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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村上春树：介意父亲参与侵华战争，20多年不见面》
村上春树
一直以来，村上春树极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父亲，他的作品中也鲜少出现父亲形象。
最近，他突然把一切的缘由向公众摊牌了：
这些都写在他新发表的《弃猫——提起父亲我要讲的事》一文中，刊登在前天发行的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
当中披露的，有村上的父亲参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往事。
在村上还在读小学时，他的父亲向他描述过一位被斩首前临死不惧的中国战俘。
村上说，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疑父亲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文章还透露了村上因为介意父亲的这段经历，而导致沉重的父子关系。
村上说，他和父亲关系疏远，“曾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面”......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要点梳理，并且，大家可以通过村上以往的作品和访谈，更清晰地看到他对侵华战争和父子关系长期的心结。
0 1
“中国士兵知道自己即将被杀，静静坐在那里”
村上的父亲每早有念经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问过他，是在为谁念经？他说，是为那些在二战中死去的人们，为那些阵亡的战友和曾是敌人的中国人。除此之外，父亲便没再多说，我也没再追问。或许是当时的气氛使我无法继续追问。但其实父亲当时并未表现出抗拒。如果我问的话，他或许会继续给我解释。但我没问。可能我体内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这么做吧。”
村上的父亲在中学毕业后开始学佛。
原本可以延期服役，但是因为忘记办手续，只能中断学业去服兵役了。
一直以来，村上都想详细调查父亲的军队履历，但却迟迟没有开始。
![[日]吉田裕《亞洲、太平洋戰爭》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9.jpg)
村上这样解释：
“这是因为我误以为，他当时归属十六师团(伏见师团)的步兵第二十连队（福知山）。这个连队因南京沦陷时最早进城而扬名。我一直疑虑，父亲可能跟随这个连队参与了侵略南京的行动，这使得我害怕面对父亲具体的从军经历。但是后来我发现父亲是1938年8月参兵，所属的是同军团的辎重兵十六连队，而步兵第二十连队早在1937年12月因首先攻下南京而扬名，也就是说父亲并没有参与到南京战争中。这让我如释重负，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地。”
村上的父亲是特务二等兵，当时主要负责补给和警备任务。
他参与过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汉水的安陆进攻战、襄东会战。
村上是这样描述他的父亲的参军生活的：
“当时军队并非完全机械化，燃料供给不足的部队，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所以父亲所行进的距离，无疑是一段艰苦的路途。战场上缺乏补给，粮食弹药渐渐耗尽，衣服也变得破破烂烂，情况十分严峻。又因为牙医人手不足，很多士兵饱受蛀牙困扰。日本想以如此有限的国力，征服广阔的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武装控制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想要一直占领所有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疑似发生了虐杀中国人的暴行......
“有人直截了当地承认，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虐杀行径。但也有人完全否认这段历史，强烈表示这些纯属虚构。但不管怎样，我父亲二十岁时作为辎重兵被送往的，就是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中国战场。”
在这里，村上特别复述了从父亲那儿听到的一个中国战俘的故事：
我不清楚，父亲是否只是站在一旁看同队士兵执行处刑，还是深入参与到执行行动中。如今已无法确认，是我的记忆模糊了，还是父亲的表达本就比较含糊。但是无论如何，我敢肯定，这些对他来说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这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很多士兵已经对杀人感到麻木，命令新兵和替补兵处刑中国战俘的事情并不少见。吉田裕在《日本军士兵》里写这样写道：“1938年末到1939年，藤田茂任骑兵第二八连队队长，他回忆说，当时他对连队的所有将校训话说，‘让士兵适应战场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他杀人，要锻炼他们的胆量。为此，你们最好使用俘虏，因为4月份计划增补新兵，所以必须尽早制造机会，迫使新兵熟悉战场’，‘比起枪杀，刺杀的练习更有效’。”
杀害无法抵抗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非人行为，但是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来说这些却是理所当然的。捕获战俘后，日本作战部队不可能慢条斯理地照顾战俘。1938年到39年，正是父亲作为新兵被送上中国战场的时候。如果下级士兵被强迫杀害战俘，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这段回忆不仅折磨着父亲，也影响到了儿时的村上：
“父亲的这些回忆——用军刀砍头的残忍画面——折磨着当时年幼的我。我如同亲身经历了一般。换言之，长期压在父亲心头的重担，由作为儿子的我部分地继承了。
父亲几乎不太讲战场的经历。无论是自己亲自下手的，还是亲眼所见的，恐怕都不愿再回忆或提起。但大概这件事让他觉得，纵使会在彼此内心都留下伤痕，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告诉继承着血缘的儿子吧。”
六岁的村上春树
和父亲20多年没见面
1939年8月，村上的父亲完成一年的兵役后回到了学校。
在校期间，他创作了这样一条俳句：“逗着鹿/唱着歌/希特勒青年团”。
村上据此猜测，这可能是在纳粹青年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期间所写的。
那时，德国在欧洲战场还处于优势地位，日本也还未陷入对英美战争。
村上说，远方战场上的血腥空气与俳句中的鹿形成的对比让他印象深刻。他推测：
“彼时还开心地访问日本的纳粹青年们，说不定在那不久之后就都战死在了严冬的东部战场上。”
希特勒青年团
两年后，村上的父亲毕业了。
却因为受到临时召集，再次返回了战场......
总而言之，村上的父亲避开了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
“父亲说自己是‘捡回条命’，恐怕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五十三师团末期的惨状吧。但是，那些战死在菲律宾的战友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父亲走上不同的命运，和曾经所属的十六军团一起被送往菲律宾，战死沙场了，我就不会存在在这世上了。虽然对我而言这是幸运的事，但是只有自己一人生还，曾经的伙伴都在遥远的南方战场殒命，这对父亲来说恐怕是巨大的痛楚和深刻的精神负担吧。想到这些，我现在完全理解，父亲为什么每天清晨长时间闭着眼用心诵经了。”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带来的影响在父亲结婚后也依然残留着。
村上从母亲那儿听到了一些父亲年轻时的轶事：
“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候的生活颇为荒乱。可能是因为战争带来的苦痛还残留在体内，也可能有人生路被打乱后的懊恼。据说，他经常喝酒，甚至有时会打学生。但随着我长大，他的心性行为逐渐温和下来。虽然也有时会很阴郁，心情不好，喝个烂醉，但是并没有给作为儿子的我留下任何不愉快的记忆。也许他的万千思绪都在自己内心静静沉淀了，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平复内心波澜后的他。”
在村上长大后，随着自我意识逐渐加强，他和父亲的心理隔阂也越来越大。
有一次因为一些摩擦，两人最后几乎断绝关系。
“我们二十多年没见过面，只要没有万分重要的事，绝不说话，一直没有联络。再次见面就已经到了父亲去世前不久了。
那时我已经快60岁，父亲也迎来了90岁。因为糖尿病和癌症，他瘦得像是另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后的短暂时间里，在一段笨拙的对话后，父亲和我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
不久，村上的父亲就去世了。
在文章的最后，村上分享了自己对生命的偶然与侥幸的感悟：
“不管怎样，在我这篇极其个人的文章中，最想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儿子而已。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了。但是深挖这个事实，就会明白，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偶然存在的事实。归根结底，我们无非就是把偶然诞生的事实误以为是独一无二的事实的生物吧。
换句话说，我们不过是向着广袤大地落下的无数雨滴中无名的一滴。但是，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思想，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历史，每滴雨水都有继承的责任和义务。”
0 3
“南京大屠杀的四十万和十万的区别在哪里？”
读过村上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的书中，很少有父亲登场。
偶尔出场，也往往是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负面形象。
《且听风吟》对主人公的双亲点到为止。
《挪威的森林》，我们压根不知道渡边的父母是谁。
《1Q84》中，深绘里的父亲是邪教领袖，而女儿是反抗邪恶力量的存在。
《海边的卡夫卡》中更是触及“弑父”......
《挪威的森林》剧照
可见村上对父亲的心结纠葛之深。
但作为父亲战争记忆的继承者，村上其实一直深受父亲影响。
比如对中国的感受，就是这种继承的体现。
因为父亲在中国侵略的往事，村上说自己至今都不吃中国菜。
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也反复出现。
“不知为何，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这是村上春树早期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一句话。
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曾分析，这篇小说“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有：
《且听风吟》中，主人公和酒吧的中国人老板聊到了战争结束后死在中国上海郊外的叔叔；
《寻羊冒险记》中羊博士要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
《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的业余兴趣是阅读关于30年代满洲铁道相关书籍，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则是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
对于这个现象，村上本人曾经这么分析：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
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
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像，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另外一个明显受父亲经历影响的，是贯穿在他多部作品中的反战思想。
在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里，借着主人公之口，村上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想法：
“是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经过一番激战后，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市内，并在那里杀了很多人。在被杀的人群中，有的是和战争相关的，也有激战结束后杀的。当时，日本军因没有余力来管理战俘，于是便杀死了大量的投降士兵和普通百姓。尽管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的问题，历史学家之间还存在着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数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的市民们，也都被无辜地杀害了。有人说死难者人数是四十万，也有说是十万的，可是这四十万和十万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村上还曾在书中把许多日本人喜爱的昭和年代称做“那个黑暗的年代”。
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村上都身体力行地宣传着反战思想。
今年巴黎举办的一个读者交流会上，村上就说：
“传达正确的战争历史是我们这一代应该做的事。有一些势力试图把只对本国有利的事情告诉年轻一代，我们必须对抗这些势力。”
巴黎读者见面会现场
对于这股“要对抗的势力”，村上的观点总是很直接、明确，从不暧昧。
譬如，在他数年前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就曾经这样描述一些日本人眼中的侵华战争：
“战争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做错。
没有人为1945年结束的战争负起真正的责任，也没有人为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真正担负责任。
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民似乎不认为他们同时还是攻击发起者，这一倾向变得愈发明显。”
这样的立场在右翼势力强大的日本很容易受到攻击。
不少人骂他是“反日”，还集体抵制他的作品。
但他毫不理会。
父亲去世隔年，村上在耶路撒冷做了那个著名的《高墙与鸡蛋》的演讲。
演讲中的提到父亲的部分放到今天，突然有了更深厚的阅读背景。
那段演讲是这样说的：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
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
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
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这当中提到的”死亡“想必也包括那名临死不惧的中国战俘，以及村上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死去的同伴。
然而，这些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痛苦的记忆，却在儿子身上逐渐化为了某种坚定的东西。
也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那句敲打了无数心房的名言：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猫を棄てる—父親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文芸春秋」６月号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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