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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ePeircy《He, She and It》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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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以来,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以及无机生命工程的发展使得人工器官、克隆人、基因编辑婴儿、寿命的延长等成为可能,昭示着“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传统的人文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拆解,西方知识界的“后人类主义

20世纪后期以来，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以及无机生命工程的发展使得人工器官、克隆人、基因编辑婴儿、寿命的延长等成为可能，昭示着“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传统的人文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拆解，西方知识界的“后人类主义”思潮不断升温。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不仅对人类主体形成了挑战，而且对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看法也在悄然转变之中。[1] 后人类将以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而存在成为当今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科幻文学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创造性及前瞻性跃然成为探索后人类状况最理想的思想实验基地。科幻作家在虚拟空间大胆设想后人类境况，重塑人类主体，表现出超前的后人类主体意识，反过来启迪并促进后人类时代新形式的理论构建。其中，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在其著作《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中，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观察并描述，以“双性同体”为主题，以模糊的边界为主线，展现出她对后人类时代人类新形式主体构建的深邃思考。

一、西方“后人类”思潮

美国思想家、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在其巨著《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2011）中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速，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人类这一物种，将从本质上继续寻求机会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当前的限制”。[2]“后人类”概念源于科幻小说、未来学、当代艺术和哲学领域，字面上指存在于人类之外的人或实体。在21世纪科技革命的催化下，对技术的盲从与追捧正逼使人类迅速走向“后人类”时代，对“后人类”的定义及“后人类”主体的思考继而成为西方“后人类”思潮的核心话题。西方学者在充分吸收控制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科技发展动态，在后人类新理论的构建及人文学科的发展方面都产生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Pramod K.Nayar在《后人类主义》（2014）中，以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s）的科幻小说《雏鸟》(Fledgling，2005)为主线，再议人文主义的兴衰，重新探索后人类主义的起源。他认为，由于20世纪的哲学、批判理论和生物学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理想，人类已不再是人类地球的中心。他提倡物种的世界大同主义，主张后人类应该接受多物种的交融并对不同物种的身份负责。此外，“后人类”时代的社会政治观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

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1992）一举成名的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就是主要代表之一。福山认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3] 他于2002年再出新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强调生物技术不加约束的发展会终结自由民主制乃至人性本身，提出唯有通过政治“锁死”科技的方法，才能帮助人们走出后人类困境。

西方知识界不断升温的“后人类”思潮反映出人们对20世纪后期现代科技的兴奋与焦虑。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逐渐运用技术改变了世界，今天，人类不仅要征服自然，还企图从生物性上改变自己，甚至奢望成为“永生”之神。如果说20世纪人类最终未能突破生物因素和道德伦理对重塑人类主体的限制，那么，在21世纪伊始，人类彻底打破自然选择法则的可能性已初现端倪。2018年11月，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健康诞生，开启了人类主体智慧设计之门。借助科技，人类有望通过三种方式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的身体选择：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以及无机生命工程。生物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治愈身体的疾病，延长肉体的寿命，修改我们的基因，让我们的精神愉悦，让孩子易于管教；仿生工程可能创造出“生化人”（cyborg），使人体拥有各种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如苍蝇的复眼、蝙蝠的耳朵、海豚的皮肤等；无机工程则使另一种改变生命法则的技术成为可能，那就是创造完全无机的生命。但是，当人类的身体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随意搭建和拆卸，当人类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未来“后人类”的身体建构在打破自然生命法则之后，我们又将面临怎样的震惊？赫拉利出版的简史三部曲就对此提出了担忧：“在这样的主体升级过程中可能导致人性的丧失与主体性的崩塌，后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4]

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文本总是向我们展示人类的行为、反应和互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文学“发明”了人类，而它现今又试图告诉我们，当“人”中包含了“非人”的成分时，人为何物？科幻文学作为创造奇迹的思想实验基地，正是以其瑰丽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种种生动的“后人类”镜像，呼吁我们去思考未来的人类革命：在人之后，后人类主体将会以何种形式呈现？[5]

二、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镜像

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科幻小说以虚构的整体时空背景替换现实经验环境，通过幻想建构一个截然不同的他者世界，从而达到一种陌生化、新奇化的效果。”[6] 即便小说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当代科学，它也使得在这个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及计算机工程飞速进步的时代对人的本体性问题进行探索成为一种可能。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关于“人”“生命”等本体性问题，科幻作家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从故事背景、人物形象以及读者感受等多方面来拓宽“人类”的定义。

早在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中，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就塑造了一个由具有犯罪心理的生物学家利用死尸拼装研制而成的巨大怪物形象。当这个怪物睁开双眼时，它狰狞的面目吓坏了它的制造者。随之而来的各种悬疑离奇的事件更是严重打乱了原有世界的秩序与和谐。玛丽·雪莱在小说中从生物层面上解构并重塑了人类主体，并对“非人”的外形及性格特征进行探讨，通过怪物的善恶来反映人性中的善恶两面性。同时，她通过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许多和弗兰克斯坦一样的科学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他们相信生与死的界限并不绝对，一定有某种科学的方法可以打破这个界限。然而，在故事中，雪莱最终没有让“非人”与人类共存，这一方面表现出她对“后人类”作为一种新的物种的恐惧与担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她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坚守。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中，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在其描绘的幻想世界中预示了生物技术将会给人类带来的重大科技革命。通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Bokanovskification）试管授精、“索玛”（Soma）、感官器（Feelies）等精神药物和其它基因工程，让人们始终处于健康愉快的状态。然而，当人们不再拥有感知痛苦、希望、恐惧及挣扎的能力时，生命存在的意义也近乎消失了。

1、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维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维都可能变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2、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3、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

除了在小说中设想未来生物技术可能对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善和破坏，人工智能是科幻作家们表达对“后人类”境况的担忧的另一大重要题材。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以人工智能为题材，为读者描述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其中对全球化的互联网络、虚拟现实和人机结合三大技术的寓言已经在今天得以实现。当然，吉布森在其作品中也通过探索高科技社会中边缘人群的生存与反抗为科技时代的人类提出了警示。马吉·皮尔斯（Marge Piercy）的《他，她和它》（He，She and It，1991），则是讲述了一个科学家塑造的赛博人（人机合成）在人类的训练下获得真情感并与人类相恋的故事。遗憾的是，这段感情最终由于无法逾越的人类与机械的意识鸿沟而宣告失败，寓意人机合成的局限性。

与以上通过预设紧密贴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人类及新技术景观来表达对后人类境况的担忧不同，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1929-2018）以其特有的人类学眼光，通过塑造不一样的“非人”形象，在科幻世界的异时空旅行中，呈现对“何以为人”“何以为完人”的思考，并对“人类之后，人应为何”的问题提供一种后人类反思，体现出极具哲学价值的后人类思想。厄休拉·勒奎恩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幻奇幻大师，被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盛赞为当代幻想文学典范，称赞其想象力丰富、风格上乘，超越了托尔金，远胜于多丽丝·莱辛，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勒奎恩一生出版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100余篇，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等世界重量级科幻奖项及多项终生成就奖，并于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其代表作《黑暗的左手》（1969）、《地海传奇六部曲》（1968-2001）、《天钧》（1971）、《一无所有》（1974）、《永远回家》（1985）以及她历经40年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典籍《道德经》，以科学幻想之道大胆呈现后人类景观，映射出现世存在的问题并给以警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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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奎恩的作品充满了对“后人类”的思考。她的《失去一切的人》（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1974）是科幻小说中里程碑一般的经典乌托邦小说。与《黑暗的左手》类似，两部小说都选取了一位星际旅行者前往他者星球探索并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渠道。在她的虚拟星际旅行叙事中，勒奎恩用采风、观察或是生命内省的人类学方法，通过星际旅行者的记录，想象了后人类旅行者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生物技术时代，通过对西方关于本体论的先入之见的彻底反思，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具世界性的多元的、包容的理解。在最近出版的短篇故事集《变化的位面》（Changing Planes，2003）中，勒奎恩同样以“位面旅行者”为观察媒介，通过位面旅行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多个基因技术改造造成的“后人类”悲剧。但小说启示录似的思考，并没有完全否定当代“技科学”的优点，而是提出了精神性对技术的反向平衡作用，为后人类时代提供了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7]

三、模糊的“边界”——“后人类”主体之思

在厄休拉·勒奎恩的作品中，对于后人类的思考及后人类形象的塑造从男女性别的角度出发，开启了她富有独到见解及深刻哲理的“后人类”主体之思。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同时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两项世界科幻界大奖。在该作品中，勒奎恩虚构了一个名为Gethen（冬星）的未来世界。冬星上条件恶劣，常年冰雪覆盖。勒奎恩创造了主人公“艾”——星际旅行者及使者的形象，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通过观察、思考及内省等方式记录了他在冬星上看到及经历的一切。其中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冬星人的双性同体特征。在冬星，人的性周期一般为26天，其中21或22天里，他们都是雌雄同体的双性人，而且处于性潜伏期（索慕期）。在第22或23天时，他们会进入发情期（克慕期），在此期间，单独一人或是跟一个不在克慕期的人在一起，都是不会有性交能力的。在此期间，两个克慕期的人会相应的转变为完全的男性或女性，直到克慕高潮期（2-5天）结束，他们又会各自回到雌雄同体的状态。[8]

同样是基于对主体性别特征的思考和重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奥兰多》（Orlando: a Biography，1928）中，讲述了主人公贵族公子奥兰多在沉睡多日之后从男性变为女儿身。因为融合了男女双重性格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度过了充实而完满的一生。该部作品反映出作者伍尔夫作为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一员，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对性别二元论进行的反思及修正。马吉·皮尔斯的《他，她和它》中，女科学家马尔卡以“双性同体”的方案为原本强健、智慧的白人男性智能人注入了女性特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刚柔并济的智能人形象—尧德，创造了更加完美的“生命体”，小说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来突出女性特征在人类主体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声讨传统父权制下对女性的歧视。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角色都是建立在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潮下，女权主义者们为了强调女性权利和提高女性地位而设计的人物形象及情节。但是，在此类故事中，作者笔下的女性性别特征仍然是被当做父权制下的“他者”而生硬地添置于男性人物特征之上的。即便有部分作品参照“雌雄同体”或“单性繁殖”的神话原型思想对新的性别进行塑造，也是将男女性别特征不加修饰地拼接成一个整体，而将性别作为“人”与“非人”之间最具创见的探讨，还是要数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9]

勒奎恩在该部作品中对冬星人性别特征的设计巧妙而谨慎。冬星人虽然都是双性同体的人，但他们各自都以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发情期时的雄性或雌性激素分泌的多少决定他们会在此期间变成彻底的男人还是女人。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消除了人类性别的确定性和固有性，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个体体验和拥有男性或女性经验的全部过程。“毕竟，人体是有性别之分的。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种两性差别不仅仅是躯体的，而且也是精神空虚的范例。女性感到缺男性的，男性感到缺女性的。不然，在一个人的性欲念中怎么往往会有异性的和从他没有的东西中产生的激情呢？”[10] 勒奎恩正是深刻认识到了性别之间的互为需求关系，塑造并精心安排了冬星上双性人的独特体征。

（一）二元对立的消解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用二元理论来解释世界的形态，明暗、善恶、阴阳、生死、男女等构成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而勒奎恩塑造的双性同体的冬星人则展现出二元以外的另一种整体的、无限的可能。在勒奎恩笔下，冬星上的人没有确定的性别。“我们发现，在冬星，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倾向已经被弱化、被转变了。”[11]性别的交替不定消解了传统性别观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又给人物继续成为纯粹的男人或女人的机会。勒奎恩一方面通过对冬星人双性同体的改造而消解“性别”这一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从而启发人们思考去“性别”之后，人类的思想、行为、以及生存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另一方面又保留男女各自体验不同性别特征的可能，并未像其他作家作品中将人类彻底改造成为男人或者女人，或者性别固定的雌雄同体的人物。这样的安排不仅体现出勒奎恩对于人类性别差异的尊重，还体现出她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思考，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互为“他者”的可能，展现出她独特的“后人类”性别观。

“除了纯粹的生理形式与功能之外，男女之间在性格、能力、天赋、心理等方面究竟有没有差别？如果有，是什么？”[12] 这是勒奎恩在其思想实验中最想要得到的答案。勒奎恩对“艾”的内心活动的细致刻画，也暗示了人类对于非人类从排斥、鄙视，到理解、接受并逐渐欣赏的过程。在二元对立被消解的情况下，勒奎恩重新定义了“后人类”作为男人和女人共同分享的集合。在她看来，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人们之间由于种族、文化、阶级等差异而产生的距离在逐渐缩小，性别的二元对立于是成为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区别，也成为引起诸如战争、掠夺等一切矛盾的根源。因此，消除性别的二元对立，有助于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共性和个性。

（二）中心权威的消解

在勒奎恩消解性别的思想实验中，剩下的是一种融合的、流变的、交替的性别轮换，暗示了中心、纽带、和人类自主性的消融及权威的消解。人类的持续的性能力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明显特征之一。与普通的人类不一样，冬星上的人没有持续的性能力。相反，他们更像是动物，具有周期性的发情期。很明显，这样的人应该从性别特征上被定义为“非人”。这种独有的性别特征使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区别于现世中的人类。

勒奎恩用国王的双性同体身份及其怀孕的事实直指传统的男权政治体系，试图建立一种“政治与性别无关”的“后人类”思想。她从死亡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了她消解性别以消解权威的构思。在《黑暗的左手》中，她多次提到冬星上严禁自杀和没有战争两条戒律，正是对后人类时代人们的人性遭到抹灭，通过战争或强权肆意摧毁生命的行为的严厉谴责。勒奎恩在其作品中苦心经营“后人类”主体的性别特征，试图重新唤醒人类特有的“人性”与“人道”，通过对“死”的重视，提醒人们对有限生命的重视，迫使人们去关切自身的生存意义。“在冬星是不会有战争的。争执、谋杀、世仇、劫掠、宿怨、暗杀、酷刑以及仇恨之类的东西这里都有，但都不会发展成战争。”[13]勒奎恩在此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性的傲慢提出了批判，进一步强调了“后人类”主体意义建构的重要性。

（三）尊重物种之间的差异

勒奎恩的小说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人类是比我们的普通经验所见更加广阔和深远的实体，所以，关于人的定义需要随着我们经验的拓宽而不断地延展。”[14]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技术相互关系的本质已经朝着我们的性别、种族、物种之间疆界的模糊化发展。[15] 旅行者“艾”将其负有的“星球结盟”的使命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物种边界的消解破除了文化及物种自身的差异带来的隔阂。在全球化已经不再陌生的今天，接受差异才能求得发展。小说中，“艾”与“伊斯特拉凡”的友谊就充分体现了勒奎恩精心安排的这种物种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他们在共同经历了政治风波、流放等事故，共同穿越火山及冰原以后，打破彼此文化及生理上的界线及差异，建立了坚固的友谊，成为彼此尊重的朋友。

四、结语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

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生死归一。

作者资料：吴承恩（1500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省桐城县高甸（今枞阳县雨坛乡高甸），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因随祖父迁徙至淮安府（今江。

如相拥而卧的恋人。

如紧握的双手。

如终点与旅途。[18]

注释

[1] Mads Rosendal Thomsen，“The Posthuman in the Anthropocene: A Look through the Aesthetic Field”，European Review. Oct. 2016，Vol. 25，No. 1，pp.150~165

MargePeircy《He, She and It》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2] （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1页。

[3] （美）法兰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33页。

[5] Pramod K.Nayar，Posthumanism，Cambridge: Polity，2014，p.11.

[6]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4页。

[7] 程静：《“技科学”语境下的后人类之痛》，《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8] Le Guin，Ursula K，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London: Orbit. 1969，pp.72~73

[9] Keith N. Hull. “What is Human? Ursula Le Guin and Science Fiction’s Great Theme” Modern Fiction Studi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an. 1986，32(1)，p.70.

[10]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1页。

[11] Le Guin. Ursula K，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London: Orbit，1969，p.76.

[12] Le Guin. Ursula K，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New York: Grove Press，1988，p.10.

[13] Le Guin. Ursula K，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London: Orbit，1969，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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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eith N. Hull. “What is Human? Ursula Le Guin and Science Fiction’s Great Theme” Modern Fiction Studi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an. 1986，32(1)，p.71.

[15] （意）洛溪·布拉依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160页。

[16] Stefan Herbrechter，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2013，p.118.

[17] Le Guin. Ursula K，The Language of the Night: Essays on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erkley，1982，p.12.

[18] Le Guin. Ursula K，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London: Orbit，1969，p.190.

文献引用格式：

肖达娜：科幻未来中的“后人类”主体之思——以《黑暗的左手》为例：《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年总第一辑，第4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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