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碧士:在谈到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封城”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这种方式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是可以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下去的。
李雪涛:目前对新冠病毒来源的探索没有停止,并有被政治化的现象。从疾病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瘟疫很难追踪到真正的源头。以往的历史学家,一般会将欧洲黑死病的起因归结到中国,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费克光却根据大量中文文献,对鼠疫曾在中国发生并且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普遍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仅凭古汉语文献所描述的疫病外在表现特征,是没有办法来认定元代流行的疫病就是鼠疫的。霍乱在1817年成为大流行病之后,全世界都在探求这一疫病的来源。香港大学的程凯礼认为,尽管CholeraAsiatica(亚洲霍乱)的汉语被翻译成“霍乱”,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疫病就是源自古代汉语、使用了三千年之久的“霍乱”一词所指的疾病。其实早在1933年,时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的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就曾发表英文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权威性的调查。经过细致的对比,伍连德认为当时大流行的霍乱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霍乱”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疫病。
雅斯贝尔斯(Jaspers)被视为是德国“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1883年,逝世于1969年 。《生存哲学》*是雅斯贝尔斯在1937年做的三篇演讲,标题分别为“存在论”,“真理论”以及“现实问题”,加上一篇“导论”。在。
腊碧士:您观察到了问题。我记得很清楚,2009至2010年的H1N1型禽流感在德国造成了大约23万人感染,有据可查的死亡案例为250人。而实际的数字,不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肯定要大大超出这些。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对这件事情产生过分的反应。H1N1禽流感来源于美国,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谴责美国。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往,在发生疫情的地方,当地人往往指责“他者”:在欧洲中世纪是指责犹太人,20世纪以来则指责东南亚的华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找所谓的有罪者,但现代医学中没有“有罪者”这样的概念。
国际学者都可从中方研究成果中受益
李雪涛:14世纪,在鼠疫流行的时代,犹太人在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遭到人们的普遍谴责和攻击,他们被认为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威廉·麦克尼尔曾经对“梅毒”一词在16世纪时的不同名称进行过分析,他认为,人类普遍有一种把新出现的、险恶的疫病之源头归结于外国人的倾向。霍乱在欧洲被称作“亚洲霍乱”就曾引发了欧洲人对揣测已久的东方灾祸的恐惧心理。而19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全球关注的鼠疫,由于当时被称作“亚洲瘟疫”,在一些地区也发生了过激行为。在1898年被美国政府宣布并入美国的火奴鲁鲁,当地有人为了泄愤,纵火烧毁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居住区。在瘟疫流行时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腊碧士:信息并不能阻止被情感控制的人的非理性行为。一些人将自身的恐惧用富有攻击性的极端方式予以发泄,这并不少见。如果我们拿海涅所写的《法兰西状况》中1832年有关霍乱的报道作例子的话,就会看到,当时巴黎的大街上,只要有人怀疑其他人得了霍乱,被怀疑之人就有可能被人们打死。
是德国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写的,收录在雅斯贝尔斯的作品《什么是教育》中。原句:Education is a tree shaking a tree, a cloud to promote a cloud, a soul awaken another soul.翻译: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
实际上,卡尔雅斯贝尔斯简介,中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家在当地疫情暴发之初在世界顶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就会知道中国此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些国际学者都可以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情况。
腊碧士:尽管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不断牢记,那就是:所谓的“病原体”也是生物。作为人,我们不断与其他生物体进行着斗争,而这些生物体也为了它们自身的生存与我们做着殊死的搏斗。我们作为新冠病毒的宿主,它们寄生在我们身上,并且在我们身上繁衍。瘟疫便发生在原生动物、细菌和病毒之间,发生在生物和社会的情境之中,发生在人及其生存的世界之中。如果没有细菌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存在。
将疫情政治化同样属于瘟疫
腊碧士:每当新的威胁来临之时,集体的恐惧都会再次引发所有已知形式的人的各种行为,也包括错误的行为。人们希望国家政治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有效控制疫情的统一行动方案。但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是在疫情消退之后才开始。在急症病人面前,医生显然不可能急着去修改教科书,他必须首先去救助病患,之后才能考虑修改教科书的事情,考虑防控疫情的计划,考虑公共程序等。
雅斯贝尔斯还说:“真正的教育总是要靠那些不断自我教育以不断超越的教育家才得以实现。他们在与人的交往中不停地付出、倾听,严格遵守理想和唤醒他人的信念,以学习的方法和传授丰富内容的方式找到一条不为别人所钳制的路径。”(同上书 P。
李雪涛:法国文学家加缪的著名小说《鼠疫》告诉人们,面对荒诞的人生,重大的疫情让人们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其实疫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们,以往仅仅关注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并不完整,严肃地看待人类的疫病史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让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开始考虑他实存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临界境况”:死亡、意外、罪责以及世界的不可靠性。在这些境况之中,现实世界的全部可疑性会凸显出来,以往被认为是固定的东西、不容置疑的事物、支撑每个人的经验以及时代的理性全都消失了,人发现自己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只有处于临界境况之中,才能超越自己。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很多哲学家思考人类的问题。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人类思想变迁和文明发展带来的改变所进行的思考,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1日15版)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 简介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