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种变局是怎样的变局？它正在把世界引向何处?作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地位正在上升，初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者行列，而传统的大国作用正在相对下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正是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种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势力都在为世界秩序的再调整积极努力，以期使未来的世界秩序调整有利于自己。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意味着世界自然走向公平、繁荣和进步，它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种势力的主观努力。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国既需要积极作为，推动世界秩序向安全、公正和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又需要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意识，注意防范这一变动中潜在的各种风险。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5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是什么，这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更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本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而应当是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结构的本体。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就需要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来发现变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在国际层面，国际生产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经济基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交换方式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理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这涉及如何认识不同的事物变化速率的问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为不同层次，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由此产生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化速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是“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会转折所构成的，“转折时间”（conjunctural time）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时间，这一时间体现的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第三是“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结构世界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e）。[2]这三种世界变化速率体现的是世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历史发展。日常的变化最终导致社会趋势的转折，趋势的转折最终导致社会模式与结构的最终转型与替代。按照这种世界变化的不同时段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中观的变化，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即现存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组织的开始，但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即将降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能以一种机械的、目的论式的方式来臆测，以为世界变化会自然地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着世界就必然地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虽然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种种矛盾与危机，但未来的发展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各种势力都会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折意味着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只有不畏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正确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摆脱机械论的束缚，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度观，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世界的确处于真实的变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迈向文明进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世界风云变化中，不囿于一时一事的纠缠，不困惑于暂时的挫折与纷扰，不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不抱残守缺、消极适应。同时，冷静清醒，不盲目浮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3]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权力关系。[4]因此，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谁在生产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就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秩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
马克思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6]国际分工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围绕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国际/全球分工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国际权力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国际上层建筑（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其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体现。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曾经提到当时国际分工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果：“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塑造着一种全球性依附性生产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先以殖民体系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现，而现在更多地依靠技术的控制形式。[8]
图1 2004～2017年世界前六位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年流量）统计
图2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出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图3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进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要用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衡量，其他指标如GDP（包括人均GDP）以及PPP（购买力平价）都不足以体现。在GDP指标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构成，但服务业中存在着一些虚拟成分，不足以反映国家的实力，如美国律师业收费很高，这使得服务业GDP收入在总GDP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能体现国家财富实力的真正状况。另外，汇率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家间经济总量按GDP比较的因素，汇率的下降可能导致一国与另一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失真。人均GDP也不能正确反映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如一些中东产油国其人均GDP远远高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现代化强国。以PPP来衡量也存在着问题。如果单位本国货币购买的商品与服务较多，但质量低劣，同样也不能体现该的经济实力。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引领国际分工，才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算是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从上述的对外投资、进出口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来看，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人民有理由自豪与骄傲。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怎样的变局
世界在变化，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的内容。它的变化属于“事件时间”的变化，还是“转折时间”的变化，或者“长时段”结构的变化？应当说，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之后世界的变化，都是危机前所不曾预料的，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出现的一些变化，更是反传统的。有时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让人惊讶不已，甚至目瞪口呆。英国脱欧公投前，其领导人以为这只是西式民主的形式，结果公投的结果出乎预料；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作为一个笑料、不曾被世界看好的特朗普却逆袭成功，结果不但让世界措手不及，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一时手足无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策与过去的正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优先”使美国从战后国际体制的领导者变成了破坏者，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间隙大幅增大。
在2008年以前，西方国家更迭发展中国家的异质体制基本上没有悬念，被西方“妖魔化”的异质政权无一例外地被推翻，而且主导这种变更的国际力量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但2008年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11年更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作为国际干预主力的美国反而退居其次，扮演一种辅助的角色，充当先锋的是法国；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中称，美军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定性、持续时间和规模上均有“限度”，并希望北约主导军事制裁利比亚。在另一场变更异质中东政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行动中，西方力图变更的政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还站稳了脚跟。2008年之后，美国在改造异质政治上变得“低调”，这与其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有关；也与其逐步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无力进行另一场战争有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发出了从中东撤军的信号，只是因国内一些势力担心迅速撤军带来的后遗症太大而迟迟没有全身而退。2008年后，世界甚至出现反西方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再颜色革命”标志着西方在中亚“颜色革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冷战结束后中亚出现的首次反西方再“颜色革命”，这也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
世界出现转折，还从一些非西方大国的积极作为中体现出来。2008年夏，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支持格鲁吉亚内部寻求分裂的南奥塞梯地区；2014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重新加入俄罗斯，支持乌东部的分离地区武装对抗基辅政权。这两个国家是原苏联境内除波罗的海三沿岸国外，希望投身北约最积极的国家。这两次行动是俄对原苏联的积极亲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北约不断东扩的严重警告。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曾有的强硬行动。2015年，俄罗斯介入中东，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政权稳定局面，导致西方推翻叙政权的企图落空，这也是过去冷战结束后不曾有的强硬行动。
除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上的积极作为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只是中国不以军事行为为特色。它的表现是：一是积极应对西方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二是积极塑造新机制，修正过去完全在西方既有机制中行事的做法，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这一特点。美国自2012年正式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就开始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把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亚洲。除了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外，还伙同日本一起，不断地挑动与激化一些国家与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纷争，企图从战略上制衡它们所担心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这一切在2016年之后逐步被中国化解了。在2008年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作为就是开始跳出原来西方的经济框架，塑造带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机制，这一切正在为新的国际分工作重要的铺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向何处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旧的秩序呈现一定危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属性转型。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历史上出现的世界秩序发生一定危机与实力对比发生一定变化，并不都导致世界朝稳定、公正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百年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秩序处于崩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世界革命顺利发展下去。各种势力都在为创立自己的新秩序而竞争。源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世界滥觞，英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苏联从向世界传播革命火种转向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世界秩序竞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告终。之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前者以“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为特征，后者以苏联“中央计划”为特征，但前者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战后资本主义秩序较自由放任秩序在社会公平上有了一些进步，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功能保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体制虽然在战后赢得了长足发展，力量得到壮大，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革旧鼎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进入了低潮。百年的经验及之后的教训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的发展不是线形的，危机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是提供了机遇，不会自然地导致进步性的发展。各种力量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会有历史人物进行创新，提出并实践其政策、制度主张，赢得公众，推动历史进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了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新时代目标，推动世界向安全、公平、进步方向发展，并不是“敲锣打鼓”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奋斗，需要实力，需要勇气，更需要实践。这个实力就是引领国际分工的实力。引领国际分工是塑造国际经济基础的根本，是任何世界秩序赖以建立、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以往的世界秩序建立历史来看，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因为它们具备了引领国际分工的能力。这一能力建立在由国内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基础上。中国要想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就必须在科技发展上创造中国的优势，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塑造新型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事要做：在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新型中华文化的深入人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改善之处，甚至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创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体现着中国塑造新世界的实践。要行稳致远，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没有勇气就不敢在各种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没有智慧就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打开局面。
古今中外，大国的衰落一般都是“祸起萧墙”，更多的是自身失误导致的。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明朝的“土木之变”导致了明朝国运急速转下；苏联的解体，甚至近来的美国衰落都是自身决策问题造成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让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到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必须具有更多的清醒、冷静和审慎。这种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清醒与冷静既来自于我们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来自于国际上存在着各种对中国发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势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不能有任何的自大、浮躁，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懈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页。
[2]Eric Helleiner，"Fernand Braude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tudy Notes，1990，15 (3)，p. 75.
[3][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32、276～277页。
[4]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的权力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表达方式。生产过程中体现的权力的主导-从属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见Robert W. 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lde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 12-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8]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in Marc Genest 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p. 263-264，266.虽然桑多斯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观点，但目前全球生产链中这种技术的控制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
[9]《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新华网，，2019年3月1日登录。文中还提到2013～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10]《5G及其背后的美国国家战略》，，2018年12月19日登录。这一文章的作者James Andrew Lewis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副总裁，曾任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外交事务官员和高级行政人员。
[11]戴维·莱克主席演讲的题目是："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 First"（国际合法性的丧失：“美国第一”下的规则与抵抗）。
责 编／刁 娜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Where is the World Going?
Li Bin
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could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from three aspects: What is its material basis? What is the change? Where is it leading the worl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terial basis is that China has gained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itially become one of the leader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while the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major powers is declining relatively.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is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This Great Change is only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world and a readjustment of the world order，it is no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orld order.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Great Change"，various forces are actively working for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world order so as to benefit from the future world order readjustment. Therefore，the "Great Chang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world will naturally move towards fairness，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ts final trend depend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various forces and what actions they might take. At this historic juncture，China not only need to actively make the world order develop towards security，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but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risks，have a bottom line thinking，and pay attention to guarding against potential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change.
Keywords: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world ord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