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研究

摘要:高中生处于青少年阶段心理健康水平的“谷底”。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高中生问卷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呈现“四低”趋势:情绪健康水平低、自我评价低、压力感低、人际支持低;高中女生比男生更焦虑、抑郁，自我评价更低，压力感更高，但人际支持也更高;生活习惯(睡眠、手机依赖)、压力和社会支持(父母支持、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是影响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从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做好压力管理、提升社会支持水平等方面着力促进高中生的心理健康。

关键词:高中生;心理健康;压力;社会支持;生活习惯

问题提出

高中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是人格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是跨越高考的飞跃期，也是多种心理问题的高发期。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变化仍在持续影响着高中生，使他们面临心身协调发展的矛盾，再加上学业发展、社会期望、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巨大而紧迫的压力，使得高中阶段成为生命周期中一个独特时期。

多项调查数据显示，高中生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心理健康水平的“谷底”。在12~18岁之间，心理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初一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最高，高中学生最低;而18岁之后心理健康水平逐渐上升[1]。对中小学生抑郁的调查也发现，抑郁的检出率随年级升高而上升。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三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7.6%~8.6%;而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中重度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10.9%~12.6%[2]，数字的惊人增长说明了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纵向比较则发现，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有研究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对1990—2012年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高中生在1990—2004年的15年间，心理健康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2005—2012年，心理健康水平趋于平稳[3]。另一项元分析研究也发现，1992—2005年间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缓慢下降，这主要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经济状况、社会威胁和教育状况的变化引起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的普及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离婚率和犯罪率的上升，都是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社会原因[4]。

影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多种，除了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之外，还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生活方式、个体内部心理发展因素，等等。从个体心理发展来看，高中生面临自我同一性发展任务，他们在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发现并发展自我，容易出现情绪波动，陷入焦虑、迷茫、混乱状态，进而导致心理问题。家庭和学校所提供的人际支持是高中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有效地缓解心理压力，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5]。生活习惯方面，高中生睡眠不足已成普遍现象。多项研究显示，短期或长期的睡眠剥夺均会导致紧张、焦虑、疲劳及整体情绪困扰的增多[6]。手机依赖是当代高中生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手机依赖会导致睡眠时间更加不足，睡眠质量受损[7]，对身体和心理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日本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共同开展的对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四个国家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调查于2017年底进行。中国的被试取自北京、江苏、四川、湖南、辽宁、陕西六省市的24所高中，有效问卷3238份。其中，男生占49.0%，女生占51.0%;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分别占41.0%、31.2%、27.8%。美国的有效问卷1519份，男生占48.1%，女生占51.9%;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分别占31.5%、34.3%、34.2%。日本的有效问卷1705份，男生占49.0%，女生占51.0%;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分别占33.4%、33.2%、33.4%。韩国的有效问卷2015份，男生占51.6%，女生占48.4%;高一、高二学生分别占48.9%、51.1%。

2.变量说明

(1)因变量

因变量是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问卷中包括消极情绪和自我评价两个方面。其中，消极情绪包括抑郁、焦虑、孤独、愤怒，由8个题目来测量，询问被试最近是否有以下感受:“情绪低落”“孤独”等，采用“从无”到“常有”4点Likert计分，得分越高消极情绪越严重。自我评价包括价值感(如“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自信心(如“只要努力，一般的事差不多都可以做好”)、意志力(如“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克服”)，共9个题目，问卷采用4点Likert计分，得分越高自我评价越高。

(2)自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和手机依赖。睡眠状况考察睡眠是否充足，采用从“不够”到“足够”4点Likert计分。手机依赖主要表现为过度使用手机后导致明显的身心和社会功能受到影响，问卷采用4点Likert计分，得分越高手机依赖越严重。二是压力感，考察被试近一年感知到的精神压力或精神负担，选项有“完全没有”“不太有”“有时有”“经常有”四项，分别赋值1、2、3、4。三是社会支持感，包括父母支持(如“父母理解我”)、教师支持(如“学校有可以倾诉烦恼的老师”)、同伴支持(如“我有可以无所不谈的朋友”)，共7个题目，问卷采用4点Likert计分，得分越高社会支持越高。

(3)控制变量

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及国家间比较发现，我国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总体呈现“四低”，即情绪健康水平低，自我评价低(主要是意志力和价值感)，压力感低，人际支持低。此外，不同性别比较发现，高中女生的自我评价普遍低于男生，需要特别关注。

1.我国高中生情绪健康水平“低”

书籍简介: 英国作家艾瑞克·莫布里·奈特的作品,又称《莱西回家了》。1938年发表后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读本。 莱西是乔的爱犬和忠实伙伴,乔的爸爸失业后,不得已卖掉了莱西,莱西从新主人家跑出来三次,三次都回到了乔的家,直到他。

焦虑和抑郁是我国高中生最为突出的情绪健康问题。在本调查所测量的四种消极情绪中，我国高中生体验最多的是焦虑，其次是抑郁，再次是孤独，这三项的得分在2.35~2.48之间，介于“偶尔有”到“有时有”之间;得分最低的是愤怒，平均分为1.75，介于“从无”到“偶尔有”之间。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2010—2020年，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中抑郁、焦虑排在前两位，尤其焦虑检出率近10年来显著增加，说明高中生情绪类内化问题最为严重[10]。

与国外高中生的比较凸显出我国高中生情绪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本次调查中，我国高中生抑郁得分在四个国家高中生中排第1位，得分依次为中国2.42、日本2.32、美国2.16、韩国2.14;我国高中生焦虑、孤独、愤怒均排第2位，虽低于美国但高于日本和韩国高中生，其中焦虑得分依次为美国2.81、中国2.48、日本2.42、韩国2.27;孤独得分依次为美国2.37、中国2.35、韩国2.32、日本2.14;愤怒得分依次为美国1.89、中国1.75、韩国1.49、日本1.46。这一结果与PISA2018的问卷调查结果相一致。PISA2018的数据显示，我国调查的四省市学生存在明显的消极情绪体验，远比OECD国家的学生更严重，“有时”或“总是”担心、难过、恐惧、痛苦的中国学生比例分别为86.0%、82.0%、57.9%、57.1%，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52.1%、51.9%、34.8%、39.1%)，也高于美、日、韩三国学生比例。

2.我国高中生自我评价“低”

在自我评价方面，我国高中生自信心得分最高，其次是意志力，这两项得分均略超过3分;第三是价值感，得分为2.84。与其他三国高中生相比，我国高中生自信心得分排第2位，低于美国高中生(自信心得分依次为:美国3.16、中国3.03、韩国2.81、日本2.56);我国高中生意志力和价值感得分排第3位，低于美国和韩国高中生，仅高于日本高中生(意志力得分依次为:美国3.35、韩国3.20、中国3.02、日本2.76;价值感得分依次为:美国3.05、韩国2.93、中国2.84、日本2.34)。在自信心、意志力和价值感得分上，四个国家的高中生两两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高中生自我评价不高，尤其意志力和价值感偏低，这也在PISA2018调查中得到了验证。PISA2018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调查表明，我国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低于OECD国家的学生，例如，在“我通常有方法达成目标”“我认为自己能同时处理多件事情”“身处逆境时我总是能找到出路”方面，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率分别为82.6%、63.2%、75.7%，都低于OECD国家平均值(分别为88.4%、71.8%、84.0%)，也低于美国和韩国学生。同样，PISA2018调查也发现，我国高中生的自信心水平较高，例如，在“我对自己的信心使我可以渡过难关”方面，我国高中生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率(80.8%)高于OECD国家平均值(71.5%)。由此可见，我国高中生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信，但可能缺少自我价值感的支撑，面对逆境时意志力不足，这对于他们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发展自我、突破自我、形成自我同一性造成了一定阻碍。

3.我国高中生压力感“低”

在参加调查的中国高中生中，“经常有”精神压力的有17.9%，“有时有”压力的占50.2%，“不太有”压力的有25.2%，“完全没有”压力的只有6.7%。与美国、日本和韩国高中生相比，我国高中生压力感并不突出。在被调查的美国、日本和韩国高中生中，“经常有”或“有时有”精神压力的分别为80.2%、76.1%、78.5%，均高于中国高中生的比率(68.1%)。与2010年进行的中美日韩高中生调查结果相比较发现，各国高中生压力感有所变化，韩国和日本高中生压力感降低，“经常有”或“有时有”精神压力的比率减少9.3个和6.3个百分点，美国和中国高中生压力感相对平稳，“经常有”或“有时有”精神压力的分别减少1.4个和1.6个百分点。在相隔7年的两次调查中我国高中生的压力感均排在四个国家之末，这似乎与我们的日常观察并不一致，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问卷中考察的是高中生对压力的整体主观感受，而非单一的学习压力或客观的学习时间、学业负担。这一结果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对于世界各国的高中生来说，压力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与他们所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面临的共同发展任务有关。

在压力来源上也可以看出，各国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大体相似。中国高中生排前3位的依次是:学习问题、升学或毕业后的去向及同辈关系。美国和日本高中生排前三位的压力源也是这三项;韩国高中生前两项压力源与其他三国学生一致，排第3位的是外貌压力，反映出外貌至上的社会现象。高中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尽管中、美、日、韩四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同，但升入好大学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各国高中生都处在“高考”压力之下，学习问题是首当其冲的压力源。同时，高中毕业还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每个高中生都面临升学还是就业的抉择，而由于世界经济及整体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每个地方的高中生所面临的未来竞争压力都在不断加剧，因此这方面的压力感受非常强烈。

在压力的纾解方式上，中国高中生首选视听娱乐，如听音乐、看电影，占六成多(63.0%);其次是睡觉(41.9%)，第三是忍耐(38.0%)。前两种是比较中性的压力释放策略，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情绪的缓和或暂时转移;而忍耐的方式则可能导致压力积聚甚至爆发，以致无法排解。美、日、韩高中生排前三位的应对方式与中国高中生大体相似，但又有各自的特点，例如韩国高中生则更多地通过玩游戏来纾解压力，排在第2位，仅次于忍耐;而美国高中生更多地通过运动纾解压力，选择率远超中、日、韩高中生。我国高中生较少采取运动方式来纾解压力，反映出运动爱好缺乏和运动习惯不佳的问题，不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4.我国高中生人际支持“低”

在社会支持方面，我国高中生同伴支持(平均分3.23)最高，其次是父母支持(平均分2.98)，教师支持最低(平均分2.65)。与其他三国高中生相比，我国高中生社会支持感偏低，其中同伴支持和父母支持得分低于美国(同伴支持3.53、父母支持3.08)、日本(同伴支持3.30、父母支持3.05)、韩国(同伴支持3.46、父母支持3.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我国高中生教师支持得分低于韩国(平均分3.01)和美国(平均分2.95)高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国高中生仅教师支持得分显著高于日本(平均分2.44)。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为何中国高中生感知到的人际支持反而最低呢?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流行，这可能会破坏人际支持和社会支持，从而使个体的幸福感下降，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上升[11]。在学校，竞争性的压力充斥各个层面，导致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异化，附着上了功利色彩。本次对各国高中生压力来源的调查发现，42.0%的中国高中生压力主要来自同学朋友关系，超过美国、日本和韩国高中生的比例。同学朋友既是最主要的支持源，也是突出的压力来源。被过度竞争裹挟的同学关系可能更多让高中生感到压力，而不是快乐、理解和放松。在家庭，中国父母以高期望、高关注、高投入为特点的“密集型”教养方式，也会让渴望自我发展空间的高中生感觉压抑、不被理解，从而影响对父母情感支持的感知。研究发现，“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会增加孩子长大后抑郁的风险，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12]。此外，中国高中生人际支持低的结果也与本次调查对人际支持的考察重点有关。本调查主要考察了父母、同伴和教师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主要体现在个体感受到被理解和陪伴方面，未涉及各支持源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等其他直接服务或帮助等。中国人情感表达含蓄、内敛，可能限制了高中生感知到的情感支持，造成情感支持偏低的现象。

5.高中生心理健康性别差异显著

以往研究中对不同年龄段心理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所得结果并不一致，主要与所测量的心理健康具体内容及年龄段有关。本次调查中，对各国高中生样本的性别差异进行统计检验，发现无论是在消极情绪、自我评价还是压力感、社会支持感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而言，女生消极情绪中的焦虑、抑郁多、自我评价低，压力感高但社会支持也高，男生消极情绪中的愤怒情绪更高，社会支持更低。

具体而言，四个国家中女生的焦虑得分均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女生的抑郁得分也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中国男生和女生的孤独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美、日、韩三国女生的孤独得分显著高于男生;中国男生的愤怒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但美、日、韩三国愤怒得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四个国家中，女生的自信心、意志力和价值感得分均低于男生，且差异显著。一项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横断历史研究也发现，女生比男生更焦虑、抑郁，更容易恐惧;而且在2000年到2012年间女生比男生心理健康水平下降更快，而男生则在敌对、恐怖等因子上有所改善[13]。这说明高中阶段男女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有可能在拉大，需要引起重视。

压力感方面，在所有四个国家中，女生的压力感都强于男生。这也与以往一些研究的结论一致。一项日记研究发现，和男孩相比，青春期的女孩不仅与家庭成员、同龄人及男朋友之间的压力体验更多，而且对这些压力源的反应也更为消极，特别是在处理和同伴的争执上[14]。

在社会支持方面，各国的性别差异并不一致。具体而言，我国高中女生的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均高于男生;教师支持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美国高中男生的父母支持高于女生;日本高中女生的父母支持高于男生，但男生的教师支持高于女生;韩国高中男生的教师支持亦高于女生(见表2)。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女性比男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多，在各年龄段均如此。一般认为，女性更具同情心和人际敏感性，也更容易感知到关爱;而男性更需要坚强独立。因此，面临压力事件时，父母、朋友会与女生进行更多的情感沟通，给予支持的表达方式也更丰富，而对男生则主要是物质帮助或直接干预[15]。

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考察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睡眠、手机依赖、压力感、社会支持感等各因素对各国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总体看来，影响各国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大体相似，略有差异。各因素对消极情绪和自我评价的影响也略有不同，故分别予以分析。

1.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影响因素

表3列出了对中国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回归分析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模型2对高中生消极情绪的解释力为R2=0.388(F=239.767，p<0.001)，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在人口与家庭相关变量中，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对我国高中生消极情绪有显著解释力，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消极情绪越少;而性别对我国高中生消极情绪的解释力并不显著。关于性别对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影响，在不同国家的模型中结论并不一致。在美国和韩国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回归模型中，当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时，性别对消极情绪的解释力亦不再显著。但在日本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回顾模型中，即使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性别的解释力仍然显著。说明不同国家的性别文化会影响到高中生情绪健康的性别差异。

在生活习惯相关变量中，主观感知到的睡眠状况和手机依赖对我国高中生消极情绪有显著解释力，手机依赖越严重，睡眠越缺乏，消极情绪越多。这在其他三个国家的模型中也得到了验证。作为与互联网同发展的Z世代，这一代高中生与网络和手机已经密不可分，手机依赖行为也变得越发普遍。以往研究也发现，手机依赖个体会伴随有高度焦虑及失眠症状，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及人际焦虑或社交孤独感[16]。睡眠方面，近年来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学生睡眠不足的现象持续恶化，与10年前相比，高一、高二学生在上学日平均睡眠时长减少10~20分钟，84.1%的高中生上学日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17]。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睡眠问题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联。睡眠不足导致负面情绪增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消极情绪的易感性增加，调节能力降低。有研究者发现，在睡眠剥夺的情况下，被调查者在压力较低时仍然报告压力、焦虑和愤怒[18]。

压力是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最大影响因素，在四个国家的回归模型中呈现一致结论，即高中生压力感越高，消极情绪越多。对于高中生来说，学业无疑是最大的压力源，但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密切的是社会人际关系及性发展方面的压力[19]。很多研究者认为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的矛盾激增是青少年积极情绪体验减少的主要原因[20]。父母与孩子之间在个人责任和自我管理方面的冲突在青少年早期到中期达到顶峰[21];处于青春期后期的高中生面临人际关系的重组，他们正从家庭走向更广阔的学校和社会;而青春期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也使高中生重新审视、认识与他人的关系，增加人际关系敏感的问题。

在社会支持方面，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能够显著减少高中生的消极情绪，而教师支持的解释力不显著。关于教师支持的影响，在不同国家的模型中结论不一致，教师支持对日本高中生情绪健康的解释力不显著，但对美国和韩国高中生的情绪健康解释力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社会支持是身心健康的重要预测指标[22]。一方面，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给人提供积极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社会支持对处于压力状态下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具有缓冲作用。自我决定理论则认为，支持性的人际环境能够满足青少年的安全感、亲密关系、归属感等心理需求，而破坏性的人际环境使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受到阻碍[23]，进而引发消极情绪。

2.高中生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

表4列出了对中国高中生自我评价的回归分析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模型2对高中生自我评价的解释力为R2=0.297(F=159.409，p<0.001)，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对高中生自我评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在四个国家的回归模型中呈现一致结论，即除睡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自我评价的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男生的自我评价显著好于女生;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自我评价越高。在控制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之后，手机依赖越少、压力感越轻、父母教师和同伴支持越高，高中生的自我评价就越高。

1、《发展心理学 : 人的毕生发展》 罗伯特·费尔德曼 ，这本看过一版，可读性上的确比国内好很多。2、《发展心理学 : 心理学导读系列》David R.Shaffer。以上两本都是我们发展心理学课的老师大力推荐的，第一本是北大。

在自我评价的各影响因素中，同伴支持的影响最为突出。研究发现，从青少年早期开始个体的社会支持就更多地从家人转向了朋友[24]，同性朋友的肯定与支持对中学生正向情绪、负向情绪的预测作用甚至超过父母[25];受到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能体会到更高的自尊水平，而高自尊的个体往往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也更加自信和乐观;高水平的朋友支持还能提升学生应对负性事件的信心，增强其自我效能感[26]。这表明，提升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着力于改善其同伴关系，提升同伴支持。

性别对高中生自我评价的影响也较为突出。描述性分析已经发现，在四个国家中，女生的自信心、意志力和价值感得分均低于男生，且差异显著。一项对中国大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的元分析发现，男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27];对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多项研究也发现，男生的自我评价高于女生[28，29]，核心自我评价包含自尊、控制点、自我效能感等多个子概念，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的评价。高中男生的自我评价高于女生，一方面，可能和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有关，在传统性别文化影响下，男生往往承载着更高的家庭和社会期望，因而在成长过程中会获得更积极的核心自我评价;而进入青春期后的女生在行为上受到更多的限制，被要求做符合性别角色的事，在对未来的选择方面也受到许多限制，社会对她们的期望较低[30]，导致女生自我评价偏低。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青春期女生的特点有关，女生在青春期对自我的要求、评估标准较高，对自我认可度较低，因此自我评价也就较低。

此外，与对消极情绪的回归分析不同，睡眠对自我评价的解释力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睡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问题方面，对自我评价影响很小。而教师支持虽然对情绪问题的解释力不显著，但对自我评价的解释力非常显著，说明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对于高中生自我的发展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高中生增强自信，提高自我效能感，这对于高中生的学业和人格发展都非常重要。

结论与讨论

高中生心理健康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并未被真正认识。梳理以往文献发现，高中生既处于青少年阶段心理健康水平的“谷底”，也由于时代变迁持续缓慢“沉沦”。本文基于国际比较，利用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比较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我国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国际比较中亦处于较低水平，表现为“四低”，即情绪健康水平低，自我评价低(主要是意志力和价值感)，压力感低，人际支持低。第二，家庭经济状况、睡眠、手机依赖、压力感、父母和同伴支持是影响我国高中生情绪健康的重要因素。第三，性别、家庭经济状况、手机依赖、压力感、同伴、父母和教师支持是影响我国高中生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六项具体行动，包括心理健康宣教行动、心理健康环境营造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心理健康关爱行动、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完善行动，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全面素质发展。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等等。从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来看，做好高中生心理健康工作，有几个关键点不能忽视。

作者简介 ···戴维·谢弗 (David R. Shaffer) 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佐治亚大学本科生项目主席,毕生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项目前任主席,在该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人类发展课程35年。他发表的多篇研究论文涉及到利他行为、态。

再次要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家庭和学校应高度关注睡眠不足所带来的情绪、认知和其他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高中生形成健康生活方式，规律作息，保障8小时充足睡眠，加强运动锻炼，避免手机依赖，减少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最后要关注青春期女生自我意识发展。高中女生消极自我评价的形成受到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多种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引导女生自我意识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消除整个社会的性别歧视，强化性别平等观念，使个体从文化强加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还需要特别关注青春晚期女生的自主需求，提供更丰富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自主参与机会，锻炼其能力，体现其价值，增强其信心，形成健康积极的自我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研究”(项目编号:20GH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赵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

向上滑动阅览

［1］［6］傅小兰，张侃，主编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 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4.

［2］［11］［17］傅小兰，张侃，主编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 202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93-194.

［3］［13］俞国良，李天然，王勍 . 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横断历史研究［J］. 教育研究，2016（10）：113-122.

［4］辛自强，张梅 .1992 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J］. 心理学报，2009，41（1）：69-78.

［5］申荷永，高岚 . 心理教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42-144.

［7］马云会，郭菲，陈祉妍 . 网络与手机使用对青少年睡眠质量影响的调查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4（12）：1495-1499.

［8］世界卫生组织 . 世界青少年的健康—第二个十年的第二次机会（294）［EB/OL］.［2014］. https：//www.who.int/ adolescent/second-decade.

［10］于晓琪，张亚利，俞国良. 2010 ～ 2020 中国内地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2022，30（5）：978-990.

［15］张书朋，张庆垚，李彩娜 . 领悟社会支持性别差异的元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4）：393-401.［16］李蓓蕾，张莉莉，邓林园，等. 高中生手机依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 教育科学研究，2019（8）：73-79.

［18］Minkel J D，Banks S，Htaik O，et al. Sleep Deprivation and Stressors：Evidence for Elevated Negative Affect in Response to Mild Stressors When Sleep Deprived［J］.Emotion，2012（5）：1015.

［19］楼玮群，齐铱 . 高中生压力源和心理健康的研究［J］. 心理科学，2000（2）：156-159+155-253.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第六版)——心理学导读系列》本书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David R.Shaffer所著。全书系统地介绍了人类心理发展进程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重点介绍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发展。

［20］［美］David R.Shaffer，Katherine Kipp. 发展心理学［M］. 邹泓，等，译 .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391.

［21］Laursen B，Coy K C and Collins W A. Reconsidering Changes in Parent-Child Conflict across Adolescence：A MetaAnalysis［J］. Child Development，1998（69）：817-832.

［22］Hakulinen C，Pulkki-Råback L，Jokela M，et 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rajectories：Whitehall II cohort study［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2016，11（3）：204 -208.

［23］Hankin B L，Mermelstein R & Roesch L.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Stress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models［J］. Child Development，2007（78）：279-295.

［24］林崇德，李庆安 .青少年期身心发展特点［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8-56.

［25］左占伟，邹泓，马存燕 . 初中生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15-18.

［26］黎志华，尹霞云 .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希望的影响机制：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 31（5）：610-617.

［27］高丙成 .中国大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元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14（4）：90-96.

［28］张珊珊，张野，申婷 . 校园欺凌对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性别的多群组比较分析［J］. 教育科学研 究，2021，312（3）：44-49.

［29］王眉眉，王丽 .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5）：774-776.

［30］Bolognini M，Plancherel B，Bettschart W，et al.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1996（19）：233–245.

［31］刘志，朱锐锐，崔海丽，等. 情绪调节：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分报告之二［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39（9）：4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