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今年年初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若干学者倡议组建,目的在于增强宋元明清史领域中的跨朝代、跨学科交流。近年来关于“新清史”研究所引起的论争,使得从欧亚史、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古代中国的研究一时蔚为大观,备受关注。由于元朝和清朝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具有更广的欧亚史意义,同时在断代史的贯通研究上也有彼此启发的视角,所以“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的第一场讨论“大元史如何链接新清史”,就围绕沈卫荣教授去年出版的新著《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展开。
因为疫情的原因,本场报告第一次以云端的形式于4月2日在腾讯会议室展开,并且突破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人员限制,对相关研究的国内学者开放,开创了新的会议研讨形式。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主持,主持人首先介绍了研讨班的组织缘起,以及本场的讨论主题——大元史与新清史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何将元史和清史研究置于欧亚史乃至全球史之中,如何在拓宽视野的前提下进行区域史的研究,回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研究者间的对话。
一、主旨发言:大元史和新清史研究的意义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的吴四伍响应了罗玮的发言,认为今天发起这个讨论,倡导从大元史跟新清史的链接,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超越朝代的局限,从一个较长的时段观察历史本身。关键在于朝代之间怎么链接?沈卫荣教授的书说藏传佛教在西夏、元和明三代政治、宗教体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观测点观察宋元明清的内在更替,从西藏而不是江南,从高原而不是平原。这种历史观测镜里看到的连续性,他们的撕裂与重合,明显跟江南视野中的景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其二,元史何以大,清史何以新?元史之大,究竟是复古,还是创新呢?“新清史”虽公开宣称“多语种文献、全球视野和满洲因素”三大标配,但是上述因素同样也是老一辈学者研究清史的常备工具。“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作为一种新的流派,他们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什么?如果只是立场的差异,只是哗众取宠,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给后人带来的更多是障碍,而不是帮助。在他看来,“新清史”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是政治史的重提,或者说是“复古”,促使我们对于影响清代历史的大事件、大格局有更多的反思。其三,“中国”概念怎么理解、何以生长?沈教授书中指出,新清史的出现和引发争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简单地说,清朝是不是在中国历史序列之中,或者又何以摆放清朝的历史序列?在新清史看来,“清朝”和中国只有部分重合,此外,还有“内亚的帝国”。沈教授认为,这种简单的泾渭分明的区别是不妥的。吴四伍认为他最欣赏的是沈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的、人文的概念,又是一个民族的、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法律的概念,若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来谈论一个抽象的中国,则一定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也都无法与这个现实的中国相对应。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历史性的概念,是动态的,是生长中的。如果承认这种生长性,而不是本质论,那么元史、清史、藏传佛教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其特定位置。归根到底,怎么定位、怎么描述元和清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形象,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而非封闭式的答案。
《大元史与新清史》、《回归语文学》
二、元史学界的回应:文献与视野的扩展
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认为我们讨论大元史和新清史,强调的是和传统的元史、清史的不同之处。传统的元史、清史,是在历代王朝的序列里来研究的。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概念,提示我们关注其与狭义的中原、汉文化具有差异性的一面。主张大元史与新清史的日本、美国学者,主要关注边疆、民族、宗教等问题。虽然他们的关注点很重要,但是即使从传统的制度史入手,也能看到元与清的特殊性。元朝、清朝作为统一王朝,想要统治和原来的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大型社会,必然要被动或主动地采取和接纳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深入研究这一采纳、学习的过程,会发现制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出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不同之处。比如元朝对金、宋制度有很多扬弃,清朝对明朝制度也有很多扬弃,哪些因素得到发展、哪些被舍弃,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即使是为元、清所继承的制度因素,表面来看非常相似,机构设置差不多,但是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背后的政治理念也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方面有很多深入探索的余地。
南开大学刘晓教授回应,几年前他参加了“何谓‘中国’,何谓‘亚洲’——重新讲述蒙元史”座谈会,论文收入《重新讲述蒙元史》这本书中,讨论了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和现在的差异。毫无疑问,元朝和清朝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至于元朝和清朝的特殊性,新清史的所谓三个特征,元朝也有类似之处。这不是现在才认知到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很早就注意利用多语种文献研究元史。相关议题钟焓老师写过很多文章。讲到元朝和清朝的不同之处,元朝的国家统合力比清朝要弱。清朝的统治者汉文化程度很高,在民族防范上有很多政策规定,如对夷狄名号的忌讳,为此兴起不少文字狱。但这在元朝是根本不可能的。元朝科举考试,考《春秋》是用胡安国的注本,而胡注是特别强调夷夏之防的。又如文天祥死后,元朝很多官员写文章来悼念、称颂。他们在南开大学读《通鉴续编》,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是元末至正年间出版的书,但其中宋朝的下限是1279年,宋朝的年号列在前面,后面附元世祖的年号,这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是杀头之罪。最近刘晓教授完成了江南镇戍体系的研究,发现在淮河以南有将近九十个汉军万户的番号,军队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万,其中一半沿长江布防。江南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和人口聚集区,是镇戍的重点地区。
《重新讲述蒙元史》
三、清史学界的对答:借鉴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鱼宏亮研究员认为就新清史来说,元代与清代大致在两个方面具有继承关系,一者为满洲上层信仰中的所谓“藏传佛教世界”,一者为皇太极获取林丹汗传国玉玺的草原正统问题。新清史的争论起源于何炳棣先生有感于美国学界对中国史的曲解,发表长文《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由此引发几次大的辩论。在何炳棣《捍卫汉化》一文发出后,基本上结束了争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何先生都讲过了。目前,欧美的一流学者已经比较多地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比如彭慕兰,但新清史很少用内地学者的研究。
欧立德、谢健、欧杨
四、疫情下学术研究的新探索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李鸣飞认为沈教授书中提到与传统的以多语种文献为基础的考据史学相比,现如今历史叙事已经更重要、更热门、更受大众欢迎,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历史学者应该考虑以大框架叙事的方式把自己的研究讲给大家听。她认为沈教授这本书是很有趣的,虽然题目叫大元史与新清史,但其实是以沈教授自己多年的藏学研究为线索,针对一些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做的回答。众所周知,有一部分人对元朝和清朝与中国的关系有所疑问。尤其,其中牵涉到西藏与元朝和清朝的关系再推演到与中国的关系,沈教授在《大元史与新清史》一书中,给出了基础坚实的答案。
由于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学术交流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尝试以云端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展开学术对谈。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在保证学者们的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顺利开展学术活动,使得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二是在当前疫情形式下,讲述好中国故事,以国际的视野进行跨朝代、跨研究室、跨学科之间的交流,推进学术工作。三是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以新的形式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尝试学术活动新形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