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引出

女红，又名“女工”“女事”等，女红“象征着妇女的人格和美德”，也是“女性生活的艺术化表达”1。在广义上，“所谓女红，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妇女所必须具备的‘女事’，如纺织、缝纫、刺绣等技艺；二是‘主中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下得了厨房”2；而狭义的女红主要指纺绩、缝纫、刺绣等“女事”。本文的讨论对象特指狭义的女红，且集中于“做针线”一项。

《红楼梦》中有大量与女红相关的书写，据笔者粗略统计有50余处，应是中国古代女红书写最多的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当前对《红楼梦》中的这一文本现象进行专题探讨的文章主要有3篇，其中邓云乡先生的《漫话荷包》与《女红·刺绣》两篇短文侧重从民俗学角度简要梳理《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3；而张晓红、张克峰的《女红与读书：<红楼梦>中的女教及女教观》则从女性教育角度讨论了《红楼梦》中女红书写所反映的女教与女教观。4事实上，《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因常被征引作为论证古代女红民俗及女性教育的文献材料，故而对学界来说并不陌生。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虽为我们深入探讨《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作了很好的铺垫，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小说中大量的女红书写是作为文学文本被创作出来的。那么，我们在探讨《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民俗史、女教史价值时，是否更要关注其对小说解读别具意义的文学价值呢？

梳理《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可发现，仅从小说回目上就有第三十五回的“黄金莺巧结梅花络”5、第三十六回的“绣鸳鸯梦兆绛云轩”、第五十二回的“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以及第七十三回的“痴丫头误拾绣春囊”等4个回目与女红直接相关。不仅如此，小说还围绕女红演绎了诸多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故事，如第十七至十八回中的林黛玉“剪香囊”事件，第二十五回马道婆讨要赵姨娘炕上堆着的“零碎绸缎湾角”，第三十二回袭人、宝钗在湘云做女红“到三更天”一事上的大段谈话，等等，都是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生活境况以及表现人物关系的精彩笔墨。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

此外，“做针线”也是《红楼梦》中年轻女儿们最主要的日常活动之一。第五回周瑞家的一进门就见薛宝钗“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第八回贾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以及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等。“做针线”“看针线”以及把女红作为馈赠往还的礼物，类似的“闲笔”在小说中大量出现。因此，笔者感兴趣的是，惜墨如金的曹雪芹如此不避繁复地写及女红，有何创作意图？

尤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年轻女子相关，而较少涉及中老年女性。6不言而喻，《红楼梦》中的这一女红书写形态，主要缘于小说“使闺阁昭传”的创作目的，故多着墨于年轻女性。另外，由于《红楼梦》的书写对象是“钟鸣鼎食之家”的日常生活，故在女红书写中多为“做针线”而鲜有纺织等繁重的体力劳动。7同时，我们还可注意，小说中的女红书写多如第二十五回中林黛玉“自觉无趣，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更觉烦闷”；第三十六回中“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等，呈现出以软媚、闲逸为主色调的小说意境。这一文本现象，似亦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在上述问题的解读上，单纯的民俗学、教育学以及艺术学研究视角是有局限的。故而这也促使我们调整思路，从当前学界关注较少的文学史与文化史的角度对女红书写的源流进行梳理，并以之为参照来揭示《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深层意蕴。

二、女红书写：一个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考察

女红是中国古代闺中女性的必修课，也是闺教的重要内容。当前学界已从生活史、艺术史、民俗史等视角对女红问题有了诸多深入研究，其中不乏以文学作品中的女红书写为例证的探讨。8虽然文学文本中的女红书写常被学人引证，然却鲜有从文学角度探讨女红书写的专题研究。据笔者目及，当前仅有田苗《女性物事与宋词》一书第七章《针线曾劳玉指柔——宋词中的女红》和钱呈《宋代女红词研究》对宋词中的女红书写有较全面与深入的探讨。9就此来看，目前学界对古代女红书写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宋词，而对文学作品中女红书写的源流、书写特点、审美意蕴等问题尚少系统考察。

文学中的女红，较早可追溯到《诗经》中的“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小雅·斯干》）等作品。然在早期的书写中，女红更多呈现为单纯的民俗或女性日常活动，文学审美并非其主要特征。据笔者所见，较早把女红作为审美对象纳入文学创作的是东汉繁钦《定情诗》中的“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此诗把作为女红的“素缕”与作为情感的“中心”结合起来，赋予了“素缕”意象浓郁的抒情意味。如果我们对古代女红书写略作梳理，可见其主要有“织妇诗”与“倦绣图”两种审美风格迥异的书写题材与类型。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

“织妇诗”类型的女红书写在文体上集中于诗歌，在内容上多与徭役、苛政相关。例如南朝梁萧子显《燕歌行》中的“夜梦征人缝狐貉，私怜织妇裁锦绯”与唐代韩偓《连缀体》中的“陇头针线年年事，不喜寒砧捣断肠”等，以闺中织妇的口吻表达对徭役制度带来的夫妻离别之苦的控诉；另外，还有像唐代秦韬玉《贫女》中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宋代戴复古《织妇叹》中的“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等以织妇的劳苦“控诉不合理的赋税征敛制度”10。这一类型的女红书写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常以“怨”“叹”命名诗题，创作情调偏于政治情感的刚性，在书写内容上也多以底层妇女的日常活动与情感生活为对象。

“倦绣图”类型的女红书写是伴随南朝文人对闺阁女性的关注开始大量出现的。由于这一类型的诗歌创作多出自宫廷或豪族文人之手，故相对于以写底层妇女所从事女红活动的“织妇诗”来说，其政治批判色彩较弱，而更凸显了女红活动的带有富贵气息的慵懒与闲逸，以及更加细腻的情感生活的描摹。正如上文所言，这一类型的女红书写较早可追溯到东汉繁钦的《定情诗》，尔后南朝梁刘孝威《鄀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中的“妖姬含怨情，织素起秋声”则进一步强调了女红书写中的“妖姬”与“怨情”，年轻美貌女子的女红活动洋溢着淡淡的由于男女离别触动的“怨情”；梁简文帝《春闺情诗》中的“杨柳叶纤纤，佳人懒织缣”则又把女红书写进行文学化的提纯，摒弃了此前作品刻意强调女红与“怨情”的直接书写，而是巧妙地以身体动作——“懒”——艺术化地侧面烘托与表现女性的情感生活，这一书写程式也逐渐成为“倦绣图”类型女红书写的主要形态。以软媚、闲愁为情感基调的女红书写在宋代达到高峰，如杨无咎《琐窗寒·柳暗藏鸦》中的“想闲窗、针线倦拈，寂寞细捻酴醾嗅”与朱敦儒《清平乐·春寒雨妥》中的“绣线金针慵不作，要见秋千无那”等，女红活动与闺中年轻女子的慵懒、闲愁、相思等闺阁情思紧密结合，渐成古代女红书写的固定程式。

此外，女红活动也在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宋代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中的“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以及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中的“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等，年轻女子闺中独做女红的孤独、感伤与相思和有情郎相伴做女红的愉悦、温馨与香艳，可以说正是女红书写蕴含情感的两个极端。书写女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描摹女子深藏内心的隐秘情感。由于闺中女子情感本身具有内敛性，故文人运用“比德”手法，借女红活动的写照委婉道出可感而不可见的女性情感活动。

宋代女红书写的创作程式对元明清时期的女红书写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由于元代散曲相对于诗词在篇幅上更具铺张渲染的优势，故而散曲中的女红书写在表达女性情感上也更加详尽与细腻。例如商衟《新水令·挂玉钩》中的“这些时针线慵拈懒绣作，愁闷的人颠倒”，以及查德卿《拟美人八咏·春愁》中的“厌听野鹊语雕檐，怕见杨花扑绣帘，拈起绣针还倒拈。两眉尖，一半儿微舒一半儿敛”等。有趣的是，宋元以降的女红书写中还有大量以“倦绣图”为题的诗词、绘画，极力凸显女红意象的细腻、娇弱、慵懒等女性化特征，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以“弱”与“懒”为主要情调的描写年轻女子闺阁日常生活与情感活动的创作程式。11

女红书写落实在叙事文学中则呈现为更加复杂与多变的书写形态，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女红作为女性日常交际的物品，在情人赠答、礼物馈赠中均有表现，如《金瓶梅词话》第八回中潘金莲恳请玳安传情与西门庆，许之以“做双好鞋”作为报答。由于“鞋”与“谢”谐音，在明清小说中多有以“鞋”作为谢礼的情节，如《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探春即以“加工夫”作双鞋给宝玉作答谢。另外，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许蔡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中的“交颈鸳鸯的香囊”在作为定情信物的同时又具有“功能性道具”的叙事功能等。12

其二，女红作为闺中女子陶淑性情、消遣光阴的日常活动，在叙事文学中也是描摹女子手巧而心灵的惯例。例如《剪灯余话》卷二《鸾鸾传》中为凸显赵鸾鸾的心灵手巧，特意点出其“有才貌，喜文词，尤精于剪制刺绣之事”13，类似的还有《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善能描龙画凤，刺绣拈花”的蔡瑞虹14等女性形象的刻画，而这也是叙事文学中女红书写最常见的形态之一。

其三，叙事文学中也有诸多以“诗”书写女红的文本。细按之，又可分为两种不同形式：一是如《剪灯新话》卷二《渭塘奇遇记》中的“困人天气日长时，针线慵拈午漏迟”与《林兰香》第二十三回中的“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线，笑向檀郎唾”15等以作者独创或前人诗词插入小说叙事，借抒情笔墨烘托闺中女子慵懒、闲愁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状态；二是如《聊斋志异》卷十二《王桂庵》中的“临舟有榜人女，绣履其中，风姿韶绝。王窥既久，女若不觉。王朗吟‘洛阳女儿对门居’，故使女闻。女似解其为己者，略举首一斜瞬之，俛首绣如故”16等，通过极具抒情色彩的散笔创设诗意情调，达到与诗词相近的修辞效果。

透过上述对女红书写的梳理，可见其在书写内容、审美风格、情感取向等方面有“织妇诗”和“倦绣图”两个相对独立的书写类型。“织妇诗”类型的女红书写主要以诗歌体裁呈现，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政治干预色彩，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徭役、表现闺中思妇情感的“政治抒情诗”。“倦绣图”类型的女红书写随着南朝文人对闺阁女性的关注渐成风气，其描写的对象不再是“织妇诗”中常见的底层女性，而主要是富贵之家年轻的闺阁女儿，纺织也不再是其主要的女红活动，而变成了针线、刺绣等不需付出大量体力的活动；同时，在审美风格上，它也不再如“织妇诗”类型所表现出的对政治的关心，而仅与“织妇诗”类型在表达离别相思之情上存在相通之处，“倦绣图”类型的女红书写着力凸显的是闺阁女儿的闲逸、相思以及青年男女的带有艳情色彩的浪漫与温馨。随着元明叙事文学的兴起，女红书写一方面多继承了“倦绣图”书写类型中描写女性娇憨、慵懒的审美情调与书写模式，同时又以叙事的笔法与诗词书写形成审美情调上的跨文体“互文”；另外，叙事文学也把女红书写融入小说叙事，成为女性人格特征的部分象征以及参与小说叙事的“功能性物象”，极大地拓展了女红书写的修辞功能。而《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就是这一文学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一方面承袭了深厚的女红书写传统的文学与文化因子，同时又有了独创性的、具有时代色彩的书写特征。

三、《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小说修辞功能

《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是融入整部小说叙事之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关于《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修辞功能，胡平曾指出“《红楼梦》对女红的描写也是为了烘托人物、场景、情节的需要而专门设定的”，惜其并未展开讨论。笔者在其基础上认为，《红楼梦》女红书写的修辞功能主要表现在由表及里的建构小说叙事、参与人物塑造与营造小说情调三个层次。

首先，在小说叙事层面，《红楼梦》中的女红往往作为“功能性物象”参与小说叙事，起到勾连故事情节的“针线”作用。在此功能的表现形态上较为简单的是第二回中贾雨村“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误以为甄士隐移居此处，借此“线”引出贾雨村讨要甄家的丫鬟娇杏为妾的一段故事；以及第四十六回邢夫人欲向鸳鸯挑明贾赦纳妾之事却无缘由，小说通过邢夫人恰见“鸳鸯正然坐在那里做针线”，顺势“接他手内的针线瞧了一瞧”借此引出话头，等。第七十三回中作为定情信物的绣春囊的叙事功能尤为明显，傻大姐偶然拾得的绣春香囊被王夫人恰巧见到，如千里来龙偶然接榫，直接引发了抄检大观园的闹剧，而这也为贾府被抄家埋下了伏笔。以女红作为衔接故事的“功能性物象”并非曹雪芹首创，而是元明清时期叙事文学中常见的叙事策略。女红作为闺中女子“物”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女性自身，定情信物的传达本身就带有越轨的冒险，这也为小说家创设多变的故事情节提供了契机。作为男女定情信物的女红，如绣鞋、香囊等，由于男子的疏忽会被他人拾得或利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隐秘情感遭到泄露或寻找女红的故事链。

其次，相对于女红书写在小说叙事层面多承袭叙事传统而来，《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多妙笔。以小说第十七至十八回中的林黛玉“剪香囊”为例：

林黛玉听说，走来瞧瞧，果然一件无存，因向宝玉道：“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作的那个香袋儿——才作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知不妥，忙赶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见过这香囊，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工夫。今见无故剪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瞧道：“你瞧瞧，这是什么！我那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见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气，低头一言不发。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待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他怀中便走。黛玉见如此，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剪。宝玉见他如此，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他罢！”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这当了什么！”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

在这段文字中，林黛玉的情绪是不断变动着的，由一开始的“听说”宝玉佩戴的东西一件无存，想到自己做的荷包是否也被宝玉和他人所做的物事一般不“珍重”，试探着“走来瞧瞧”，当发现不见自己做的荷包时，由物及己，顿觉自己亦如所做女红一般不为宝玉“珍重”；林黛玉巨大的失落感使其不给宝玉任何解释的机会，怒于心而形于颜色、至于行动，“赌气回房”剪破尚未做好的香袋，借此发泄心中的愤怒与失落；当宝玉从衣服里面拿出香袋时，林黛玉的愤怒和失落顿时又被喜悦冲散，联想到方才所言、所为，“又愧”于自己的鲁莽，又气于宝玉的未及时解释（黛玉似乎并未给宝玉解释的机会），林黛玉种种复杂的心理汇合一处，“低头一言不发”；但黛玉剪香囊的行为却激起了贾宝玉的“孩子气”，被宝玉扔到自己怀中的香袋犹如自己的情感一样被狠心掷回，更何况黛玉“低头一言不发”已经表示自责了呢，所以宝玉的举动又把黛玉方才的内疚以及受到珍重的喜悦压下去而激起了愤怒，因此“拿起荷包来又剪”；但当宝玉笑着服软时，林黛玉又感觉到了宝玉的珍重与爱惜，气忿于宝玉的反复无常、感动于宝玉的珍视、自怜于自己的身世，复杂的情绪化作“将剪子一摔”“赌气上床，向里面倒下拭泪”的肢体动作，以拒绝交流的姿态独自体味其中的爱与怜、忿与怨。小说中的这段女红书写虽字字写的都是肢体动作与人物对话，却字字含情，“己卯本”脂批谓之“情痴之至文”17，诚不虚哉！

另外，小说第三十五回以“结梅花络”写莺儿之“巧”，第五十二回借“病补雀金裘”写晴雯之“勇”等，都堪称古代小说中借女红塑造女性形象的经典案例。值得关注的是女红之于史湘云形象的塑造。在《红楼梦》中虽未直接写史湘云做女红，但却通过袭人、宝钗以及湘云之口透露了若干消息。在第三十二回中，通过袭人与湘云的对话可知，湘云常替袭人做鞋、做扇套、打蝴蝶结子等，难怪湘云说“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由此既可见出湘云的平易近人，以及袭人与湘云的亲昵也实非他人可比；同时，也侧面写出了“英豪阔大宽宏量”的湘云亦有精湛的女红技艺与“豪中有秀气”18的形象魅力。然小说却又通过宝钗之口道出湘云“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累的很”的生活境况，透露了史湘云虽居绮罗丛中却无人娇养的“坎坷形状”，从而为“豪秀”的湘云形象补妆。笔者认为，曹雪芹用笔的精妙之处还在于，通过袭人与宝钗在湘云做女红问题上的了解程度，侧面写出了“憨湘云”在人物身份、人物关系认识上的精细一面，进而丰富了史湘云的性格特征。湘云在袭人请求帮忙时从未拒绝，而且也从未在其面前倾诉做女红“累的很”的真实感受，这是由于袭人不仅是曾陪侍过自己的丫头，而且还是宝玉未来的“房中人”，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湘云与袭人既有比他人更多的亲昵感，又由于身份的不同带来的微妙的疏离感；而宝钗与湘云均为贾府亲戚，湘云与宝钗没有像与袭人那样在身份认同上的疏离感以及对袭人可能会向宝玉“泄密”的担忧，故而选择向宝钗而非袭人吐露真实的生活境况，希望从体贴的宝钗而非袭人处得到抚慰。此外，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小说也透过史家连请针线上的人也感到费用大，作为小姐的湘云都要“做活做到三更天”来补贴家用，说明了今日的史家早已失却“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光鲜，“空架子”或许都已难以为继。而这也与第五回巧姐在“荒村野店”纺绩的图谶遥遥呼应，预演了贾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大观园女儿们的命运。

最后，《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在建构小说意境方面的修辞功能亦值得关注。通过对小说中女红书写文本的梳理，我们可发现类似文本形态在小说中大量出现：

1、（周瑞家的）只见薛宝钗……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第七回）

2、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果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第二十四回）

3、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第二十八回）

由此可见，《红楼梦》中大量近于“闲文”的女红书写文本并非无关紧要的赘笔，而是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曹雪芹在小说中插入诸多碎片化的“闲文”并在这些女红书写文本中营造一种弥散着闲逸与慵懒气息的属于“钟鸣鼎食之家，温柔富贵之乡”的闺阁情调，而这一情调也在与“倦绣图”女红书写传统的“互文”中得到彰显。在一定程度上，《红楼梦》中的上述女红书写虽在形态上属于“叙事文本”，但在意境上却更接近于“抒情文本”，它不仅是“叙事的诗”，也是“诗的叙事”。

四、女红书写与明末清初理想女性的审美标准

女红与读书是大观园闺阁女儿的日常活动。在小说中，常为学界征引的是薛宝钗“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第三十七回）以及“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第四十二回）等“名言”。薛宝钗在《红楼梦》中不仅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最真诚的践行者。据笔者所见，小说中写及大观园女儿做女红最多的即是薛宝钗，例如小说反复写及其同丫鬟“描花样子”（第七回）、“坐在炕上作针线”（第八回），甚至“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第四十五回）等。

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的林黛玉也精于女红，小说第十七至十八回中黛玉给宝玉做过“香袋儿”，第二十五回和雪雁“做了一回针线”，第二十八回“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第二十九回有黛玉给宝玉做的玉上穿的穗子，等。以往学界多认为黛玉长于诗词而不善女红，笔者认为似不符合小说的创作事实。只不过相对于薛宝钗从事女红的“明写”，林黛玉的女红活动更多为“隐写”而已。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发现《红楼梦》中诗才最高的薛宝钗和林黛玉，也是小说中最频繁地写及从事女红的角色。为何曹雪芹在强调作为理想女性典型的薛宝钗、林黛玉诗才高妙的同时，亦凸显其精于女红呢？

其实，早在《女诫》中班昭已不满于现实中“但教男而不教女”的弊端，强调理想的女性教育应是读书与女红兼修，并以“昼修妇业，暮诵经典”的邓皇后为理想女性的楷模。东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显然也是以女红与读书兼善的理想女性自诩。元代赵孟頫在《管夫人墓志铭》中谓管夫人“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词章，不学而能”，虽强调管夫人的“翰墨词章”之能，而亦不废其“德言容功”。

据笔者所见，明代小说中已塑造了大量的理想女性，这些女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红与翰墨兼修，例如：

1、（赵鸾鸾）有才貌，喜文词，尤精于剪制刺绣之事。（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二《鸾鸾传》）

2、（莘瑶琴）“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女工一事，飞针走线，出人意表”“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吹弹歌舞都余事”（《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

3、那小姐……吟得诗，作得赋，琴棋书画，女工针指，无不精通。20（《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明 末清初才女文化盛行，女红与翰墨兼修的理想女性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

1、论梦卿之德，真乃幽闲贞静，柔顺安详……。论梦卿之才，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如蔡琰……。论梦卿女工，真天孙云锦，鲛氏冰纨……。论梦卿容貌，不数秀色堪餐，漫道发光可鉴……（《林兰香》第一回）

2、年方十二岁，却聪慧非凡，五经书史，过目成诵；至于吟诗作赋之外，一切琴棋书画，事事精通；至若针黹女红，随你描鸾刺绣，织锦回文，都不学而能；若论容颜态度，婉丽秀雅，则又超出脂粉，另具天姿……21（《生花梦》第一回）

3、昭华小姐……刺绣描鸾……件件精熟，绣的做的无不玲珑鲜巧，夺人眼目。……十三岁了，却长成得就如一朵出水芙蓉，千娇百媚。更兼他同着哥哥与廉清读了这几年书，出口便成章句，时常绣工之暇，便学做诗消遣……22（《麟儿报》第四回）

但是，小说创作为了“出奇制胜”，故常把女性的诗才过度放大（以“奇女子”博取读者眼球），甚至一时出现了“惟猎诗书，用代针线”的偏激之见。这在一些才子佳人小说中尤为突出：

2、（山黛）性情沉静，言笑不轻；生于宰相之家，而锦绣珠翠非其所好。每日只是淡妆素服，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书作文，以自娱乐。举止悠闲，宛如一寒素书生。24（《平山冷燕》第二回）

3、不期生得这个女儿，美如春花，皎同秋月，慧如娇鸟，烂比明珠。这还是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之一斑。至于俏心侠胆，奇志明眼，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生到一十六岁，袅袅翩翩，竟是一个女中的儒士。25（《玉支玑》第一回）

“奇女子”的过度夸张，虽能在阅读上带来一时的“新鲜感”，却极易造成人物形象脱离现实生活基础而失真；并且这一抛弃了闺教传统的审美理念也与儒家文化传统相背离，故而逐渐失去其创作基础与读者基础。同时，一些才子佳人小说也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极尽想象之能事的“完美女性”，如《女才子书》卷六中的“美人”标准“夫螓首蛾眉，杏春桃脸，女容也；然色庄语寡，笑乏倾城，则亦未足为艳。刺绣纺织，女红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守芬含美，贞静自持，行坐不离绣床，遇春曾无怨慕，女德也；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则失风流之韵。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26，即强调女红与读书互为补充。清初李渔也注意到过度强调女子诗才可能带来的危险：“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则其分内事，不必道也。然尽有专攻男技，不屑女红，鄙织紝为贱役，视针线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倩贫女老妪为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谓妇人职业，毕竟以缝纫为主，缝纫既熟，徐及其他。”27在李渔的上述阐述中，我们可注意到其与《红楼梦》中薛宝钗“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的认识如出一辙，而这一理想女性审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曹雪芹的审美期待。不仅在理念上，李渔早在曹雪芹之前也已对才子佳人小说关于理想女性的审美标准进行了创作上的矫正，也即在《合锦回文传》中以女红与翰墨皆精的苏若兰为审美标准，作为才子追求的女性典范。

由此可见，曹雪芹女红与诗才兼善的理想女性审美理念是浸润于悠久的理想女性审美传统之中的，是“德言容功”审美理想特征的进一步凸显。而从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理想女性的塑造来看，《红楼梦》也是清初小说创作文化生态的产物，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一正一反的两方面，它吸收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对诗才与女红兼善的符合理想女性审美标准的闺阁女儿形象的塑造经验，同时又对其过度强调“小才微善”的“偏才”女性造成的角色失真予以矫正。

五、小结

帮忙选下列其中三部名著,写出书的内容简介、精彩片段、读书感悟! 《西游记》、《水浒传》、《朝花夕拾》、《骆驼祥子》、《繁星春水》《鲁滨孙漂流记》、《童年》(高尔基)、《名人传》(罗曼罗兰)、《格列佛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综而言之，《红楼梦》中大量的女红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都是曹雪芹的天才独创，它还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女红书写传统的产物。《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也不仅仅是写实的，它在更多时候还是写意的，而其“写意”正是通过“跨文体”仿拟诗词意境而来，在小说中形成慵懒、闲愁、静美与柔弱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温柔富贵乡”的小说意境以契合“使闺阁昭传”的创作初衷。同时，《红楼梦》的这一创作特点也启示我们在阅读作为叙事文本的《红楼梦》时，也要注意跳出文体的局限，从抒情文体的视角重新审视《红楼梦》中的叙事文本，以此探求解读小说深层文学与文化底蕴的突破口。毕竟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他还是杰出的诗人，诗歌与小说的跨文体“互文”在《红楼梦》中得到了绝佳表现，而这也符合古代小说创作是浸淫于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文学生态的事实。

注释

1、胡平《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以下所引该书原文，不再另注。

2、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3、参见邓云乡《红楼风俗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19、456—467页。

5、曹雪芹 著，无名氏 续《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页。以下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6、据笔者所见，小说中仅4处简略描写，一是第一回中甄士隐的妻子和丫鬟“日夜作些针线发卖”补贴家用；二是第八回中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三是第二十五回中赵姨娘粘鞋；四是第四十六回中邢夫人看鸳鸯手内的针线。在小说中，李纨的日常职责是“陪侍小姑针黹诵读”，然却并未有直接写其做女红的笔墨。

7、据笔者所见仅有2处，一是小说第十五回中的二丫头演示纺绩；二是第五回中预言巧姐儿命运的册子中有纺绩于荒村野店的图谶。有意思的是，小说第三十二回中虽说史湘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累的很”，但仍仅限于“做针线”而已。

8、可参见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的《女人手工：从必需品到艺术》一节，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中的第七章《女红》，以及胡平《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潘健华《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吴凌云《红妆：女性的古典》（中华书局2005年版）、马大勇编《青闺爱巧：中国女子的古典巧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相关著作。

9、参见田苗《女性物事与宋词》，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52页；钱呈《宋代女红词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0、田苗《女性物事与宋词》，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11、据笔者所见，有宋代张玉娘的《闺情四首·倦绣》、范成大的《倦绣》，以及宋元之际的仇远、元代的杨弘道、元明之际的陶安、明代的唐寅等人的题为《倦绣图》的系列诗歌。

12、参见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陈迩冬等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420页。

骆驼祥子读书笔记：《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作品以旧中国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由人堕落为“兽”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社会最低层劳动者苦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

14、冯梦龙 编《醒世恒言》，顾学颉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88页。以下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5、随缘下士 编辑《林兰香》，于植元 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以下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6、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等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3页。以下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7、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18、薛瑞生《是真名士自风流——史湘云论》，《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辑。

19、虫天子 辑《中国香艳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0、凌濛初《拍案惊奇》，陈迩冬等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21、娥川主人 编次《生花梦》，《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哈佛大学“本衙藏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6页。

22、佚名《麟儿报》，卜惟义 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23、荑荻散人 编次《玉娇梨》，韩锡铎 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24、佚名《平山冷燕》，李致中 校点，春风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25、天花藏主人 述《玉支玑》，周友德 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丁香花》，我只是喜欢那凄美的歌词，但是我并不知道在这首歌后还有比《丁香花》歌词更凄美的故事。在《读者》2005年第七期中，就有这个故事。 一个得绝症得女孩——曾梦捷从小得了不治。

26、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27、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