，纵然实现了除魅的目标，但是通往集中的集体观却可能限制党员的自由追求；在思想层面上，纵然实现了自由的目标，但是通往民主的个人观却可能妨碍政党的统一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同克里斯玛的对抗和反对抗确实值得考量。

因此在列宁主义政党中，在组织和思想之间，有了和解两者张力的基本机制，那就是纪律。通过民主的讨论，在思想上达到一致，进而促进组织的集中。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在基层组织中实现不同思想的充分整合成为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重中之重，这也是组织和思想张力与和解的突破口。正像爱泼斯坦所说的，“如果我们考虑一种有效的‘现代’组织方式的话，我们必须将共产党组织作为典型范例包括进来。如果我们预言政党将朝着更彻底地组织起来的方向发展的话，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可能要被看做是最近的发展阶段”。由此，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发生在现代性的剧场之内，只不过后者将政党组织的科层化推向了深处，将自身的“现代性”更加凸显了。

三、中国语境下纪律与政党的互动实践

（一）承接传统，重视“主义”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有很多学者做出过相应的解读。其中值得珍视的是，儒家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有着一种类似于自然法性质的主导作用。刘小枫就认为，“华夏帝国的传统的政教统治的正当性由儒家学说提供自然法基础，儒生官僚集团乃是这一自然法理的担纲者”。金观涛和刘青峰也有类似的观点。意识形态认同（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一项重要描述，儒家意识形态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演进。

然而，１９１９年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彼时，德先生和赛先生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知识分子的心里，科学与民主成为了处于救亡图存政治命运中的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启蒙，这一崭新的政治话语将迷茫中的中国人带入了新的境地。虽然存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但是心系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主义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取代儒教理念之道统地位的，是‘主义’理念。由此演化出‘主义’的国体化宗教，这是现代中国之宗教的决定性特征。”金观涛和刘青峰也认为，“根据华夏中心主义的结构，儒家意识形态被抛弃并不会改变人们潜在的世界道德价值之一元论形态。既然儒家伦理已不再成为世界上最高价值之体现，道德价值一元论还必须寻找一种新对象来作为自己的寄托”。此时，作为新的先进意识形态代表———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前台，替代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了新的思想旗帜，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中国。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也有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宗旨，进行着另一个方向的政治实践。

其中，马克思主义在１９２１年推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历经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在１９２４年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两个政党分别都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都各有一个“主义”在主导着党内和党外的事务。这构成了它们与西方议会体制下政党的巨大分别的基础。“西方现代政党的兴起，以传统建制宗教的社会分化为前提，政党结构因而是多元的，并在宪政政治的秩序中互动。换言之，现代西方的政党政治仍是由政教张力的制度传统塑造出来的。中国的政党政治则是由政教一体化的传统儒教模式塑造出来的。”当“主义”政党建构民族国家之时，其就变成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引领者，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儒教士大夫阶层的宗教性模式。在组织和思想之间，领导核心到基层组织都贯穿着意识形态的观念。

追溯这种模式承继的原因，有许多解释。来自政党外部的“救亡图存”要求理论有着很大的解释力。为了实现国族之间的生存竞争和民族国家的整合，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就成为了空洞的神话，或者说选举分化的利益集团的诉求聚合并未成为中国人主要关注的内容。

2、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3、政党的作用：（1）凝聚力阶层的利益和政治意识。（2）收集和发展阶级政治力量。（3）影响和领导社会政治。（4）培养班上的政治骨干。（5）影响国际政治和。

（二）真正的纪律最终要为了人民

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一直在寻找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案，希望严肃党纪，但是始终“未可得”。１９２４年，在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帮助下，准备将国民党重新改组为“列宁式的政党”。然而，国民党是否真正被改造成了一个彻底的列宁主义政党呢？答案是否定的。国民党的改组仅仅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其组织上效法列宁主义政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但在意识形态上拒斥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图学其表，仅希望通过外在的组织促进主义，而并非从改造内在的思想来加以改组。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组织和思想之间，他倒向了前者，而非后者。因此，国民党诚然只失败地学到了“半套功夫”，顶多只是“准列宁主义政党”，甚至是“伪列宁主义政党”，其纪律算不上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纪律。

北伐时期，国民党动员群众的目的在于打倒北方军阀，结束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许多学者都研究过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关键作用。在国民党看来，其北伐胜利，统一全国之后，并不需打倒全部资本家和地主。与此不同，共产党则与作为大多数人民的“工农”一道，要求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这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践。

金观涛和刘青峰先生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归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是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利益和基层群众利益不一致，它不能通过群众大革命将新意识形态权威深入到基层农村，不能消除农村的无组织力量，从而不能建立稳固的统治。另一种模式是列宁式政党和群众大革命有效结合，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稳固的一体化结构”。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对内整合了党内的秩序和自觉，对外型构了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更具道义和实践的正当性。

从１９２１年至今，从深层次上讲，纪律严明是促成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党内外动员能力的关键内在动力。更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拥有鲜明问题导向的“自我革命”品格，通过把“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断纠正管党治党过程中的体制机制弊端，塑造了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党。

《共产党宣言》读后感1500字(一) 历史告诉我们，劳动者和穷人一向就存在，但无产阶级不是一向就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那些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阶级发展起来的。大工业生产时代的。

四、结语

“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为政党内部的“法律”，政党纪律正是推动政党不断演进的核心动力。在社会结构一端，梅因所谓的“从身份到契约”不断延展。在政党格局一端，从依附“显贵”的身份制政党转化为组织化的科层制政党，再转化为组织形态上更加现代的列宁主义政党。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政党，离不开政党纪律的塑造。最初的政党，源于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依附”，显贵人物的落幕往往导致“树倒猢狲散”。现代意义的政党摆脱了身份制政党“业余”的组织架构，借助政党纪律使政党组织日趋严密，形成科层化的政党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列宁主义政党通过更严格的纪律，在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认同”之间，在组织的“集中”与思想的“民主”之间，塑造了组织意义上更加现代的政党。放眼当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尖锐严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如何通过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新时代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