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岛隆博《作为思想的语言》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周菲菲,文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籍研究员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摘要:明治20年代,在经历了激烈的明治维新变革

周菲菲,文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籍研究员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摘要:明治20年代,在经历了激烈的明治维新变革后,日本社会失范,在知识体系和教育方法的近代化、近代工业发展、民族国家形成及与之相应的人才培育等方面,都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如何协调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匡正激进西化弊病,日本的知识界以“修养”概念为核心、以国民德育为目标,有效地在儒家修身之道与西学之间建立起了多维度的联系。在经历了明治初期的草创期、明治中期的形成期、明治晚期到大正、昭和年间的定型和实用化转化期后,修养主义成为了日本大众文化的核心、当代教育思想及劳动伦理、实业观念的重要渊源,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乃至民族主体性的树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修养主义作为一种国民道德意识培养方式、扎根于普通国民认知体系的“国家精神”,既是日本对儒学现代化的一次较为有效的尝试,是对东方思想普遍意义的有参照价值的探索,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核心伦理支撑。

关键词:儒学;现代化;日本;修养主义;历史演进;阳明学;国民德育

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转型中,包括“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在内,近世文化遭到急剧的边缘化和否定。日本民众陷入了自我认同困境,知识界在脱亚入欧的风潮中也摇摆于东西之间。在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中,如何统合国民伦理、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树立民族自信,成为了近代日本人道德构建的目标。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在1886~1887年创作的汉诗《日本歌》中咏道:“悲夫日本噫悲夫,扶桑生蠹今将朽,新醸恶风十分有,古来美俗一点无……”[1]。明治(1868~1912)20年代左右,日本西洋崇拜的极端风潮转弱,社会开始反思激烈变革的弊端。明治中期以降,日本知识界兴起了“修养主义”;明治到大正、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过“修养的时代”[2](P142)。“修养”的内容既包含个人技能、知识、思想的精进和信仰升华,更包括立身处世、报效国家的社会实践,其主要目标是重塑国民精神。

[日]中岛隆博《作为思想的语言》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近代一百余年以来由日本人文社科界形成的整体体系,即由日语表达的人生观、世界观被称之为“教养”[3](P112-113),而“教养主义”可以被囊括进近现代日本“修养主义”发端与演进的传统当中。换言之,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修养”促使日本知识体系达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该体系既是日本国民智慧的源泉,也生产出了日本人作为现代国民的基本教养、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和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基础认知。如对于日本近年出现的“儒学热”,中岛隆博指出,这具体而言是《论语》“热”,象征着作为“教养主义”一环的儒学复兴[4]。

关于“修养”概念的历史演进问题,代表性的研究者有王成[2](P117-145)、升信夫[5]、小室弘毅[6]和田岛一[7]等。西平直指出了明治时期的修养论与江户时期的朱子学、徂徕学、阳明学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及其与修行、养生等概念的异同,并以广义的“修养”概念捕捉“武士道与平民道(庶民道德)的多层伦理”[8](P28)。筒井清忠甚至指出,修养主义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推进力[9](P121-126)。本文以儒学现代化为核心,梳理“修养”在新的语境下所产生的意涵解构与重构;探索修养主义从思想论争概念到德育依据、再进一步实用性地转化为劳动伦理与实业精神的历史演进,从而剖析修养主义渗透日本现代价值观体系的路径。

一、近代日本修养主义的形成背景与概念起源

王成在考证辞书的基础上指出,“修身”一词被视为儒教的基本理念,古籍中的“修养”原本是道教用语,但因为它是作为儒教{1}[10]的集大成者——朱子学派的用语而流传于后世的,于是在日本成为了修儒学的知识人所追求的境界[2](P122)。与“修身”相对,“修养”一词在前近代未能得到普遍关注,直到近代才开始流行,其以明治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译赛缪尔·斯迈尔斯《自助论》(日文名:《西国立志編》)中的cultivate/cultivation/culture(作“修养”)为开端[2](P121-122)。该书第一篇第九节《实事习验之学问》论证了人们在从事各类职业时,“尽职分、应事务”应当“掌握人生实学之要领”,这是“不外修养心灵之道”[11]。同时,基督教系统的有识者,如德富苏峰、横井时雄、松村介石也提倡使用“修养”一词,以区别于旧式道德色彩较浓的“修身”[2](P124)。

明治时期的教育学是在引进西方教育学的基础上发展的,欧美的教育学概念如culture,cultiva-tion,Bildung,Kultur在日语中常译为“修養”。如涉江保在《初等教育小心理书》《普通教育学》等著作中主张:“抑分教育为四种。智育、德育、体育、美育为是。而智育之目的在于修养智力、探究真理。德育之目的在于修养德义、求善实行之。体育的目的在强壮身体。美育的目的在修养趣味即风雅之心以求美”[12]。日本文部省1870年翻译出版的《教师必读》的《第七书 修身的教诲》中提到教师需要“竭尽心力,知晓修养学生心行之方法”[13]。

由此可见,近代日本出现的“修养”概念是在日本学界以塑造青年国民德育为基本目标,在对抗基督教影响力的意识下,融合西方道德修养论和儒学、佛教思想的产物。明治时期,以儒学话语为代表的“汉文修养”逐渐摆脱了士大夫的阶层意识,转换为“国民教养”中平等的共有之物;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结局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国民意识以及与西方抗争的“东洋”意识,也唤起了人们对汉文修养的需求[14],“修养”即是其中的代表性话语。正如内村鉴三指出的,“在日本、在中国提到修养,会令人感觉是凡人做不到的事情;而基督教所鼓励的修养则不是那样不自然的”[15]。本文开篇所引《日本歌》的作者幸田露伴时常与基督教徒植村正久辩论,以朱子的性理学说和佛教教理对抗基督教天启说。植村正久

正因为“修养”在近代社会重构之际具有的大众性、平等性品格,知识界在寻求支撑精神资源时,格外瞩目于阳明学、禅等提倡日常修行的东方学问。宋学原本就含有圣人可通过穷理修德而达的理性平等观念,可谓“修养”概念的大传统之一。可以说,在明治时期得到再造的“修养”担负着在伦理上沟通基督教与儒学、消除“汉文修养”在前近代与一般民众疏离的功用。但直到明治中期,“修养”仍主要强调自我省察,即“修己”。

二、日本修养主义的形成期

由于日本明治政府对提升全社会修养水平的重视,以完善人格为目标、主张“己事究明”的修养论在儒学复兴语境下发展为修养主义。王成指出:“以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精神为主要目标的近代日本修养运动从明治(1868~1912)中期一直持续到昭和(1926~1989)初期,明治后期到大正初期是修养主义话语流行的时代”[17]。修养主义既是贯穿明治中期到昭和时代的思想线索,也成为了近现代日本人共有的一种体认世界的方式。

(一)近代日本国民德育原则的确立与“修养”的流行

自明治十二年(1879)开始,日本的国学(皇学)派、汉学派、西洋派之间围绕国民德育应当以皇学、儒学抑或西方模式开展的问题展开了论争。这场争论以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汉学派代表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勅语》告终。明治政府关注到了西欧的基督教思想对民众意识的巨大影响,于是意图启用本土思想资源对抗基督教,以儒学为核心强化道德教育。因而《教育勅语》采用了“忠孝一本”等儒家言论规定国民教育的精神内核,忠孝观念在此作为统合国民意识的概念工具,承载了联结个人自觉和国家公益之间的伦理价值。

《教育勅语》成为了所有学校和国民精神生活的根本原则。《教育勅语》中的“修身”理念在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古川隆久指出,修身科目是以天皇的绝对权威为基础,教授着作为日本人最佳的生存方式,即在国家有命时,要抛弃私利私欲尽忠[18]。但此时的基础教育对“修养”和“修身”并不加以明确区别,文部省其后还出版了一系列小学修身教材。前述“德育论争”中汉学派的主要代表、文部省官员西村茂树编纂出版小学修身教科书《小学修身训》(1881),宣扬日本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事迹,以此灌输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东京修身学社由西村茂树于1876年设立,1884年更名为日本讲道会,1887年再度更名为日本弘道会。日本弘道会的目的在于通过“究形而上之理、弘道德之教”来“正人心、遏邪说、欲以之巩固国基”,其后融合教育勅语理念,成为了一个支撑以皇室为中心的明治政府文教政策的民间教化团体。1904年的第一版国编修身教科书收录了《教育勅语》概要,之后的1910年第二版更是收录了全文,并持续到第五版,使用到1945年。

在学校课堂之外,与“修身”有密切关系的“修养”思想则引领了倡导教育工作者进行自我精神修养和在日常中教导修养的风潮,对《传习录》《菜根谭》《寒山拾得》等古典书籍加以译注、解说的“修养书”逐渐普及。这些书籍中,阳明学被日本的开山祖师、近世思想家中江藤树(1608~1648)频频提及。村井弦斋的少年文学作品《近江圣人》(1892)对于刻画藤树孝子形象功不可没[19],该作品是博文馆少年文学系列中发行量最大的,到1906年为止,重版28次。直到昭和前期,作品的一些情节被重复收入修身与国语教科书。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哲学家和辻哲郎都曾表达过自己年幼时被书中情节深深打动。1893年出版的三宅雪岭的《王阳明》和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著作都具有教化意义。《少年园》《幼年杂志》等儿童杂志,或《高等小学修身经典》(1899,学生用书)、《寻常小学单级修身训》(1900年,乙篇)等修身书中,中江藤树都被塑造为道德模范。

著名教育家泽柳政太郎主张精神修养乃是由内在而生发,“得闲时应当为了修养精神、增进知识而读书”[20]。芦田惠之助提出了“教师修养论”,主张“唯一能令教育结果有效的道路,便是教师的修养”[21](P9),垣内松三(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在参观芦田的课程后评论,“他的‘行’或实践工夫一言以蔽之,即‘教育者式的才能’……如果没有在根本上自己如此想、因而如此行的信念,便是一字、一语也教不了”[22]。1909年,《文部教员检定试验指针》(即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指出,“伦理教育的一大缺点,可归于或陷入形式主义、或拘于偏知主义,并非教育者其人的人格之声”[23]。在长达3小时的“修身课”教师资格考试的五道大题当中,有一题就是“试比较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24]。

我家贝贝喜欢的书有《可爱的动物》、《神奇的植物》、《变、变、变》、《绚丽的大自然》、《艾玛丛书》、《三只小猪》、《三字经》、《 童话故事 》等等。 其次是读。 图书绘本的画面很细腻、丰富,画面间一般有过度和衔接,不要错过。

1900年起,日本的各类著作中开始广泛使用“修养”二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青年当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乃至产生了所谓“堕落”“烦闷”青年。修养主义书籍由此大量出版。“日本社会急需建立适应近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修养思想……社会各界纷纷参与修养主义运动,提倡修养实践,使修养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话语”[25]。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井上哲次郎于1900年著述《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标榜其目的是:“以资既往领悟熔铸陶冶国民心性之德教精神,了解我邦国民道德心”,及“医现今社会性病根”[26](P2)。井上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西方哲学为理论、依基督教而实践;而其则以西方哲学为理论、依据阳明学实践[27],从而打通“东西洋道德的长处,实现古今未有之伟大道德”[26](P630-631)。此外,内村鉴三的《代表性日本人》(英文原题为:Japan and the Japanese,民友社,1884 年)专列一章,以“藤树乃是我等之师”[28]为由,选中江藤树为富有实践性的老师典范,讲述其忠孝思想与基督教的亲缘性,将其作为日本人典范介绍到了西方;还有高濑武次郎的《日本之阳明学》(1898)、《阳明学的修养》(1918)、乌有生的《精神修养与阳明学》(1902)、杉原夷山的《阳明学实践躬行录》(1909)等也属代表性著作。

(二)“修养”概念的大众传播与修养主义的诞生

同时,“修养”思想也开始广泛传播于大众媒体。主张阳明学“修养”功能的杂志纷纷创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96年创刊的《阳明学》。《阳明学》第一号卷首语论证了心学修养,主张“个人的涵养,主要在知行合一”;第二号卷首语则冠以《精神之修养》之名。1897年,由横井时雄等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丁酉伦理会在其趣意书(1900)中也频繁使用“修养”,试图在会通东西方学问的基础上提出重塑日本人精神的伦理学说。1900年以后,不少杂志原本的“修身”栏目改头换面为“修养”栏目。

1907年,以禅学流行为背景应运而生的《修养》杂志创办,在其《发刊词》中提到,尤其在日俄战争以后,“军人、法官、医师、政客,以至工商业者竞相关注修养,结果尝试参禅者日益增多”[29]。《修养》杂志主编是修养书的代表性作者加藤咄堂,他于1909年出版《修养论》,作为“修养的模范”,他不分东西方、时代地举出了释迦、基督、孔子、苏格拉底、诸葛孔明、华盛顿、德川家康、苏东坡、哥德、松尾芭蕉、王阳明、斯宾诺莎等人[30](P12-15)。同样是加藤,在1910年改《修养》名为《精神修养》,后又更名为《新修养》,主张“基于东西先哲的思索,不懈思考现代的思潮、研究人格修养之根本义”[31]。加藤尤其强调“新修养”是为了适应“新时代”,修养不仅要有精神修炼,还需重视身体训练:“盖身心元非二元,精神影响身体、身体影响精神……况刚健之气象,宿于刚健之身体,此为身心不二原则而来的当然的归结。吾人不得不信,忽略此身体,则不可能谈修养”[30](P3-5)。因而他所主张的“修养法”第一则即为身体的修养,其理论主要依据的典籍有中国医术《素问》、《孔子家语》、唐彪《读书作文法》等。

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编辑、作者梶山彬出版了针对女性与青年的众多普及性教养读本,如《才媛与逸话》(1910)、《女子技艺造化艺术全书》(1908)、《青年修养读本》(1916)等,强调学问修习与“肉体劳动”“胆力养成”“实际社会中的牺牲精神”的融合[32]。

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及版权持有者“讲谈社”也是建立在修养主义之上的。野间清治于1909年创立大日本雄辩会,次年出版杂志《辩论》,并于1911年设立讲谈社,开始刊行针对大众的杂志《讲谈俱乐部》。他主张:“如果将那许多的讲谈类的东西变为读物,岂不是能作为民众教育的绝好资料……这些材料尽皆有趣易懂、令人感动。读这些书能在精神上安慰一般大众,成为修养”[33]。筒井清忠把讲谈社发行的《少年俱乐部》(1914)、《妇人俱乐部》(1919)、《修养全集》(1928)等称为讲谈社的“修养主义杂志王国”的出发点[34](P15)。

(三)修养主义对高等教育界的影响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前身——第一高等学校(一高)在精英教育中引领了修养主义的先河。《校友会杂志》第一期的序言点出了其创刊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中兴以来,二十余年於今。改礼变法,匆匆不暇给。政法未尽善美,刑律未尽平正,海路兵制未尽完备,百工技艺未尽精致,人心未复其淳,风俗未反其厚……我校夙以讲明道义涵养德器为教,重气节、厉廉耻,与世异趋尚。将以率先天下挽回世道人心於将泯之际”[35]。

新渡户稻造是帝国大学教授,于1906年至1913年的7年间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秉持修养主义,对日本高等学校的校风发挥了重大的、持续性的影响。其所著《修养》(1911)是印刷了100多版的畅销作品,既是内容最丰富的修养书,也象征着修养主义在高等教育界的渗透和转化。其对修养的定义是“修身养心”,目的是“谋求身心的健全发展”,但区别于前近代的“修身”或“自然主义”“本能主义”“自爱说”,是一种完成日常平凡事务的实践道德[36]。他在赴任一高的欢迎会上对学生说,“不要在周围筑墙,要襟怀落落、努力于修养性格”[37]。除了每周一次的伦理课以外,他还通过课外讲义,“努力谋求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深刻感化了学生”[38]。新渡户稻造主张,“修养以个人人格提高为宗旨,即孟子所谓养心之大者”,另一方面,“培养的精神显现于实行中,即重视修身,修养的工夫是实际的、具体的”;因而他预言,“所谓思想家将分解修身与养神,取养神法而舍修身法,却信此为高尚”,对此他提醒读者要注意“以常识性的判断,不要枉自奔向空理空论,而要与世间同变化,并且与世间同样自然地变化”[39]。其后,一高毕业生中的和辻哲郎、阿部次郎、安倍能成等人在新渡户和一灯园等修养团体的影响下,成为了“教养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三、日本修养主义的定型及其实用性转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修养主义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国家层面的高度。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阁后,面对内忧外患引致的民众思想问题,床次内相于1918年3月指令地方长官须尽最大努力达成“民力涵养”。其中便包含“顺应世界的大势,锐意积累日新之修养”,具体涵盖“理解吾帝国於世界之地位、努力具备国民之自觉”“省察世界之文化,努力咀嚼理解并陶冶我国民思想”“促进科学研究之心,助长发明工夫之趣味”“维持作兴美风良俗,随时事进运芟除弊风陋俗”[40]。此处的“修养”蕴含着启蒙国民思想的同时,有压制工人运动与民主思想抬头的意味。1918年12月6日的勅令第三百八十八号“大学令”第一条为“大学的目的是教授国家须要的学术理论及应用并研究其蕴奥,兼留意人格陶冶和国家思想涵养”[41]。同日发布的高等学校令首条也写明,“高等学校以男子完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特别应当着力于国民道德之充实”[42]。两者均强调以国民道德修养为目标,培育并完善日本人的人格和教养。到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11月10日,大正天皇所颁布的《关于国民精神作兴的诏书》中,解决各种国家、社会、思想问题被归结为国民精神修养锻炼的问题,即“国家兴隆之本在于国民精神之刚健”[43]。

正是由于修养主义具有沟通“精神修炼”与“身体感觉”、知识界与劳动阶层、内在反思与“卑近”日常的功能,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学界的修养主义话语开始关注其与劳动伦理之间的关系。随着教育勅语等“最为恰当地垂示了训练国民生活的方法”,“作为其卑近的工夫,不少人讲了其体验、公开了其方案”,其中就包括西田天香等所指导的“以生活的磨练、修养为目的的团体”,其要点在于“快活且认真地开展其生活”[44]。

(一)修养主义与近代的大众劳动伦理

早在明治后期,为了打开青年教育的新局面,标榜修养主义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清泽满之等以东京本乡“浩浩洞”为据点,开始进行净土真宗系“精神主义”运动,并在1901年创刊《精神界》,将自我省察的修养之道普及到教育界。西田天香于1905年设立“一灯园”;莲沼门三于1906年设立融合神道、基督教、佛教、主张“冥想”“流汗”“伟人崇拜”的“修养三主义”的“修养团”,并于1909年刊行《向上》,活动持续到大正、昭和时期,发展为大型社会运动;还有田泽义铺领导的青年团运动等。甲午战争后,评论家山路爱山就修养之于劳动伦理培育的重要性写《气质的修养》一文感慨:日本需要学习毫无轻佻浮薄之风的中国劳动者,有识者应当先勉力于培养国民之气质[45]。

前述新渡户的“修养”系列文章原本是发表于通俗刊物《实业之日本》,他期待着“深山寒村之少女、都市迷途之男子中有一人二人十人二十人读本人拙论而于失望中重振士气、停止罪恶生涯前往光明、悔过前非”[46]。正如他所主张的,武士道必须平民化为“民道”[47],在通过向上层面的“修养”,无论是精英学生的教养主义,还是寒村少女的生活生产修养,都是近代国家所需的民众素养。

“修养主义”是精英文化对立面的大众文化的核心[34](P3),因而其具备了沟通前近代庶民劳动伦理与近代职业精神的承上启下的功能。著名思想家唐木顺三在批评教养/教养主义时指出,修养包含着教养概念所不涵盖的“行”[48]。也就是说,教养主义是从追求“知行合一”的修养主义中分离出的,不包含身体要素,因而欠缺修养主义所具备的外在的“型”。历史社会学者筒井清忠把修养主义中刨除教养主义的内容定义为“大众文化型修养主义”[34](P138),其特点是“与文化享受无关的、专注于自身的工作”,而这在江户时代已经具备了萌芽形态,即二宫尊德的报德会、石田梅岩的石门心学、寺子屋的教科内容、各种新宗教等等。宗教学者岛薗进认为,除了以上内容,儒学、国学言论及佛教说法也组成了流入明治修养的“通俗道德”[49]。尤其是儒学中对劳动的肯定,比如阳明学“事上磨练”、伊藤仁斋的“日常”“卑近”等代表性言论,可谓修养主义向现代劳动伦理转型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修养主义尤其是修养团体的影响力渗透到产业界,对日本近代的实业家思想乃至资本主义精神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修养主义与近代日本实业观

日本近代实学的“明治中兴之祖”横井小楠(1809~1869)[50]重视亮天工的格物;私淑阳明学者熊泽蕃山[51]注重实践,认为应当大胆接受西方文化,推动实业发展。井上哲次郎指出,横井小楠处身修行之法乃是依据致良知之心法[21](P553-555),横井谓“方寸”即“心”,曾作《感怀》诗云,“何以应无穷,灵活方寸中。果知君子学,总在格致功”,并强调“全在吾方寸(心)之修行。扩充良心,于日常事物上用功,无所不为学”[52]。正是在此修养工夫的基础上,横井在《国是三论》(1861)中提出了“实践躬行”的富国论。横井指出,“天下公共之大道”乃“万国通商之理”,因此应通过交易以兴业、增进国富,不分“君子俗流”之别,双方进行详尽研讨,方为“施善教仁政,明亘万世永赖之大经大本”[53]。横井小楠的这一构想在明治维新后也长期指导了“实学党”试图以“尧舜孔子之道,西洋器械之术”将日本树立为理想的儒教国家之路。

筒井清忠以日本大财阀住友为典型案例,梳理了从明治、大正到昭和时期的经营管理者思想,指出修养主义正是其伦理支柱,其影响延续到整个20世纪[34](P172)。以明治时期的伊庭贞刚为首,铃木马左也、小仓正恒等近代住友管理者的理念特点是高度的“国事意识”,而这与其作为武士社会边缘出身的人对阳明学精神的共鸣不无关系[54](P120)。伊庭“壮时,好王阳明之说,亲大盐后素之文……故其格物致知之教是翁终生操持之中心”[55](P24),“翁享武人之血,以武砥砺身心,仕官时自不必言,作为实业人立于世时,致仕归隐故山之后,其藏毅然武人气骨无丝毫变化”[55](P65)。伊庭毕生遵从“本心”操持事业,同时坚持通过禅修、静坐方式修养身心,开了住友干部禅修之先河[34](P148)。住友第三代总理事铃木马左也在进入东京大学预备学校时,“在经济方面,立志于大力振兴产业,使工商业发达,为邦家尽力,这是因其私淑此方面的先觉熊泽蕃山之故”;他在1904年就任时声称“自己将踏上正义之公道,与各位成就国家百年之业”[56],表现了投身国家事业的决心。第六代总理事小仓正恒则在禅学、阳明学基础上吸收石门心学等学问影响,长期坚持修炼身心合一的参禅、剑道,在思想上形成了自身的“亚洲综合主义”,以对“心”的东方式诠释自成一说。他认为,心是“本来无一物”,是“空”,因而可以接受任何事物,并全身心地投入对社会有益的大事业。

在将国家意识强烈的武士道伦理融入“管理修养主义”时,住友的实业家们在劳资纠纷的处理、员工工匠精神的培育方面也注入了修养主义思想,并且导入了修养团体活动。铃木马左也于1912年设立矿夫私塾“自彊舍”(取自《易 乾为天》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教化工人专一从事矿业,同时他也极力改善工人劳动生活环境。小仓正恒则于1921年正式把修养团引入工厂职工培训;1934年,修养团别子铜山支部设立。1914年经由新渡户稻造推荐进入住友的三村起一则开启了劳资双方参与的工场协议会制度,三村等人抱着对职工负责的态度,施行“劳务管理的三安定主义”,实现了住友的“管理家族主义”。1941年就任住友本社常务理事的田中良雄也具有强烈的修养意识。他的著作《职业与人生》是堪称古典的“人生论”[54](P122),其中论到阳明“事上磨练”思想。

上文中的近代实业家在创业过程当中,把“修养主义”视为企业管理的伦理支柱,将人格修养发展成了一种在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实业精神”,而这种实业精神强大的影响力持续了整个20世纪[34](P171)。

四、结 语

《朝花夕拾》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描写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念,真实地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中国到日本,每一篇都生动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角 作。

无论是日本文部省于1947年3月31日公布施行的《教育基本法》,还是2006年修订的新教育基本法,都在教育基本理念中强调培养“身心健康的国民”,后者还加入了“尊重公共精神”及“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的新内容。进入21世纪后,“修养”进入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内容:“在形成教养这一环节,对于我等日本人而言,从礼仪规范等形式入门、以身体感觉掌握的‘修养式教养’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修养作为)我国的生活文化和传统文化,形成思考和行动规范以及教养基盘的价值”[60]。日本《教育基本法》第九条规定,法定学校教员应当深刻自觉其崇高使命,不断勉励于研究与修养,以完成其职责。同时,因上述教员的使命及职责的重要性,应当尊重其身份,改善其待遇,并充实其养成与研修[61]。这里的“养成与研修”即可缩略为“修养”,其并非专业知识的提高,而是基本能力的培育。

追溯到近代,修养主义是在日本为了以“东洋价值”抗衡西方制度思想、试图平等对话的时代背景中发生的。筒井清忠指出,相对于布迪厄描述的法国精英文化对天才的推崇、对“努力”、“习得”“手工”、“技巧”等需要修习、获取之物的鄙夷,近代日本的精英文化尊崇“努力”、“习得”的价值,与大众文化核心价值趋同,因而获得了大众发自内心的支持[9](P38-39)。在日本近代化的社会政治脉络中,修养主义基于西方伦理学,对儒学在转型期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学理研究,与庶民身心培育与磨练相结合,通过教育及大众媒体、企业理念等手段,成为了除直接的课堂教育之外,用以教化日本民众的主要依据,因而是日本人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此风潮中,修养主义成为了一种国民道德意识的培育方式,形成了日本国民的教养基础,甚或逐渐带上了“国家精神”色彩,扎根于普通国民的认知体系中。羽田正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覆灭,在对新日本国的表象与实质进行重建的各种构想中,日本人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国民意识。重建的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安定的国民国家,也许可以归功于国民们基于日语的教养之力[3](P116)。

注:{1} 吴震指出,一般而言,在日本学界,“儒教”和“儒学”的使用很随意,前者系指儒家思想的教化体制,后者系指儒家的义理形态;因而主张使用“东亚儒学”一词概括近世中国、日本还有朝鲜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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