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杜甫著作的出版迎来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各种形式的杜集著作集中面世,有全集有选集,有排印有影印,可谓洋洋大观。在距今300多年前的清初,也是一个纂辑杜集蔚然成风的年代。两次出版风行,这是杜诗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最早刊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它无疑是古代杜诗注释的殿军,论杜集注释之详赡,300年间无人能敌。仇兆鳌之后的清代注杜学者,只能责难《杜诗详注》过于烦冗,订正一些仇氏的错误,出一个精要的注本,面向另一种需求的读者,其中较好的也就是杨伦的《杜诗镜诠》了。今人再做杜甫全集的集注,也只能在《杜诗详注》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尽管在“求全责备”这个路子上仇注已被萧涤非领衔的《杜甫全集校注》超越,但其里程碑意义仍然会永载史册。
《春望》唐杜甫,仇兆鳌去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距今已近300年。三个世纪以来,人人尽知《杜诗详注》。谈到其作者仇兆鳌,却多语焉不详。民国编《清史稿》也没有为仇氏立传,仅在《艺文志》中提到了《杜诗详注》而已。对于喜好杜甫诗歌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号知几子、四明先生、章溪老叟。明崇祯十一年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仇氏为人秉性质直,无论出仕入仕,始终不改刚正不阿的性情。在家乡做诸生时,就因为抗忤当地官员而被罗织罪名,很长时间才得以平反。他47岁中进士,廷试策问回答的是关于海禁的问题,他竟然在殿上直言海运方面徇私舞弊猖獗,要求海运从百姓利益出发进行改革。当时的读卷官杨雍建非常赏识他,皇帝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授编修。江南总督噶礼陷害陈鹏年一案,满朝文武皆知陈鹏年冤屈,却无人敢出面求情。只有仇兆鳌仗义执言,才救下陈鹏年。康熙五十一年,皇帝召见年迈的仇兆鳌闲谈民间见闻,仇兆鳌竟直言:“去年江督噶礼免官,张伯行留任,江南士庶欢腾,臣不胜大庆。”(事见《乾隆鄞县志》)我们知道杜甫一生秉持“致君尧舜”的理想,始终以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出现在政治史和文学史上。后世有仇兆鳌这样一个与其理想一致、为人刚正的人为其诗作注,也可谓杜甫之幸。
师古曰:即今所谓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朱注他书俱作少陵,杜甫家在焉,故自称杜陵老,亦曰少陵也。恨赋:“莫不饮恨而吞声。” [二]韩非子:张孟谈曰:“臣试潜行而出。” [三]隋炀帝诗:“三月三日向江头。”后汉书·顺帝纪。
仇兆鳌52岁时着手辑注杜诗。53岁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其间与顾祖禹、查慎行、阎若璩等学者交往密切。57岁时,因父亲迁葬之事辞官归乡,他居家这几年对《杜诗详注》的纂成至关重要。到康熙四十一年仇兆鳌65岁时,《杜诗详注》初稿历时13年终于完成,仇兆鳌带着稿本从鄞县赶往杭州进行刊刻,并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刊刻完成。《杜诗详注》的刊成也是仇兆鳌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这一年恰好赶上康熙南巡,仇兆鳌到吴江恭迎圣驾,将初刻的《杜诗详注》进呈御览。这无疑是一种极好的自荐方式,这个初刻本《杜诗详注》对于仇兆鳌的人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康熙见此书龙颜大悦,赐“餐霞引年”匾额。第二年仇兆鳌即重新步入仕途,入太子宫,兼翰林院检讨。随后几年,他先后担任侍讲学士、充太子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这段时间仇兆鳌广交学界名流,得以与同在内阁的李光地、陈廷敬、张玉书等相互切磋学问,互有补益。(事见仇兆鳌自订《尚友堂年谱》)
岂无青精饭[五],使我颜色好[六]。苦乏大药资[七],山林迹如扫[八]。第一部分写的是杜甫欲归隐而不得。首联写厌东都之机巧,后三联就此展开。感觉中二联在写欲减肥美颜,哈哈。个人觉得这首有瑕疵,写的都是吃的。
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间,仇兆鳌又对《杜诗详注》进行了修订,这也表明《杜诗详注》的初刻本很有可能是仇兆鳌特地为康熙南巡赶制的。康熙五十二年,《杜诗详注》的增订本最终刻成,这也就是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的底本。新刊本比原书增加两卷,原有内容也进行了挖改,比如钱谦益的名字在新刊本中几乎全部被挖掉,许多转引材料的出处也在新刊本中消失了,辑佚和校勘功能就打了折扣。所以新刊本虽然是仇兆鳌亲勘的定本,但是初刻本也具有定本不具备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经忧患,但他不以个人穷达为念,带着忧国忧民、激愤忾悯的情怀洞察世事,其诗作较真实地描述了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反映了民间疾苦,有“诗史”之称。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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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探得李诗云:“盘根植瀛渚,交干倚天舒。”庾信老子庙诗:“盘根古树底。” [二]汉武故事: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先是景帝坐崇芳阁,见赤气如林,来蔽户牖,乃改阁为猗兰殿。钱笺以“猗兰”对“仙李”,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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