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爱被视作人类主义至高价值、解决人类“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然而它本身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却是充满了问题。由于爱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爱的问题，很难被算法化处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可以被视作尝试把爱算法化的第一人：他的“婚姻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强大的婚姻算法。在贝克尔所提出的“婚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人类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冠军认为，随着当代数字婚恋平台的兴起，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婚姻算法逐渐被搜索引擎算法所强化。然而，当爱的场域接受算法治理后，爱的问题本身非但没有得到应对，反而使人类主义的核心价值陷入全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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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书名:童年 作者:高尔基 好词 瑗际 歪斜凌乱 灰雾茫茫 轻声慢语 胆怯 不知所措 软塌塌 澄澈 耸向 独树一帜 难以置信 琐事 矗立 与人为善 不折不扣 不动声色 窥伺 掩面而笑 绵绵不断 不为所动 好句 1.我看着他好。

核心观点

为了能够和算法思维产生接口，我们把“爱的革命”发生后的人类主义时代人们遇到的爱的难题，重新界定为：怎样使自认为深爱彼此的爱侣，避免走向死亡或走向背叛？进而，要达成的求解目标可以相应改成：爱通向婚姻而不是死亡，婚姻长久维系而不是出轨离婚。我们还可以对目标进一步加上明确限制条件，这样就更加“算法友好”。

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诚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陈世美”现象。贝氏论证逻辑是：两性场域中每个人都根据“估算的价格”找伴侣，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产物，从而构成一个均衡状态。在这种根据理性计算抑或算法指导而建立的婚姻中，你可以靠自身努力改变境况，从而吸引更高“质量”的人来实现改换伴侣，但你无法靠改换伴侣来改善境况。

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无法处理“卓文君”现象。建立在经济学模型之上的婚姻算法，完全没有触及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满”结构。故此，它对日常生活中明面上各元素单一叠加的加权计算做得再精致与精确，却都会因无法纳入那种靠逾越规范性禁令所带来的快感，而发生极大的偏差。贝克尔的经济学只聚焦符合理性的叠加、获取，而排斥彻底无理性的消耗、死亡。贝克尔完成了婚姻的算法化，但爱恰恰却被遗漏在外。

计算理性，就是爱的算法化的前提基础。理性计算与决策的前提，就是要有容易获得的市场信息。互联网婚恋平台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正是提供了海量的、可供快速搜索的市场信息，并且平台为“优质会员”们的信息之真实性做背书。而数字平台的搜索引擎算法与数据分析算法，却使得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基石之一“市场均衡”，沦为离现实情况更加遥远的一个“强预设”，即 “优质会员”极大地垄断信息通道，“高低”通吃，“不优质会员”连被显示出来都难。

贝克尔的“婚姻市场”认为人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并且需要明码标价，这样才能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来达成市场均衡。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玩真的”态度正是标识了科学精神：一切都可以放到明面上来进行数学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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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观点】

算法与奇点：爱、死亡、机器人

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2012年影片《普罗米修斯》及其续集2017年影片《异形：契约》中，一直在背后掌握全局引导事件发生、把制造它的人类科学家与异星生物尽皆作为棋子的仿生机器人“大卫”，最想攻克的难题就是爱。爱，是人类主义（humanist，汉语学界通常译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甚至被视作为“人性”的内核。当代英国哲学家托尼·米利根在《爱》这部近著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爱深层次地同我们的人性相嵌联。”同样地，斯科特用电影语言告诉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爱是人类维系住“人性”尊严的最后堡垒。

在人类主义的时代，上帝被祛魅，甚至被宣布死亡——在上帝至高性的空位上，我们看到了人类主义的爱。另一位当代英国哲学家西蒙·梅在《爱：一个历史》一著开篇写道：“现在更胜于以往，人类的爱（human love），被广泛地赋予去达成以前被认为只有神圣的爱（divine love）才能做到的任务：成为我们关于意义与幸福的最终来源，成为战胜苦难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来源。”爱，不仅仅成为意义与幸福的根本维系，并且同当年的上帝一样，被视作应治现实世界各种苦难、挫败、难题的根本力量。对此，巴黎七大哲学教授、法国前教育部长吕克·费希更是作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第一次人类主义，产生出了“爱的革命”，亦即，为爱而婚（marriage for love）。在经历解构主义洗礼的当代人类主义框架中，爱则进一步成为“意义的一个新的原则”。作为“第二次人类主义”的捍卫者，费希强调，“好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爱的激情当中”，而不在抽象的“国家、革命，甚至进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中。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爱已是生活的中心，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

然而，被视作“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的爱，本身就包含很多问题。一旦当我们把视线从哲学家的话语转到现实生活中，爱的至高性就变得很可疑了——爱或许是人类“生活的中心”，然而它却往往被谎言、出轨、背叛所淹没。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出轨”以及相关语辞大幅占据八卦新闻的版面。我们还可以发现，近几年国内外的热门电视剧，也多聚焦于这一题材——《我的前半生》、《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福斯特医生》，等等。在《当爱冲昏头》一书中，两位当代德国学者哈洛德·柯依瑟尔、欧依根·舒拉克甚至写道：“人类历史，是一部关于出轨的历史。”它是如此普遍，跨越了社会阶层或教育程度，跨越了各种历史年代和文化习俗。如此说来，人类的“文明性”成就恐怕不是爱，而是对爱的背叛。

要解决爱的难题，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爱。但问题是，爱恰恰说不清道不明。什么是“两情相悦”？怎样算是“情到浓时”？没有量化的测度方式。爱到什么状态可以牵手共度人生？各凭感觉。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帕斯卡有句名言：“心有其理，理性对其一无所知。”爱，成为理性之“光”照不进去的不透明之域。在贝瑞特·奈鲁利执导的2008年电影《明星助理》里，“明星助理”帕蒂谷对无法决断情感方向的女影星德莉西亚说了一句名言：“心知道（The heart knows）。”但即便作出的这个决断结果确实很明智（理性也认为很明智），但这种对于理性不透明的经验，却是完全无法转成可被理解与传播的知识——换言之，各凭感觉。理性，本纳瑟尔，就是要追问理由（reason）。最后拿到的答案：爱。爱是什么？不知道（“心”知道）。到此，理性彻底无法施展：爱，标识了理性的限度。李宗盛在《当爱已成往事》中写道：“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李宗盛没夸大其词，对于人类的理性，爱就是个令人目眩神迷的难题。使这个难题难上加难的是：人类自己又很奇怪地把爱视作人类主义至高价值，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答案。

斯科特用电影语言一方面告诉观众爱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难题，同时假设了人类自己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事实上，人类没有攻克爱的难题。爱仅仅是泛滥于公共人物的话语中、缭绕在巨星们的歌声中、出没于大小屏幕里的影视作品中。爱，是洒在“文明”表皮的一层金粉。照“理”说，谁会反对费希之言，“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然而什么出了错，使得现实中我们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对于这个爱的难题，人类诚然全力以赴想解决——最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用算法。

“算法”（algorithm）一词被用来指一套有输入、有输出的解决问题的计算步骤。然而，爱的问题，显然很难被算法化处理——无法描述清楚爱是什么，便无从清晰界定要输入哪些变量信息。没有输入的算法是无意义的，没有输出的算法则是无用的。实际上，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物化学算法。位于算法架构中枢的是一千亿个大脑神经元，对输入端（各感官）信息快速用电信号彼此“激发”来进行黑箱式的——亦即，人类理性尚无法洞穿的——复杂计算，并作出相应输出。各种保全生命、趋利避害（如人看到蛇会顿感害怕快速远离），都是这套算法对输入信息自动快速作出的输出。然而，爱，却成为了这套生物化学算法的一个激进溢出。

有诗人看到捕雁者杀雁后另一脱网之雁“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的现象不能解，只能归之为“爱”（“情”），因为人类中亦“更有痴儿女”会为了“爱”而行相似之事。即便如此，诗人的困惑与怅惘仍然不能解：“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对于这样的违反生物化学算法之行为，理性也给不出回答——按照演化生物学，产生此种算法的基因，根本传不下去。换言之，由于那些“自投于地而死”之雁无法传递其基因，今天的雁身上就应该都不再会有这种基因。同样，《泰坦尼克号》上的Jack为了爱“自沉于海而死”，能有效传下去基因的都应该是Rose未婚夫这类人，Jack之流在生物史与文明史上都应该昙花一现，可以基因突变随机出来几个，但迅即消失，留不下痕迹。那么，何以我们今天还会有爱是什么（“情是何物”）的问题呢？它不应该早已绝迹，在人类身上彻底消失，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吗？

汤显祖在《牡丹亭》卷首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莎士比亚这位汤显祖同时代人（小14岁，但于同一年去世）兼同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把爱称作“一个最谨小慎微的疯狂”——但这个小疯狂让一对青年相继赴死。“不知”和“疯狂”，是剧作家对人类的嘲笑。爱让人赴死，然而理性仍然不知道什么情况——在理性之眼中，爱就只能是胡来的、盲目的、不可理喻的、彻底疯狂的。当代加拿大哲学家罗纳德·德苏达在其给著名的“牛津通识”丛书写的《爱》这本小书中提出：“爱的盲目性，可能不是事关视力沦丧，而是事关判断力沦丧。”这就是理性眼中所见之爱。

即便在脑科学、认知神经学、人工神经网络仿生工程学已成果累累的今天，对于死亦不足惜、“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爱，除了用“非理性”“疯狂”“痴”来界定，人类仍然找不出能经得起科学方法论检验的解释。爱，成为了人类认知版图中的一个黑洞性的奇点（singularity），在那个点上已有的规则、原理、话语——如，生物学规则、经济学原理、人类主义话语……——都彻底失效。爱，在理性眼里彻底是个怪物，不可理喻。

我们看到，被视为解决人类“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的爱，本身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解决“好生活问题”更难——由于爱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爱的问题无法以算法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于是，在人类主义时代，爱就一直处于极度撕裂状况：被时刻吹上天，同时又碎了一地。这种撕裂性，使得费希的同行、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说“爱已经死了——在任何衡量尺度上，它都陷入严重疾病中”。在人类主义的框架下，爱如果死了，“人性”就要跟着坍塌。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银幕上人工智能（“大卫”）那么想攻克爱这个难题——那不是人工智能这种“后人类”自己设定的目标，而是人类一早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哪怕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它还在解决人类想解决的问题。

在寄望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之前，人类自己实际上也曾知难而上，尝试借助算法来一劳永逸地攻克爱的问题。那么，英雄是谁呢？

巴迪欧说，由于“爱正备受威胁”，今天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去全力捍卫爱。但“捍卫爱”，是算法“听不懂”的目标。算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晰的问题与求解目标，然后算法工程师针对问题与目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和方法，完成算法的设计。然而，对于爱陷入严重疾病中乃至即将死去（面对的问题）与捍卫爱使其不死（求解的目标），算法工程师彻底无计可施——他既无法界定要对算法输入哪些信息，也无法界定要输出什么。如果最终输出的东西就是“爱”，那就涉及要让算法理解“爱”是什么，这意味着要将自然语言对“爱”的描述转化成可进行量化计算的数学语言，然而算法工程师用自然语言都说不清“爱”是什么，又如何进行算法设计？

为了能够和算法思维产生接口，我们可以把“爱的革命”发生后的人类主义时代人们遇到的爱的难题，重新界定为：怎样使自认为深爱彼此的爱侣，避免走向死亡或走向背叛？

通过改变问题的方向与边界，我们就有一个“算法友好”（algorithm-friendly）的问题了。进而，要达成的求解目标可以相应改成：爱通向婚姻而不是死亡，婚姻长久维系而不是出轨离婚。我们还可以对目标进一步加上明确限制条件，如十年内婚姻不破裂（抑或终身不破裂），这样就更“算法友好”了。

至于“幸福婚姻”（happily married）、婚姻状态中始终相爱（“永沐爱河”），则是算法无法处理的目标，除非“幸福”能被明确地转化成一组可量化的变量参数。

作出如上修改以后，笔者要提出的是，会利用算法思维来解决爱的问题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后者，实际上堪称将爱算法化的先行者。

婚姻算法：经济学家、算法工程师、程序员

在经济学家出手之前，其实人类就有一种相当古老的应对爱之难题的智慧。“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这种誓死之爱，读读诗词就可以了，要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稳妥的方式还是“门当户对”：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先匹配好，彼此基于理性而不是爱在一起。

现在，就请出在笔者眼里系统性地尝试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问题算法化的第一人——我们不妨称他为“婚姻算法之父”，尽管他本人并未直接讨论过算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他的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于1976年出版。该著被视作一部地震式作品，吹响了经济学家“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号角。在该书中，贝克尔用六分之一的篇幅从经济学研究进路构建“婚姻理论”。他极有雄心地写道：“仍然有一类行为几乎彻底地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我说的就是婚姻”，“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能够得到成功分析，婚姻也不例外”。五年后，贝克尔又推出另一部好评如潮的著作《家庭论》，同样旨在攻克爱的难题。人类主义“爱的革命”以降数百年来，为爱而婚成为两性场域中的主导性范式，那么，为何出轨盛行，为何离婚率居高不下，为何动辄家庭暴力或社交媒体对撕？贝克尔告诉我们，这个人类难题可以用经济学解决。

在贝克尔所提出的“婚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人类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财富、教育程度等元素被看重，那是因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来选择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对象结婚，“当且仅当男女双方境况都有所改善（亦即，他们的效益均有所增加）时，婚姻才会发生”。如果预估婚姻带来的去除成本后的净收益还不及婚前，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独身。婚姻的好处很多，两个人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可以避免支付交易费用，降低生活成本与家庭商品的生产成本，家庭内部信任也可以减少监督与管理费用。

于是，当你学会透过经济学考察视角来看待爱，你爱的人跟别人跑了实在无需要生要死，做出一生所爱就是你、“生无爱吾宁死”这种非理性的极端事情。这只是说明，你不是他／她可以让自身“效益最大化”的那一位——效益不一定就只是物质的，也可以包括“情感效益”。

当你融入社会的同时，你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困惑，读书，让你领会更多处事处人的哲理，通晓天地运行的真理，探索宇宙自然的哲学，融汇人、环境的力量，对于生命的证悟与理性的考问都从容面对，在职场、生活、家庭面面俱到，无。

贝克尔提出，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中，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侣，亦即，抵达均衡状态。换言之，只要你有通畅的信息渠道，并且有计算理性与足够耐心，可能再加上一点运气，你一定可以找到使彼此都“效益最大化”的那一位携手人生。如果不是双方“效益均有所增加”，即便进入婚姻，其稳定性也堪忧，因为它没有处在均衡状态上。于是，要走的人，就让他／她走，不用痛不欲生——留下来日后才极可能令彼此痛不欲生。

尽管贝克尔著述中没有涉及算法或做出过相关论述，我们在这里却可以引入算法思维——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妥当地将提出“婚姻理论”的贝克尔，视作开发出了一套“婚姻算法”的算法工程师。

贝克尔实际上为婚姻构建了一个基于计算理性之上的算法模型，其中构架性的基石是如下三个：效益最大化行为、场均衡、人的基本偏好不会速变。进而，贝克尔为模型做了一个预设：“所有商品能够被合并到一个单一叠加中”。这个预设同时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

首先，它实质性地使得对“婚姻市场”进行数学建模成为可能。一切和爱、婚姻、家庭相关的元素，如颜值、性格、兴趣爱好、家庭出身、职业、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此前婚史，等等，都被预设为能够进入同一个等价链条中，可用一般等价物（亦即，货币）进行折算的“商品”。这样一来，这些用自然语言“模糊”描述的生物性或社会性元素，就被转化成数学语言中一个个可进行“精确”量化计算的变量。以该转化为前置条件，数学模型的建构可以形成一个数据结构，输入信息被数值化后，便成为该结构里的具体数据。

其次，这个预设使得该经济学—数学模型成为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在这个算法中，贝克尔规定了一切变量以“单一叠加”（single aggregate）的方式进行合并计算。任何一个算法都会对现实世界无可穷尽的复杂性进行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并用数学语言加以表达。这在带来实际的可计算性的同时，也承担相应代价——作为一个算法工程师，就要对此做出取舍，找到最贴合现实问题的数学描述。“单一叠加”意味着贝氏强行预设了，各变量彼此不互相影响。这个设定可以大大简化模型，但也使得该模型算出来的输出结果，带有算法开发者贝克尔的强烈印迹。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把贝克尔所论述的“婚姻理论”称作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换言之，其他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建构关于“婚姻市场”的不同模型，而开发出不同的婚姻算法（这意味着相同输入信息会得出不同输出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诞生于1976年、建立在三个基石与一个预设之上的贝克尔“婚姻理论”，能够被转化为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算法，输入相关变量信息通过数学模型求解，最后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来指导决策与行动。贝克尔是一个称职的算法工程师，他通过舍弃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与变量，把模糊的问题（找寻爱侣、白头到老……）明确化、简化、量化、模型化，并使模型具有实际的可计算性（不至于搞出一个计算量恐怖的模型）。好的算法工程师，必须懂得在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现成本上进行取舍权衡——建模过程就是一个对现实问题的抽象过程，工程师要以其逻辑思维能力抓住问题的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并确保引入的变量数据最后不会“撑爆”算法使之无法收敛，抑或计算旷日持久。换言之，如果贝克尔不设定“单一叠加”而引入各个变量彼此的交互影响状况，模型的复杂度与计算量将完全跃升一个维度，尽管这样做可能可以更精准地映射现实生活的“婚姻市场”。

软件程序员和算法工程师经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他们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事——贝克尔本人如果不会编程完全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算法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只是算法的一种存在形式——当两者以结合形态存在时，算法在先程序在后，算法设计完成后才开始软件编程的工作。算法工程师将对描述问题与求解目标的自然语言转化为一套数学模型以及一系列操作步骤，可对输入数据进行逐步处理、转换，并最后“收敛”输出一个确定的结果。而程序员则想办法用编程语言实现算法工程师的数学模型及其执行步骤。算法是一个软件里的“思想”部分。对于算法的执行方法，可以有顺序执行、并行执行（包括分布式计算）、递归方法和迭代方法等多种，这些都是要先在“思想”里体现和确定，然后才程序化。

均衡状态：“今夜无人出轨”

即便是在以书为载体的学术著作中，贝克尔的婚姻理论从来不只是“理论”，而是具有着鲜明的实践向度——他是要拿它解决现代生活的实际问题的。他认为，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中，每个人根据他开发的这套婚姻算法，都能找到“完全适称的婚配”。而离婚的主要原因，则是婚前双方没有准确和全面掌握市场信息，没有用算法来进行理性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来作出决策——这样的“草率结婚”，自然基础很不牢靠，很容易“翻船”。但贝克尔也强调，是否真的离成婚，最后仍是要通过算法计算来决定，很多伤痕累累的婚姻由于离婚成本更高，也能维持走完全程，两人达成了白头到老的婚姻目标（这个目标可量化，而幸福婚姻则是不可量化）。

我们看到，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求爱之人找“完全适称的配偶”，与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找“完全适称的器官”，皆问题清晰目标明确，故而都是可以用算法予以高效完成的事——甚至算法都可以拿过去直接用起来（把经济学参数换成生物学参数）。我们前面描述了当代社会的如下弥散性现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爱”的话语，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破碎的婚姻，出轨率、离婚率居高不下。贝克尔相信，因“爱的背叛”而导致的婚姻破裂是能够被婚姻算法解决的。

贝克尔严谨地提出：“‘婚姻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没有人能够通过改换伴侣而使境况改善。”贝氏论证逻辑是：两性场域中每个人都根据“估算的价格”（imputed price）找伴侣，找到肯要你同时你也要的人，这就已经是双方理性计算的产物，构成了一个均衡状态。如果没有同时达成双方各自效益最大化，婚姻就不会被建立，两人会继续在婚姻市场上寻找。在这种根据理性计算抑或算法指导而建立的婚姻中，你可以靠自身努力改变境况，从而吸引更高“质量”的人来实现改换伴侣，但你无法靠改换伴侣来改善境况。

这就意味着，如果生活状况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大变化，爱的背叛以及离婚等问题就基本不会产生，因为背叛是违反计算理性的：你能找到的“外遇”，肯定“质量”小于等于“现任”。背叛婚姻带来的损失，根本不可能从“外遇”那里弥补回来。这一切分析，如果自己头脑发昏看不清楚，可以随时用婚姻算法APP帮你做出正确计算。《今夜无人入睡》这场爱与死的闹剧，是彻底非理性的（王子莫名其妙把自己放到非爱即死的猜名字游戏中）；而“今夜无人出轨”，才是所有理性的人会共同去做到的。

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诚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陈世美”现象——此君确系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中状元），婚姻“外遇”到的又是当今圣上之长公主。原婚姻无法维系，实在因为算法得到的新的输入数值过于爆表。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在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力或“奇遇”。之所以我们身边还是有不少人背叛婚姻，那是因为用算法来指导婚姻的人们还太少，那是因为即便你有些算法思维但自己头脑计算能力太差，而可靠的婚姻算法APP在现实生活中还未被开发出来……

建立在经济学模型之上的婚姻算法，完全没有触及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满”结构。故此，它对日常生活中明面上各元素单一叠加的加权计算做得再精致与精确，却都会因无法纳入那种靠逾越规范性禁令所带来的快感，而发生极大的偏差。

为什么在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中，没有处处涌现出“今夜无人出轨”的美好景象？经济学家贝克尔所缺失的视角是：外遇这件事“算”的从来不是经济账。在人类世中，文明性的禁令——亦即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多余压制”——不只是为了制造稀缺（经济学分析的起点），而更是为了制造快感（精神分析的起点）。

为爱痴狂：当算法遭遇“一心人”

贝克尔所开发的这套婚姻算法，还存在一个更为关键的致命性问题：它可以处理“陈世美”现象，但无法处理“卓文君”现象。卓文君私奔并改嫁司马相如时，后者尚一贫如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标识出了贝克尔主义算法的一个根本性困境——算法得到的新的输入数值极低，是绝不可能指令性地输出“同其私奔”这种彻底违背计算理性的行动方案的。

换句话说，婚姻算法只能将这种“愿得一心人”的爱排除在外，否则这套算法的有效性将丧失。试想，面对相同信息，你对A就是无缘无故“心”剧烈乱跳、相思不绝，而对B完全无感——算法完全无法处理这样的情况。当相同信息输入进同一算法模型，每个人却得出完全不同的输出结果时，算法本身彻底失效。同样道理，中医不能称为算法或者至少不是合格的算法——同样的输入因不同的“大夫”会有多元的输出。而一个合格的算法，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经由它都应该拿到相同的输出。算法不能因执行的计算机或人不同，就出来彻底不同的结果。

贝克尔的婚姻经济学模型是一个合格的算法：A在这个情况下不会离婚（或结婚），换了B也不会。这套婚姻算法改一个情境，就可以成为“企业人事管理算法”乃至“健康饮食算法”“健身训练算法”……然而，“一心人”这个变量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行动：A在这情况下仍然不离婚，B却直接私奔。“两情相悦”到什么程度，会使人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无法量化，各凭感觉。对于“一心人”，算法彻底瘫痪。我们看到：贝克尔完成了婚姻的算法化，但爱恰恰却被遗漏在外了。

这个结果，贝克尔显然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婚姻理论”本身实质性的破产——现实中就是会有为数绝不少的人“为爱痴狂”（mad for love）、“陷入爱中”（fall in love）。“婚姻理论”若无法和这些人相关，那么这个理论只能改名为“‘一部分人的婚姻’理论”。如果不能将“一心人”——以及非理性、痴狂的“愿得”——也加以算法化，那么，贝克尔做出的“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能够得到成功分析，婚姻也不例外”这个断言，就是失败的。

对于爱（不透明的“心”），基于计算理性的算法系统只可能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将它标识为“非理性”（疯狂、无可理喻、痴……），要么是将它强行“理性化”。贝克尔的做法是后者：他将爱称作“特殊的不可市场化的家庭商品”。“家庭生产的商品”中包括爱，也包括膳食质量、孩子的质量与数量、声望、娱乐、陪伴、健康状态等其他商品，它们可以根据固定权重来进行叠加计算。这样一来，爱就能被纳入可计算的模型中。

根据其建构的数学模型，贝克尔提出：“两个人之间的爱与关爱，提升了他们在最优配对中彼此结婚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把爱纳入等价链条（“商品化”）后，它对婚姻的影响就能够像其他元素一样被计算出来。尽管贝克尔经由算法模型得出的这个结论，完全没有超出中学生的日常认知，但也因为这样，它完全符合人类主义的价值体系——爱通向最优配对的婚姻。

不过贝氏在该论述之后随即补充道，“即便他们并不彼此相爱与关爱，通过假设他们会在最优配对中彼此结婚，可以看出爱与关爱并不能降低这些机会”。这意味着，在婚姻算法里，市场（婚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实质性地决定一切，作为不可市场化之“特殊商品”的爱确实能起到影响，但这个影响聊胜于无——有了挺好（增加结婚机会），没有也基本不碍事（该结婚还是会结婚）。

于是我们看到，在贝克尔所设计的婚姻经济学模型中爱确实被算法化了，但权重却很小。贝氏用心其实不难推知，如果权重很大，那整个模型就变得非常不稳定——理性无法形成确定知识的“一心人”要么不出现，一出来就可以把整个模型推翻……这就是说，爱的力量打破市场力量（而非在后者基础上锦上添花）这种情况，对于贝克尔是不可设想的。贝克尔是这样把爱推到一旁的：

由于持久性的爱不容易同暂时性的迷恋区分开来，所以对婚姻之前的爱的任何直接评估都不可靠。对爱的非直接评估可以被使用；譬如，教育与背景将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爱更容易在两个拥有相似教育与背景的人之间发展出来并维系下去。

我们看到，爱在经济学模型中，就这样实质性地被教育、社会背景等所取代，而后者皆系可计算与评估的元素。此处关键在于，基于“对爱的非直接评估”，理性可以建立因果模型：相似教育与背景导致爱并维系爱。这个意义上的“爱”，就成为理性可以理解并计算的元素了。

对于那部分理性实在不能理解的、“任何直接评估都不可靠”的爱，贝克尔的处理方案是：既然爱无法理解、无法评估，那即使是爱者本人，其实也无法确知那是不是爱（抑或只是暂时的迷恋）；我们将爱这个元素放进模型中，但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爱，为避免浑水摸鱼，我们只接受结婚后的表现，如果长久地呈现爱意与关爱，那么这就对婚姻有积极的加成。在关注婚后表现的意义上，贝氏强调，“为爱而婚”被夸大了，“在分析意义上，爱对均衡婚配的影响只是偏好差异影响的一个特殊例子”。当贝克尔对爱做了这个小心翼翼的处理后，“婚姻算法”才算大功告成，贝氏自信地宣称：“经济学进路能够分析爱之婚姻的方方面面”。

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曾把主流经济学称为“受限经济学”——那个时候贝克尔还是中学生。巴塔耶批评约翰·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只研究生产、成本、交易、产权，不研究浪费、过度、损失、消耗。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y）自居，但巴塔耶认为其研究恰恰不是通用的，“在‘经典’经济学中，诸种经济问题是被孤立或被限制的问题，在那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被限制为对利益的追求；在通用问题中，生物量（biomass）的本质总是一再出现，必须不断地摧毁（消耗）能量的一种剩余”。

贝克尔尽管是凯恩斯的批评者，并且把经济学的边界扩展到众多社会领域，然而其经济学分析视角仍和凯恩斯一样“受限”：他并不正面处理消耗与过度，相反努力把这类现象拉入经典经济学的研究轨道。贝氏于1988年提出著名的“理性成瘾”论，认为各种成瘾行为（如对海洛因、香烟、宗教或食物等成瘾）皆可以被放在理性选择与经济学框架下得到良好的解释。巴塔耶对宗教、色情等问题的“通用经济学”研究，则完全没有进入贝克尔的视野，连做他的论敌的资格都没有。

在巴塔耶所提出的“通用经济学”中，同宗教性的祭祀一样，爱是纯粹的消耗，是生命中剩余下来的能量的自我消耗。是以，爱总是通向死亡。爱侣结成的共同体，是一个“消耗社会”。根据巴塔耶的分析视角，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仅仅只是处理“婚侣的获取社会”，而无法处理“爱侣的消耗社会”。

在贝克尔所构建的算法模型中，爱能够对最优配对的婚姻作出积极影响（只是影响数值不大），但该模型仍彻底无法处理“一心人”对“最优配对的婚姻”的破坏（如那种为爱痴狂的私奔）。贝克尔的经济学只聚焦符合理性的叠加、获取，而排斥彻底无理性的消耗、死亡。消耗被贝氏拉入理性的范畴，那么死亡呢？“生死相许”的爱呢？爱，仍然标识了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根本性界限。

“人类高质量男性”与平台资本主义

我们已深入探讨了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称职的算法工程师的贝克尔，用经济学模型把爱算法化的努力，以及该努力面对的困境。贝克尔本人对该模型的分析有效性，具有深厚的信心。他在《婚姻理论》中写道：“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通常有完全适称的婚配，高质量男人和高质量女人结婚，低质量男人和低质量女人结婚。”经济学家很诚恳，并没有在措辞上绕弯弯：市场会区分出高质量与低质量的人类，使他们各自牵手，而不会“跨质量”牵手。只要市场足够透明、信息足够充分，“估算价格”会使每个人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侣。市场绝不会乱点鸳鸯谱，而是很有谱，很靠谱。

理性计算与决策的前提，就是要有容易获得的市场信息。对于算法而言，输入端信息须尽可能可靠、全面，才能提升输出端内容的靠谱度，否则就是“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

进而值得思考的是：互联网婚恋平台为什么会获得成功？答案是：它们实际上正是提供了海量的、可供快速搜索的市场信息，并且平台为“优质会员”们的信息之真实性做背书。这些平台通过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搜索引擎（本身就是一个算法）服务，有效地提升了婚姻算法的靠谱度。在这些数字婚恋平台上，你只需要输入一组抽象的参数数值（年龄、收入、地区，等等），平台就能输出具体且详实的巨量信息。

以前人们在约会时，不得不要拐弯抹角委婉试探，对方有没有房子、多少存款，等等，试图获得相关信息来辅助决策。数字婚恋平台将以往偷偷掩掩、转弯抹角想掌握的信息，直接算法化了（“有房”“有车”皆成为可以直接勾选的选项）——不用同一个又一个对象在相亲饭桌上打话语机锋，而是点几下鼠标或按几下手机屏幕就行。当代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用“平台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这些数字平台的运作模式。他提出，“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数据越大，平台能够提供给用户的信息就越充分，其竞争优势就越大。

数字化的“平台资本主义”，难道不是婚姻市场的“哥白尼式”革命么？以前是以每个对象为中心来逐个进行了解，想办法在能承受的成本（如约会开销、时间、礼物……）下获取尽量多的有效信息，现在是以“我”为中心在平台上批量搜索。经由数字婚恋平台所提供的算法化的搜索服务，达成“最优配对的婚姻”“完全适称的婚配”的信息成本，被有效地降低了。

贝克尔认为只要信息获取渠道畅通，高质量会找高质量，低质量去找低质量。而现在数字婚恋平台通过提供搜索引擎算法服务，革命性地改良了信息获取环节，那么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有效性是否随之亦进一步增强了呢？情况未必如是。

搜索引擎的算法模型，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有房”“有车”成为输入选项后，很少有人会去专找“无房”“无车”的。这就使得那些没有房的人（尤其是男性）在两性场域中直接消失——以前还有机会先出来见面，看场电影坐下来聊一聊（“谈恋爱”），说不定和房子无关的某个（些）因素能打动对方呢？说不定那理性无法穿透的爱突然降临呢？现在，无数具体的个体，只一个点击的瞬息，就被搜索引擎算法所直接抹除掉——能被搜出来的用户在理性眼光的打量下，诚然皆可算迈入“高质量”门槛。难怪这些搜索参数被称作“过滤器”（filter）——像过滤杂质一样，平台只给你经过质检的提纯品。

你可以批评算法开发者“有房”“有车”这种参数太资本主义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那正是以前人们相亲约会时拐弯抹角所想要挖掘的信息。即便婚恋平台的算法工程师一开始没设计该选项，在实践中也很快会迭代算法，将它们加上去，否则就会被竞争对手甩掉——没人会再用这个搜索引擎了。换言之，对比其他信息（如学历），“有房”“有车”这些信息的数值，在婚姻算法里具有更高权重。搜索引擎算法里的这些参数选项，恰恰实质性地帮助婚姻市场中的人们降低了获取关键信息的成本，并因此使自身变得有用、好用。

进而，一个成功的平台绝不只是做好数据采集，它会致力于对数据进行算法化的分析，在海量用户中找出“优质用户”，并使其更容易地脱颖而出——尽可能地占据输出端（排在搜索结果前列），以及登上APP与网站首页、推荐页。经过这种算法优化后，平台才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并黏住他们。于是，在婚恋平台上能够被“显示”的人，当然足够“优质”——他们本就是算法优化出来的。婚恋平台很火爆，因为“高质量人类”进一步获得了市场高光。

更糟心的是，没有了拐弯抹角的“文明性”的话语游戏之后，在数字婚恋平台（网站或APP）上，人实际上被搜索引擎算法赤裸裸地商品化。使用这些平台的体验和用数字购物平台体验完全一样：（a）先是按需搜索，输入你的各种需求；（b）然后显示一大堆图片（几乎都经美图算法“优化”过，和淘宝上的“卖家秀／买家秀”如出一辙）；（c）浏览完图片和文字介绍，接着就是下单“付钱”了（即，购买“邮票”以取得可以联系的机会）……我们看到，实际上购物平台的搜索引擎算法，直接可拿来用于婚恋平台（改一下参数设置），它们底层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当你注册了婚恋平台账号后，你就实质性地——而非修辞性地——把自己放到了货架上，当然，这并不保证你会成为“优质商品”（“优质会员”）。你以为你在寻觅爱，实际上是找好的买卖。

当然，贝克尔说了，爱本就是商品——爱和膳食质量、孩子的质量与数量、声望、娱乐、陪伴、健康状态一样，都是商品。你选择跟谁结婚，就是购买一组特定商品，需要进行理性计算，最好是通过算法模型来作出最优化的理性决策。主流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地方正是在于：后者总是动辄说“异化”，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与道德化，从而使得经济学无法科学化；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市场只有把一切都商品化并建立等价链条体系，才能有效建模。贝克尔把经济学的版图扩展到婚姻与家庭领域——要研究“婚姻市场”，人就得作“商品化”处理，每个人都需具有量化的相应“估算价格”，就同贴在商品包装上的“指导价格”一样。

主要内容：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三国鼎立的故事，三国演义里有很多纷繁错杂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好词：一臂之力、一亲芳泽、七步成诗、三顾茅庐、下笔成章、不出所料、不由分说。好句：煮豆燃豆萁，。

然而，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追问：经济学模型被扩展到婚姻与家庭领域、人亦因此被商品化，合适吗？随着资本主义秩序的殖民化扩展，在追究术语的妥切性上，“人类世”实际上正在变为“资本世”（尽管资本亦是人类文明的创造）。根据当代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杰森·摩尔的界定，资本世（the Capitalocene）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它由特权化资本之无止境积累的诸种关系所型塑”。这诸种关系，使得资本已然成为了一个地质学力量，产生行星尺度上的诸种效应。到今天，商品结构及其运作逻辑诚然已经把整个行星都卷了进来——荒山经过“建设／生产”就变成了旅游胜地。资本世对人类世的替代，终于在贝克尔手里完成最后一步——人类自身也被商品化。贝氏本人则以“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拓展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之中”的贡献，荣获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92年正是福山等学者眼中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文明范式的“历史终结”拉开序幕的时刻。人到了自身文明的顶点与完成时刻，就是自己变成彻底可算法化的时刻——难怪之后只能设想“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其中人工智能算法对一切进行“最优配置”。

《爱的教育》读书笔记1 这个星期我用了五天的时间读完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当我读完这本教育人们怎样做人的好书,我深有所感:这本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这本书是通过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

资本主义，是人类主义（自由主义）的暗面。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使得在资本世中人表面上具有崇高价值，然而实际上结构性地存在着各种暗门，通过它人的价值被彻底消解（譬如，自愿做奴隶、商品化……）。在资本世中，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吞噬一切：权、色、地位，等等，都可以转换出一个在等价链条上可供计算的具体价格。可在等价链条里进行计算与转换的一般等价物如果不存在，那么市场就仅仅是以物易物的原始规模，而无法升级成资本主义的市场。贝克尔的分析模型里存在着用来比较人类个体“质量”高低的“估算价格”，说明他预设了存在着一个能吞食所有异质性、将一切价值转换为统一价格的等价链条。这也使得他所论述的“婚姻市场”，成为一个典范性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里面人就是商品，可以用货币进行价格估算。

白一块.简介:从前,一只天鹅蛋在鸭窝里出生了.由于他长得丑,除了鸭妈妈,别人都不喜欢他.丑小鸭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最后,他长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感受:丑小鸭虽然长相丑露,

我们看到：贝克尔口中的“婚姻市场”，不是修辞表述，而是玩真的：人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并且需要明码标价，这样才能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来达成市场均衡。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玩真的”态度正是标识了科学精神：一切都可以放到明面上来，无法数学模型化的“学问”才需要玩修辞遮遮掩掩、神神鬼鬼（如晦涩玄奥的哲学、神学……）。也因此，经济学在半个多世纪前被补立了诺贝尔奖，而哲学没有——这也导致心系诺贝尔奖的哲学家们都拼命在写小说。经济学就是这样的把分析方式充满理性地在明面上说清楚的科学，当年被纳粹利用的人种学也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ZDA017】

新媒体责编：刘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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