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 (The New Yorker)。篇幅等原因有删节。
正文部分
若非他不会不也就那样户
对浪潮和周期的讨论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对未来了如指掌的错觉。
Illustration by O.O.P.S. Photographs from Metro-Goldwyn-Mayer / Getty (workers); Getty (money)
在当时，这不失为一个准确的评价。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平等主义 (egalitarian) 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年轻气盛的岁月里，人们的薪资水平比欧洲更高，西部的土地广袤又廉价。当时也有富人，但他们还不是欧洲贵族那样的巨富。根据经济史学家Peter H. Lindert和Jeffrey G. Williamson所著《不平等的所得：自1700年以来的美国增长与不平等》(Unequal Gains: American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1700)，最富有1%人口的国民收入占比，在当时的英国超过20%，而在当时的美国不到10%。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偏好平等（当然了，这里的“平等”还只适用于白人）；美国人为贫富之间相对较小的差距感到自豪。托马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美国国父之一、该国第三任总统) 曾向一位朋友吹嘘，“还有什么样的社会条件能比这更让人心驰神往？”
时至今日，美国前1%人群的国民收入占比约为20%，接近托克维尔时代大西洋对岸的分配水平。美国是如何从西方最平等主义的国家，蜕变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的？事实证明，从彼至此的道路并非一条直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多少有点在坐过山车的意思。
记述美国不平等演变的一次早期系统性尝试，由当时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授的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做出。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日后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运用潜心收集多年的数据——库兹涅茨因此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得出了一条意外的结论。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最初他假设在一个由私人财产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一般的趋势应当是富者越富——不平等程度应当随着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种假设还是成立的，但他发现，在那之后美国、英国和德国都经历过一段经济差距缩窄的时期。而且，随着更多国家公布更多可供调用的数据，库兹涅茨发现，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穷人都曾对富人迎头赶上。用他的话讲，这种现象是“一个谜”。
对此的解释似乎包含两点因素。首先，是大众教育 (mass education) 的崛起。一旦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就会在决定生产力水平上变得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会累积更多的经济份额，而不仅是那些有钱投资的人。其次，政治从经济手中夺过了主动权。为数甚众的穷人意识到，他们可以投票支持对富人加税，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钱再分配到自己手中。
库兹涅茨自己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板。1901年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在东乌克兰度过童年时光，俄国内战期间21岁的他逃难到了美国。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一步步成长为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杰出经济统计学家。他发现的收入与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不平等程度在经济发展初期上升，而后出现下滑——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 (Kuznets curve)。库兹涅茨指出，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从美国南北战争 (1861-1865) 之后开始的。在镀金时代 (Gilded Age，1870年代-1900年)，收入集中度不断提高，并最终于爵士时代 (Jazz Age，1920年代-1930年代) 达到顶峰，当时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触及20%。而在那之后的二十五年里，不平等程度开始下滑，直至库兹涅茨撰写论文时，已经回到共和国初期的较低水平。
库兹涅茨曲线 图片：ThoughtCo
库兹涅茨的论文发表，正值冷战白热化时期。美国经济正兴兴向荣。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白领工作逐渐取代蓝领工作，还有政府在大萧条时期设立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计划。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全世界最具活力与成效的经济制度、更是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平等与公正的事实，给以美国人莫大的安慰。在当时人看来，不平等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这段时期史称“大压缩” (the Great Compression)。到了1970年代，美国的平等程度可以媲美今日的任何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但在接下来的1980年代初，不平等程度开始反弹。曲线的形状从最初的倒U型，变得近似于N型：先上后下再向上。而且这种转变并非一时的畸变；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持续了近四十年。不平等程度的跃升在美国最具戏剧性，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80年代初的8%，飙涨至今天的近20%。但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日本，不平等也在加剧，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某种系统性转变（同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荷兰——的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不平等程度触底反弹导致库兹涅茨曲线翻转 图片：ThoughtCo
而他们存在分歧之处，是政府政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平等的加剧，恰逢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在1970年代，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失速，失业率跳涨，通胀上升并持续处于高位。于是承诺削减税率、取缔市场监管并减少经济中的政府干预的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在这些国家的选举中胜出。这种变化在英国和美国最为明显，以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和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的就任为标志；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同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对这一变迁的记述，正是Benyamin Appelbaum所著《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自由市场的虚假先知如何令社会土崩瓦解》(The Economists' Hour: How the False Prophets of Free Markets Fractured Our Society) 的主题。这是一个老调重弹的故事，但Appelbaum通过回溯这些政策变迁背后的一小撮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盖瑞·贝克 (Gary Becker) 和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的私人和职业生涯，在旧瓶里装上了新酒。
Appelbaum活灵活现的编年史的核心人物，是高耸入云的弗里德曼（只是打个比方；他本人身高只有一米五七）。除了舌战群儒弗里德曼别无所爱，而且不似很多同事，他是一个出色的沟通者，能够用平实的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1962年出版了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80年与其妻Rose制作了PBS电视纪录片《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并在《新闻周刊》杂志 (Newsweek) 上连载专栏近二十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tphwiEnCPyBooP0knjo_g 提取码: rgnz 书名：《Lords of Finance》作者：Liaquat Ahamed 译者：豆瓣评分：8.9 出版社：Penguin Press HC, The 出版年份：2009-01-22 页数：
弗里德曼于1946年加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该系业已形成了一套旗帜鲜明的论述哲学，可一路追溯到十年前该系创立之初：相信自由市场的效能，并对大多数政府干预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译者注：即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导向最初让该系置身于主流之外，但在弗里德曼的智识领导下，该系日后成长为整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系，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汇率的调校、反垄断法规的执行以及税率制度的设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该系走出的师生们，共获得过三十个诺贝尔奖。今天，弗里德曼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老掉牙的笑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是因为缺乏魅力而改行的精算师。《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应该能改变对经济学家沉闷无趣的刻板印象——不过弗里德曼在1932年从罗格斯大学毕业时，确实曾一度想成为精算师。一如既往精力充沛的他，遵从于另一种更准确的职业刻板印象，即“经济学家无所不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偏见，或许和经济学科透过分析观察世界的做法有关。弗里德曼提倡自由浮动汇率，因为他认为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能比市场更准确地决定汇率水平——但他自己却难以抗拒与市场对赌的诱惑。1970年代，他笃定地认为时任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的自由挥霍会令加拿大元贬值，于是动手做空该货币。而当加拿大元不仅不贬反而升值了13%时，弗里德曼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清仓止损。
《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书中另一个颇具色彩的人物是罗伯特·蒙代尔。在Appelbaum看来，蒙代尔提供了单一货币思想——实质上把他视为智识上的欧元之父——和供给侧经济学的理论根基。1960年代末，坚信通胀将继续上行的蒙代尔，在托斯卡纳（译者注：Tuscan，意大利西北部的历史文化盛地）乡间斥资一万美元买下一套破败的十五世纪豪宅。对于通胀他确实说对了，并声称自己的投资翻了一百倍。然而三十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蒙代尔还在往他的意大利深坑里砸钱。
有充足证据表明，这种政策转变进一步导致了更加失衡的收入分配。减税措施力度越大的国家，不平等加剧的程度越深。Appelbaum书中——专注于人物而非因果——并没有深究这些转变造成的后果。而在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所著《唯有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制度的未来》(Capitalism，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中，对此有大量的细节描述。
虽然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之后便开始回升，经济学界花了几十年才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将注意力转向不平等加剧后果的人当中，就有米兰诺维奇；他成长于共产党治下的南斯拉夫，在世界银行的研究部门钻研了几十年，现在在纽约城市大学执教经济学。米兰诺维奇在1990年代末声名鹊起，是因为他运用世界银行庞大的家庭收入数据库，成功地绘制出了全球化的好处在不同国家群体中不同阶级的分配情况（译者注：即近年来在主流舆论场重又提起的“大象图”，elephant chart）。最大的赢家是“全球富豪”，其资本回报急剧飙升；以及新兴世界涌现出的大量中产阶级，主要是在东亚和印度，他们从本地区的可观增长中获益。最大的输家是西方中产阶级工人，由于外国竞争导致他们所在的行业空心化，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这也正是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内生吸引力。
米兰诺维奇“大象图”的现代诠释 图片：Brookings
米兰诺维奇不仅在数据分析上是一把好手；他对历史和文化也有着独到而广泛的兴趣。对于早期罗马帝国的收入分配（奥古斯都时代的不平等程度大致与今天的美国相当）、俱乐部队伍中外国球员数量的限制解除后对欧洲足球行业的影响（最富有的俱乐部在本国联赛当中往往变得更具压倒性优势）以及《傲慢与偏见》女主角伊丽莎白·班内特人生决定的财务影响（嫁给达西先生令她得以跻身1%人群中最富有的前十分位，而作为一位独身主义者她本可能从前1%滑落到50%），他都曾发表过论文。《唯有资本主义》，也是基于米兰诺维奇2016年出版的上一本书《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新书当中的许多主题和思想都曾在前一本书中埋下伏笔，两本书最好放在一起阅读。
在《全球不平等》中，米兰诺维奇将不平等程度的波动一路追溯到中世纪的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指出自那时起不平等程度就受到多方竞争因素的影响，一直在漫长叵测的浪潮中上下起伏不定。比如在十五世纪，黑死病导致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推涨意大利的薪资水平；而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的资本价值，导致富人的收入大幅缩水。综合所有数据，米兰诺维奇得出结论：不平等似乎存在某种上限——一个国家最多能够承担与消化的经济分化程度。十九世纪美国不平等的加剧，随后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下滑，乃至过去四十年来的回升，为这种潮起潮落提供了又一个例子。库兹涅茨之所以得出他的倒U型曲线，是因为他关注的时期在历史长河之中还是太短暂了。
在《唯有资本主义》中，米兰诺维奇将视线从过去转向未来。在他看来，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当今世界上有两套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同时运作。一套是西方版本的“自由主义精英”资本主义，以美国首当其冲。另一套是不那么民主、更具威权色彩的“政治资本主义”，主要形成于中国。就像所有立论一样，该理论忽略了很多细节，但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
在“自由主义精英”的世界里，不平等来源于资本积累的方式。富人能比穷人存下更多的钱，进而在经济当中拥有不成比例的资本和财富。资本回报作为富人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往往比薪资增长得更快，使得富者更富。教育好处的分配模式也是同理：富有人群往往受过更良好的教育，赚取更高的工资；他们掌握的财富让他们对风险与流动性不足有着更高的容忍度，能从自有资本中牟取更高的回报。此外，他们往往会选择其他富有的受教育人群结成家庭，并能够将更多资本传承给他们的后代，使不平等从一代延续到下一代。
这一切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米兰诺维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套制度都很难遏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更遑论翻转这种趋势。米兰诺维奇并没有像他的书副标题那样，把篇幅浪费在假大空的未来预测上，而是明智地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与当下。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那样，经济学界在预测未来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在他看来，由于人类事件的偶然性，对社会做出预测的企图注定会落空。要预测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不平等下滑，就得预见到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其他太多的因素）——而直到1913年都没有人做到这一点。
从浪潮和周期出发考虑问题的后果在于，这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对未来了如指掌的错觉。（译者注：比如“人生发财靠康波”……）以股票市场为例。人们常会把它描述成在牛市与熊市之间的拉锯；但所有曾在市场上浮沉的人都知道，要想预测升浪的顶点或者回调的谷底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股市周期的峰谷只有在尘埃落定之后才能看出端倪。在不平等浪潮上似乎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米兰诺维奇会引用诗人康士坦丁·卡瓦菲 (Constantine Cavafy) 作为一部早期作品的结尾：
芝加哥学派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帮助解释对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为何会在美国被长期边缘化。正如Appelbaum在《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中指出的那样，芝加哥学派专注于理解怎样让市场运作更加高效，而对分配议题嗤之以鼻（讽刺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题导师正是西蒙·库兹涅茨，而弗里德曼从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库兹涅茨做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在芝加哥学派，对不平等的普遍看法是，不平等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会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地自立自律。
相比之下，米兰诺维奇属于那些致力于跟踪近年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新一代数据驱动的经济学家。这当中恰好包括一大批的法国经济学家，比如François Bourguignon，Thomas Philippon，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 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他们都来自于“平等” (égalité) 与“博爱” (fraternité) 之地并非巧合。
包括米兰诺维奇和法国军团的这一群欧洲经济学家，正追随着托克维尔的步伐。他们的努力为我们竖起了一面镜子，让美国人得以好好照照自己。他们成功地将公众注意力聚焦到了不平等议题上。他们有意识地远离诸如基尼系数这样的量化不平等的不透明统计概念，而是将更浅显易懂的衡量标准发扬光大，比如巨富人群的收入占比。“前1%人群”和其相对应的“99%”，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成为了发动政治抗争的口号，而围绕该议题的民众疑虑并未散去。在通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道路上，不平等是一个主要政治议题；民主党候选人们的提议包括财富税，更陡峭的所得税区间，更大力度的遗产税，以及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思想拥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
译者：张一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