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大拙(本名:铃木贞太郎，英文:Daisetz Teitaro Suzuki，1870年11月11日(明治3年)10月18日-1966年(昭和41年)7月12日)。

日本佛教学者、居士禅者。文学博士。用英语撰写关于禅的著作，将日本的禅文化传播到海外。100多本书中有23本书是用英文写的。梅原猛称其为“近代日本最伟大的佛教学者”。1949年获文化勋章，日本学士院会员。他生前曾被提名为196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名“大拙”是居士号。与同乡西田几多郎、藤冈作太郎是石川县立专门学校以来的好友，铃木、西田、藤冈三人被称为“加贺的三太郎”。另外，金泽时代的老朋友安宅产业的安宅弥吉约定“你要做学问，我要赚钱养活你”，在经济上支援了大拙。

一、生涯简历

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町，是旧金泽藩藩医的四子。

从第四高级中学退学后，虽然做过英语教师，但再次立志做学问，来到东京。曾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后进入帝国大学选科学习，在校期间曾在镰仓圆觉寺的今北洪川、释宗演参禅。

这一时期，他与经常拜访释宗演，研究禅的神智学徒贝娅特丽丝·兰(Beatrice Lane)相遇(后来结婚)。在贝亚特丽丝的影响下，她在印度钦奈的神智学协会支部成为神智学生。又受释宗演“大拙”居士号。“大拙”取自“大巧似拙”，《老子道德经》和《碧岩录》是其典据。

1897年，他受到释宗演的邀请，前往美国，在东洋学者保罗·克勒斯经营的开放科特出版社出版有关东洋学的书籍。英译《大乘起信论》(1900年)和《大乘佛教概论》(英文)等关于禅的著作都是用英语写的，禅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在海外广为传播。

1909年回国，住在圆觉寺正传庵，在学习院任职。教英语，一生交流过的学生有柳宗悦、松方三郎等。

1911年与碧翠丝结婚。

1921年就任大谷大学教授，迁居京都，同年在该大学内成立了东方佛教徒协会，并创办了英文杂志《东方佛教徒》(Eastern Buddhist)。1939年，夫人贝娅特丽丝·莱恩去世。先于大拙27年。

晚年居住在镰仓，与北镰仓的东庆寺住持井上禅定一起，在1941年自己创立的“松冈文库”(与东庆寺相邻)进行研究生活。

1949年，参加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华民国的胡适就禅研究法进行讨论。同年成为日本学士院会员，获得文化勋章。

1950年至1958年，他在美国各地讲授佛教思想。1952年到1957年，他作为客座教授滞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佛教特别是禅思想，并以纽约为据点，成为在美国上流社会传播禅思想的主要人物。曾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地授课。

铃木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也是好友，曾出席荣格等人主办的瑞士“埃拉诺斯会议”。此外，他还将埃曼努尔·斯维登堡等欧洲的神秘思想介绍到日本。与海德格尔也有过私人交往。直到1959年，他还在欧美各国的大学讲授佛教思想和日本文化。

1960年从大谷大学退任为名誉教授。进入90多岁后，他仍继续着研究生活。

1966年，因绞窄性肠梗阻在东京筑地圣路加医院去世，卒年95岁。

1.真正的自由是般若的结果。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发现无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总是很自由的，因为他追求属于自己的活动方式。禅是自由（“自我依靠”）和自在（“自我存在”）的宗教。2.正如。

他去世后，设立了铃木学术财团(松冈文库)。

金泽市野田山墓地的铃木家墓地和北镰仓东庆寺的同一院内，还有岩波书店第一任店主岩波茂雄、西田多郎、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人的墓。每年的忌日7月12日，都会举行大拙忌法事。

铃木大拙-碧翠丝夫妇之墓(金泽市野田山墓地)

二、从出生到赴美

1870年·明治3(0岁)-897年·明治30(27岁)

1、大拙出生的环境

1868年，明治时代开始了。属于日本武士特权阶级的一个党派掌握了权力，开始了改革国家的革命事业。

这些武士革命家放弃了传统的应对策略，试图克服1853年由佩里提督引发的政治危机。他们清算了德川体制，废除了自己所属阶级的特权，无情地牺牲了日本的传统要素。

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挑战，他们力图消除日本的旧有结构，以自己敌对的西方各国的文明为基础，形成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在他们的积极指导下，从1868年到世纪之交，日本从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

明治维新没过多久，1870年(明治3年)12月18日，铃木贞太郎出生了。地点是加贺(现在的石川县金泽市)的本多町三丁目八番地。一个姐姐名柳，是四个男孩的最小的一个。

贞太郎出生时，身为医生的父亲了准(或良准，或柔，1822-1876)和母增(1830-1890)把四个儿子的名字从上到下依次改为元太郎、亨太郎、利太郎、贞太郎。四个儿子的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是“元亨利贞”。这是对儒教和道教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重要的古典著作《易经》中的一句话。据说这象征着四季的“夏春秋冬”或中国“四德”的“仁义礼知”，从这个改名中可以看出父母的决心，生孩子到此为止。

在大拙自己的口述自传《也风流庵自传》中，可以看到大拙出生地的故事。在现代，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可以用“GDP”(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表示。当时是以大米产量为基础的“石”为单位来计算的。加贺藩被称为“百万石”的藩。

这种力量，对于日本国的统治者德川幕府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加贺的历代藩主，为了对德川幕府施行“韬晦”方策。据说，由于致力于“文化事业”，金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开放的地方”。在佛教方面，曹洞宗和净土真宗占优势，整个地区都有浓厚的宗教氛围。

在秋月龙(1921-1999)记录的对话中，有大拙关于父亲了准的记忆。据大拙说，父亲的职业医术，被认为是助人的“仁术”，金钱不是问题。

了准按照德川幕府下的制度，是加贺金泽本多家的医生，也被允许作为町医行医。

据说，到了年末，镇上的人会带来相应的谢礼，没有的人则会带来农耕或捕鱼得来的食物，作为治疗之礼。大拙还回想起母亲增把谢礼的包装纸整齐地擀开保存起来的样子。

秋月说，珍惜事物的回忆对大拙也产生了影响。的确，大拙直到晚年都认真地拆开信封和反故纸，作为稿纸使用。

实际上，在大拙最晚翻译的《Hekigan-Roku》(《碧岩录》，2012年出版)中，飞机公司的记事本和收到的信的背面纸等被用作原稿纸。

2、父亲的影响

秋月说，了准是金泽的一流知识分子。在京都的向荷兰医生学习，他不仅钻研学问，还对儒教的经典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书架上，摆放着自己抄写的传统中医书籍和当时最先进的荷兰医学书籍。

其中还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等反映当时政治、思想风潮的翻译书，体现了了然准对现代社会的关心。

后来，大拙在北镰仓设立了松冈文库，至今仍收藏着了准亲笔写的汉诗集。

大拙自己也在题为《明治的精神与自由》(《东洋与西洋》)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我家世代都是医生，比起顽固的武士气质，更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级别。于是，自己的父亲也早早地来到京都、长崎，观摩学习新兴的荷兰医术。记得自己还在母亲怀里的时候，父亲在早饭前，把自己写的《卫生训》和《修身训》放在还没打开的饭盘上念给三个哥哥听。那时的记忆至今还残留着。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和哥哥们一起学习这本书。这两本书的内容在当时都是相当近代的。父亲对儒教很熟悉，甚至把佛龛内的牌位换成了儒教式的。我记得“修身训”并不是儒教的一贯主张。家里有福泽谕吉的著作，还有密尔的《自由的道理》。为了获取新知识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事，由此被窥视了出来。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没有直接接受父亲的教诲。即便如此，也可以说是父亲死后留下的对新时代的准备。”

《卫生十二字歌》整体上以绪方惟准(1843-1909)的《卫生新论》为基础，可以看出“谷物食以燃素，温暖吾身”等。更有趣的是，《修身十二字歌》广泛探讨了在新社会中如何培养有道德的人这一问题。

进入明治时代，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自由”等概念，由此产生的无数社会变化成为这本书的背景。

对了准来说，“道德”是什么，从这本书中可以推测出来。《修身十二字歌》以一句“好美恶真心哈，天之赐小春所尼泰”开头，根据松之冈文库的说明，整体上是基于阿部泰藏(1849-1924)在1874年(明治7年)翻译的《修身论》。美国哲学家、浸信会派牧师弗朗西斯·韦兰，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 Francis Wayland，1796-1865)的《道德科学要素(Elements of Moral Science)》(1835)是受文部省的委托翻译的，在当时的日本被广泛用作教科书。

此外，了准还为自己的孩子们写了《西洋三字经》。剪刀手

这本书模仿大桥若水《本朝三字经》的风格，仅用528个字，就把西方历史的全貌概括得简明扼要，第一句话就是“昔西方有洪水”。这是旧约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大桥的《本朝三字经》更是模仿了中国宋代的《三字经》)。汉文古典和西洋文明表里一体的大拙的思考方式和表现方式，在父亲的熏陶下，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根据秋月所记的大拙自己的回忆，大拙以著述为业，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大拙只有六岁的时候，父亲了准就去世了。1876年(明治9年)11月16日，享年54岁。年幼的大拙，那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死亡。因为葬礼是在11月举行的，所以在离金泽不远的野田山摆了很多菊花，还有不知为什么，还记得在棺材里投下了土块。

因为了准的死，大拙家的未来变得格外暗淡。据胜尾金弥虚构的传记记载，了准突然病倒，几天之内就去世了。其病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暗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霍乱的可能性。姑且不论病名，父亲的病死和一家的穷困，与时代背景无关。

1876年(明治9年)8月，根据法律令支付大米的工资变成了现金，关于地税等的各种法律也被改写，武士阶级的人们的立场变得岌岌可危。再加上1877年(明治10年)明治政府与旧萨摩藩士族之间的西南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使得铃木家更加陷入贫困，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将房屋的一半租给别人。

大拙的姐姐柳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谓“时髦少女”，父亲去世时已经嫁给了小岛家。大哥元太郎在二十岁之前就和15岁或16岁的女性结婚了。父亲了准生前，元太郎为了继承了他的遗志，本来是学医学的，但在父亲去世后，因为大拙不明白的原因，开始上普通的学校，最后成了小学教员。次子亨太郎抱着成为司法法官的希望，以“书生”的身份住在别人家里学习法学。比大拙稍微年长的三男利太郎，在1877年(明治10年)，11岁时去世。

3、信佛母亲的启蒙

正如大拙所说，两年内相继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无疑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而且，大的两个孩子也已经离家出走，一家陷入了非常不幸的状况。

母亲增的内心充满了宗教色彩，增每天早上都去参拜佛龛。铃木家是临济宗寺院的施主，曹洞宗的比丘尼经常来诵经。

“做事很麻利，一刻不停；做事很整洁，一点也不邋遢。”据说大拙一直到晚年都对卡托利克的修女怀有尊敬之情，正是因为他对比丘尼的这种形象记忆犹新。

母增及其宗教心增对宗教的感情越来越强烈，在大拙七、九岁的时候，入了净土真宗的分支“秘事法门”。秘事法门从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开始在北陆拥有不少信徒，当时也在加贺流行。增让大拙也接受了这种“洗礼”。那个仪式，恐怕是待在自己家里，和宗门的朋友一起进行的吧。

据大拙的记忆，他跪着坐下，说:“有个像我的前辈那样的男人，不停地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省略]……他拿着我的上半身前后摇晃。三十分钟一小时，如果能记住时间就好了，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运动。这时，心理上就会发生变化。”

大拙最终没有发生期待中的“变化”，只是“有点吃惊的感觉”。大拙将这种方法扩展到一般的“宗教心理”，认为“在心理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就会有“强烈的刺激”。“意识(意识)在那里动”，“在那个刹那有‘悟’”这样的解释，是临济宗的师家。

或许有秋月整理的偏好，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但可以看出，大拙的宗教理解是以从意识的高度凝住到瞬间激发的“始觉”式的，也就是观话禅式的开悟体验为起点的。

不过，大拙对于将这种禅的体验“机械性”地描述出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大拙意识到原田祖岳(1871-1961)的“弟子师家们”，也就是安谷白云(1885-1973)等人。大拙与安谷多年深交，但对其指导方法并不赞同，尤其对安谷的“乳母式”方法不满意。

1963年(昭和38年)7月31日，在给兰斯福德(Lunsford P. Yandell)的信中说：安谷对修行者的指导方法搞错了方向”。那个学生因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就像被唱着摇篮曲的乳母说“好孩子，好孩子”一样，只是心情变好了而已。

安谷通过成立三宝教团，在世界上推广居士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说是释宗演的后继者，但与大拙虽然有交情，但他的指导方法却不被认可。这个问题困扰晚年的大拙。

4、少年时代的学校生活

1875年(明治8年)，本多町设立了第一所小学，大拙在那里入学。

每半年有一次升入高年级的考试，第一次考试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以优异的成绩晋级，获得了5本西洋教科书的日语译本《小学读本》。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只是单纯地翻译了西洋的教科书，其中还包含了“神是天地的主宰，万物的创造者”这样的语句。但是，1882年(明治15年)4月，在11岁的时候，不知为何小学还没毕业，增就把大拙送到了由了准的朋友数田顺经营的私塾。在那里，学生们学习儒教的四书五经等汉文。结果，大拙在初期接受了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式教育”。汉文古典与西洋文明的混合、并存，不仅在家庭内部，在广泛的时代氛围中也是如此。

1882年(明治15年)，大拙进入石川县立专门学校，在那里遇到了后来成为他一生挚友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伦理学教授山本良吉(1971-1942)、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家藤冈作太郎(1870-1910)等人。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思想家和官僚。大拙和朋友们一起帮忙编辑了几个月的月刊杂志，这对他来说，是作为作家、编辑的第一次认真尝试。

1887年(明治20年)，16岁的时候，大拙读完了四年的小学中文系，拿到了人生中唯一的正式毕业证书。(虽然在晚年，获得大谷大学从博士学位，1959年获得夏威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毕业证书上除了校长和其他教师的签名之外，还有学习院第14任校长、数学教师北条时敬(1858-1929)的签名。

大拙和西田在北条的授课下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们对禅学产生兴趣，也是北条的一席话为契机。北条后来曾对大拙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今北洪川(1816-1892)，是一位真正的居士。大拙从同学们那里听到的北条的故事刺激了他，为了询问修行的事情，他还去了禅寺。但是，那以莫名其妙的失败告终。

在石川县立专门学校度过的时间，很悠闲。但是，1885年(明治18年)，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国实行标准化的同时，也引入了严格的纪律。在此之前，教师采取的是宽松的教学方式，甚至可以看到坐在桌子上讲课的情景。

在把握铃木大拙的禅学时,也要有所保留。毕竟,西方对于铃木大拙禅学的推崇,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面临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时,希望能够从东方的文化哲学中寻找到一剂良药,而精通英文以及西学的铃木大拙恰好满足了西方的需要。因此,东方禅学的效果。

另外，在学生时期，没有上下之分，大拙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但是，当时开始蔓延到日本生活各个方面的军国主义，在学校制度上表现得最为显著。鹿儿岛县出身的县会议长柏田盛文(1851-1910)掌管了大拙就读的学校的运营。柏田把旧萨摩藩系统的、原本是警察的人们作为舍监、监督职员。

文部省原本是在1871年(明治4年)根据以法国为基础的经营模式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内容创立的，大拙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家庭式的教育。

但是，1885年(明治18年)，学校发生的变化，强迫学生之间实行等级制度和效忠天皇。这样的潮流在1890年(明治23年)颁布的《教育相关敕语》中得到了巩固。

秋月引用了西田的文章：“整个环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温馨”，突然变成了“规则全武断的学校”。西田和他的朋友们都热衷于文艺，有着非常进步的思想，这一点对这位新统治者来说完全是欢迎的。不仅如此，西田和他的朋友们也觉得新老师的学问不足，渐渐对这种状况产生了不满。特别是山本喜欢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已经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学校了。

大拙自己在1888年(明治21年)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学后不久就从高等中学退学了，后来山本因为反对学校而退学，不久西田也跟着退学了。西田说，其他同学都猜测西田等人是“被学校开除”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西田和他的朋友们想要在人生中开辟一条新的、没有制约的道路。大拙在公共场合都很低调，虽然对学校的新氛围感到不自在，但他也不特别愿意与之斗争。

但是，1889年(明治22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时，他和西田、山本以及其他朋友一起挂上了写有“顶天立地自由人”的牌子，并拍了纪念照。仿佛在告诉他们昂扬的自由讴歌和反骨精神的由来。

大拙上了相当于今天的高等学校的学校(第四高级中学)，结果是:

1888年(明治21年)，从4月到7月，仅仅3个月的时间，大拙与秋月说，通过青年时代的读书，受到很多著名作家的影响。这样的作家有孔子、老子、庄子、斯宾诺莎(1632-1677)、斯宾塞(1820-1903)、卢梭(1712-1778)、达尔文(1809-1882)，爱默生(1803-1882)、贺长雄(1860-1921)、西周(1829-1897)、福泽谕吉(1835-1901)、三宅雪岭(1860-1945)、德富苏峰(1863 -1957)等。秋月认为，这是了解大拙接受了怎样的教育的一个很好的线索，这里特别想关注的是德富苏峰和三宅雪岭。

后来，大拙在德富和三宅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与德富进行了私人交往。德富在大拙的人生中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就职

住在蛸岛的时候，大拙与著名的唯识学者净土真宗的僧人侣英严友有过交流。

年轻的时候，大拙曾写过一些关于顿悟的心理学的文章，大拙的思想不仅受到唯识论的影响，秋月评价说，他想用自己的手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心理学。

在饭田町小学工作期间，大拙与哥哥，1989年(明治22年)11月搬到了位于章鱼岛的畠山雄之助家，同年12月，又搬到了位于饭田町的富田久太郎家。之后，在1890年(明治23年)1月获得了能美郡美川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职位，这次的月薪是8日元，工作了一年。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后的1890年(明治23年)4月8日，大拙的母亲增去世了。时年59岁。大拙虽然不在增的临终现场，但在后来的追悼西田的文章中，回想起为了最后见到母亲而打开棺盖时的情景。

“当时是怎么做的，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当时的感情至今还残留着。母亲的尸首虽然收在这里，但母亲并没有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自己看到母亲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直觉。而且那种直觉看起来相当强烈，至今还历历在目。”

1890年(明治23年)母增去世后不久，5月大拙停留在净土真宗的德证寺。但是，一年的劳动合同一结束，大拙马上从金泽出发了。21岁，大拙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旅程开始了。当时还是独身的大哥亨太郎邀请大拙到外国人的主要交易据点，港口城市神户居住。亨太郎提议，如果大拙想搬到东京继续做学问的话，在神户的几个月里，只要帮他准备饭菜和管理账簿，就可以资助他的学费。

在哥哥的支持下从神户来到东京的大拙，在1891年(明治24年)5月上旬，住进了位于本乡驹込西片町10号的名为久征馆的宿舍。久征馆(位于今天的东京大学校园附近)是原加贺大名前田侯爵为旧加贺藩的子弟建造的。

在这里，大拙遇到了一生的朋友安宅弥吉(1873-1949)。安宅是后来掌管安宅产业这一巨大综合商社的人物。该公司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1975年石油危机引起的财政困难，被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吸收合并。

安宅产业在鼎盛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繁荣的公司之一，最高创下了2.6万亿日元的利润记录。安宅在1936年担任了南满洲铁路的监事，在活跃于实业方面的同时，对禅学也有着强烈而持续的兴趣。安宅的友情和经济上的支持，对大拙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拙和安宅都在石川县立专门学校上学，安宅比大拙小3-4岁，在班级里，第一次成为朋友是在进入久征馆之后。

秋月听大拙说，这两个年轻人住在宿舍时有过以下对话。

安宅：“我将来会成为有钱人。钱屋五兵卫(1774-1852)是加贺的金石出身。我也要像五兵卫那样做外贸，赚到钱来增加日本的财富。”

大拙：“我怎么也做不到那样的事，所以要做大学问，成为学者。”

安宅：“是吗，做学问需要钱吧。因为学者都很穷。“

安宅：“那个时候我来出钱吧。“

铃木：“那太好了，拜托你了。我们一起做大做强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FlUAeRHP1_xn779toJIbA 提取码：hqvm 书名：铃木大拙说禅 作者：[日] 铃木大拙 译者：张石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4 页数：340 内容简介：铃木。

安宅的慈善事业范围很广，就像为了事业的繁荣而向年轻人投资一样，为了给日本带来价值而进行大拙投资。

安宅遵守了年轻时与大拙的约定，为大拙的著作提供出版资金和京都的住所，现在成为大拙智慧遗产的松冈文库，在北镰仓的东庆寺(到明治时期为止是圆觉寺的尼寺)内准备了建设资金，支撑了大拙许多重要的事业。

6、今北洪川和释宗演在镰仓圆觉寺参禅

在东京，大拙首先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1981年(明治24年)6月1日开始在这里学习，向坪内逍遥学习英语，但没能长久。从入学后不久的6月27日到7月5日，大拙住在离宿舍50公里左右的北镰仓的圆觉寺。9月回到东京，大概很快就办完了退学手续，11月再次回到圆觉寺，在那里待到第二年的2月。在东京的时候，他曾在谷中的“全生庵”师从荻野独园(1819-1895)，但对大拙来说，真正的参禅场所还是圆觉寺。

今北洪川(1816-1892)

大拙在圆觉寺逗留的时候，那位住持对大拙有很深的影响。他就是著名的禅僧今北洪川(1816-1892)。大拙当初的同乡的朋友，后来担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长的早川千吉郎(1863-1922)的介绍使大拙出入于圆觉寺，金泽时代的恩师北条时敬也是洪川的居士，此外，由于金泽时代的人际关系，大拙与圆觉寺有很多联系。

但是，1892年，在大拙入门仅过了几个月的时候，1月16日，洪川突然去世。大拙正好在场。4月11日，其弟子释宗演(1860-1919)就任新管长。大拙往返于东京和北镰仓之间，在宗演的指导下继续参禅修行。

释宗演(1860-1919)

宗演不仅继承了洪川的遗志，还用自己的双手大大改变了日本和世界宗教的存在方式，为普通人享受禅的教诲开辟了道路。

宗演在34岁的年纪就担负起了圆觉寺的运营工作，在完成传统的临济禅修行之后，在庆应义塾学习了3年，在锡兰卡学习了巴利语和上座部佛教等，作为禅僧接受了罕见的教育。

实际上，洪川也致力于居士禅的指导，并将与社会隔绝的禅院向人们开放，为禅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在日本和北亚美利加的一般社会传播的禅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中有几人也有洪川的渊源。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洪川的这种一面也无法摆脱，但题目是《今北洪川》，1962年(昭和37年)，大拙将洪川和宗演描绘成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个是枯寂的传统禅僧，一个是富有进取气象的近代禅僧。这也被认为是后来大拙自身思想结构的投影。在《今北洪川》中，将两者的相关记载逐一列举出来。上面一段是洪川，下面一段是宗演。

现在回想起来。在虎头岩(隐寮位于妙香池畔，虎头岩上，用老树掩面)，白衣老僧坐在长方形的白木桌前，夏日清晨，从土锅里舀起一碗粥喝着。我当时对禅僧的印象是这样的深深地潜入心中，现在无法忘记。(注，西田几多郎君也在昭和二十年六月七日去世了)。

宗演师的生活，总是被传统所束缚。禅修结束后，进入庆应义塾，之后前往锡兰，实地学习南方佛教。回国后，他再也不能埋头在禅堂里接云水了。在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之后，隐退到东庆寺，在各方的立场化上，日子过得还不够。入师门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中，其实以千数。老师还被派往中国和欧美。外国弟子也来了。像这样被广泛地印上行化痕迹的人，无论是近代的禅僧还是佛教徒，都属于稀有。

这一时期，具体来说就是1892(明治25年)年11月，在西田的建议下，大拙作为“选科生”(旁听生)进入了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系。但是，根据西田的《东京文科大学选科》的文章，在图书馆也不允许进入阅览室，而是利用走廊的桌子。

选科的学生受到了非常大的差别待遇，真是悲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不知道是参禅的热情。总之，大拙不太热衷于上大学，一心一意地在圆觉寺参禅。后来，西田在为日译本《禅与日本文化》(岩波新书，1940年)所写的序文中，对当时的大拙作了如下描述。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拙一个人去了圆觉寺的僧堂。那时尚洪川老师还在，但很快就圆寂了，所以你就接受了宗演和尚的钳锤。虽然也来过一段时间大学，但完全像云水一样苦修。

7、宗演和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AAtNCtauHLLDFECFSnE-A 提取码：qhvu 书名：铃木大拙说禅系列:不惧+不惑(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铃木大拙说禅系列》，是铃木大拙的代表作之一。《铃木大拙说禅系列》从茶道、剑道。

1893年9月11日至27日，作为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万国宗教议会”)召开，释宗演受邀。宗演与其他3名日本僧人和2名普通人一起跨越太平洋，分别进行了有关日本临济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天台宗的演讲。

宗演的演讲稿是大拙7月在圆觉寺过暑假时翻译成英文的，这篇演讲稿被议会的运营者之一保罗·凯勒斯看中。回到日本后，宗演于12月16日将大拙翻译成英文的信寄给了凯勒斯，在信中他阐明了自己对宗教的态度。可以说，这一立场凝聚在下一段中。

“首先自我介绍，介绍我是佛教徒。但是，我与保守的宗教家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意图反而是在宗教的世界中产生重建的潮流。也就是说，我认为应该将形式上的、堕落的佛教，更新为真正的、灵性的佛教。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基督教被改编的话，它将成为古老的佛教，如果佛教被改编的话，它将成为未来科学的宗教。这样的科学宗教，虽然在真实中才刚刚开始萌动，但今后的核心力量，会尽可能地成长起来。”

由此可见，宗演试图提出在日本和西方尚未普遍存在的新的独特的佛教观。“革新”佛教的尝试，并非现实的东西，还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大拙后来不拘泥于传统的界限，提出独特的佛教的根源，也可以说是宗演的这种立场。宗演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佛教与数百年来日本佛教组织所采取的枯燥、仪式性、闭塞性的态度毫无关系，有意大幅破坏现状。

8、日本佛教作为国际“市场战略”参加世博会

万国宗教议会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朱迪斯·斯诺德格拉斯，还有詹姆斯·科特勒等学者指出，以万国宗教议会为亮点之一举办的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就像今天的世博会一样，不仅是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是各国发挥其技术力和经济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地位，在贸易、外交方面取得有利状况的战场。

亚洲各贸易港口强制开放后西方向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负责改善的是当时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陆奥亲自担任博览会的核心人物，凤凰殿，在所有的活动中对日本代表团的发表负绝对的责任，这并非偶然。斯诺德格拉斯认为：“日本政府参加世界博览会，增加贸易、开发新市场、带来经济上的优惠、并充分意识到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参与获得西方对日本有利的意见的机会。”

当时，由于不平等的贸易条约，日本持续出现大规模的赤字，例如1887年(明治20年)，美国宪法禁止日本人在夏威夷建立事业，日本受到了种族歧视的待遇。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展现日本是一个拥有丰富优秀文化的强大国家，具有极其重要且迫切的现实意义，宗演等人的访美也是其中的一环。

但是，美国的主办者对来自外国的参赛者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而自己却无视这些规则，采取了(虽然是社交活动)傲慢的态度。日本很难在博览会上展示自己的国家。由于日本宗教代表团对美国主办者的本意抱有怀疑，为了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慎重的态度参加了博览会。

当时，日本代表团全体成员都是在“新佛教”的名义下，参与复兴佛教活动的人士。因此，在该代表团的发表内容中，排除了对佛教的传统、保守因素，向西方提出的佛教，完全是基于万国宗教议会之前巩固的修辞上的范式。

正如斯诺德格拉斯所阐明的那样，对代表团的发表产生巨大影响的有日莲、道元、亲鸾、白隐等，与其说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人物，不如说肩负着佛教近代化重任的井上圆了和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

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1832-1907)。

奥尔科特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了统一佛教各宗派的大规模尝试的人物。他们从以前没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宗派的教义中提取出共通性，展示出简化的单一的佛教教义，从而呈现出具有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大乘佛教”。在指责基督教迷信、保守的一面的同时，将佛教视为与基督教知识对立的东西。

通过这个，给日本带来文化上的自豪感，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尊敬。

但是，根据斯诺德格拉斯，日本代表团的发表大体上是失败的。虽然表面上表现出兴趣，但并没有得到拥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和面对东方的难以摆脱的优越感的听众的全面共鸣。

保罗·凯勒斯(1852-1919)

唯一对日本代表团，特别是释宗演的主张表现出强烈兴趣的是保罗·凯勒斯。斯诺德格拉斯认为，日本代表团的发表吸引了凯勒斯作为证明基督教“一元论”正确性的知识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后，大拙将“新佛教”，他称之为“大乘佛教”，换成了“禅”这个名字。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以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为中心的知识阶级之间掀起了狂热的热潮。可以说，日本代表团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当时应该完成的任务。

斯诺德格拉斯说，后来大拙提出的“禅”和日本派遣团向万国宗教议会提出的“新佛教”或“大乘佛教”非常相似。日本代表团分发的《Outlines of the Mahāyāna as Taught by Buddha》(《大乘佛教大意》)一书指出了这本小册子的存在。

代表团制作了这本书，以使其他信徒改信新佛教为目的的特别活动，另外，“Impart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receive christians truth the light of buddhism”(明确记载了“将佛教的光芒传授给有意接受真实的基督教者”的目的。)

1907年出版的《Outlines of Mahayāna Buddhism》(《大乘佛教概论》)可以说是大拙的处女作，由当时的净土宗本校首任校长黑田真洞)所著的《大乘佛教大意》英译，在内容、结构、文体乃至布局上，都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两本书非常相似，所以说大拙的《大乘佛教概论》是在黑田的《大乘佛教大意》的基础上稍加改动的“修订增补版”也不为过。很难想象大拙没有看过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分发的黑田的书。即使没有直接读过，大拙关于佛教的表述也明显受到了黑田时代的知识范式的决定性影响。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这大概包含了明治时代的新佛教即“大乘佛教”的范式。

黑田在书中和后来的大拙一样，主张各宗教的统合。说到底，这只是在“日本大乘佛教”的语境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黑田虽然带有暗示，但也没有遮掩，他把“日本的大乘佛教”作为唯一的新的世界共通宗教来推荐。

虽然大拙的论述方式更为微妙，但根据斯诺德格拉斯的说法，大拙所推崇的也是和黑田相同的观点。这种关系，斯诺德格拉斯在《Presenting Buddhism To The West》(2003)中，将大拙描述为井上园了、释宗演、黑田等人的“新佛教普及者”的继承人，提倡应该优先于基督教的新普世宗教是明治新佛教的人。

黑田本身是净土真宗的教育最高负责人。根据斯蒂芬·普罗瑟罗(Stephen Prothero)的说法，净土真宗在所有宗派中对奥尔科特的宗派统一活动抵抗最强烈。普罗瑟罗在“The militantly nationalistic and decidedly non-irenic Jodo Shinshu”(“军国主义的、坚决非融和的净土真宗”中说:

……all but the Jodo Shinshu sect，the most stridently sectarian of Japan’s major Buddhist groups，had sanctioned his Buddhist Platform.(130)(“……(前略)……在日本的主要佛教宗派中，除了最拘泥于宗派的净土真宗以外，其余的都承认了(奥尔科特)的佛教教义纲要。”)

考虑到这样的经过，在这本超越宗派的册子中，净土真宗的黑田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点很有意思。想象一下，这次主动站在这项工作的最前面，可以挽回落后的局面，甚至，表面上把净土真宗与其他宗派相提并论，实际上却暗地里把自宗推到上位的意图。

9、铃木贞太郎改名为“铃木大拙”

在东京帝国大学和圆觉寺就读期间，大拙在东京的宿舍或北镰仓圆觉寺内的正传庵。现在，建在圆觉寺内的正传庵是重建后的，至今仍以同样的名字称呼，伫立在禅堂前的妙香池前。小屋后面面对着几块空着洞穴的岩石，这些岩石从西北方向将寺庙的大部分用地围成了凹型。大拙在正传庵度过了许多岁月，一生中也多次回到正传庵。

1894年(明治27年)12月，第一次将大拙写成“大拙”。在宗演的遗文中可以看到“吾参学居士铃木大拙氏”。“大拙”是“大而朴实”的意思，词源自《老子》中的“大巧若拙”，但附近是洪川的老师“鬼大拙”相国寺大拙承演的道号。宗演在授予这位居士号时，大书“大拙”二字，旁边还写了下面的句子，署名“入竺宗演”。句子取自《槐安国语》卷二。

“大抵还他肌骨好，不涂红粉也风流。”

只要回归到原始的肌肤就可以了，即使不施粉黛也依然风流，所以这是对“大拙”一词的最佳诠释。大拙根据这句话，后来使用了“也风流庵”的室号。

10、赴美的希望

1895年(明治28年)5月，大拙停止上大学，在国内徘徊。进入了从事各种活动的不稳定时期。8月在圆觉寺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坐禅后，9月搬到横滨，住在真言宗的三会寺，在附近上巴利语课。大拙也有回归佛教源流印度的志向，这也是明治新佛教的普遍志向。

12月，大拙拜访了在神户的哥哥亨太郎，然后去京都见了山本良吉等人。回到圆觉寺后(其间也在三会寺逗留)，宗演为大拙在12月17日给保罗·凯勒斯写了一封信，让大拙翻译。

“Now I have something to ask your kind consent relating to the person of Suzuki Teitaro whom you know as the translator of your &34; as you are already informed，he is an earnest stud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and his ambition is to work for truth and humanity，not being anxious about worldly interests. He tells me that He has been greatly inspired by your sound faith which is perceptible in your various works，that he earnestly desires to go abroad and to study under your personal guidance. If you will be kind enough to sypathise with his ambitious intentions and to consent to take him under your patronage，he will willingly obey to do everything you may order him，as far as he can. I deal with him here as my ordained disciple. Though poor，he will be able to afford the expense of the journey. he is of good character and diligent in study. I am sure he can do his best under you. "

书信的翻译如下：

“今天有您的著作《佛陀福音(The Gospel of Buddha)》的译者大拙贞太郎请您帮助。正如我已经通知的那样，他是一名热心学习哲学和宗教的学生，不为俗世的利益所迷惑，渴望为真理和人类而工作。他从您的各种著作中感受到的美好信念受到了很大的激励，他说一定要去国外在您手下学习。如果您能理解他的远大愿望，将他置于您的支持之下的话，如果他能去贵处的话，他愿意完全听从您的指示。在这里我已接受他为佛教的正式弟子。他虽然很穷，但是可以提供旅费吧。他是一个性格善良，学习认真的人，我相信他在您的手下会做得很出色。”

斯诺德格拉斯将沙夫(Sharf)和费尔赫芬(Verhoeven)现存的信件内容和后来大拙的回忆的差异解释为“to bolster their argument that Suzuki went to Carus to study his philosophy and to emphasize Carus’s impact on his work”(“大拙是为了凯勒斯支持自己去学习哲学的主张，强调凯勒斯著作对大拙的影响”而使用。)

与此相对，斯诺德格拉斯认为，大拙认为自己是卡鲁斯学徒，为了推广明治时代的“新佛教”(最初为“东洋佛教”，之后改编为“禅”)，掌握工作的诀窍，即学习扩展知识的技术”)。

但是，在大拙晚年的谈话中，回想起当时关于人生目标和职业的迷茫，美国之旅也许有单纯的意义。也就是说，大拙只是没有可以养活家人，对自己的将来和社会状况抱有不安，想要到广阔的世界去寻求新的出路，这大概也是明治时期大多数青年共同的青云之志吧。

不管怎样，凯勒斯应该是在寻找助手，在宗演的帮助下，似乎强烈暗示着大拙本人希望得到凯勒斯的支援。看来卡鲁斯本人并不主动。

11、《新宗教论》

那么，在上面的宗演的信中可以看到凯勒斯的著作《佛陀福音(The Gospel of The Buddha)》

日文翻译，即1894年(明治27)出版的《佛陀福音》，是大拙最初的单刊书籍20。接着，大拙的第一本自著是1896年(明治29年)出版的《新宗教论》。

1997年布莱恩·维多利亚(Brian Victoria)的《禅战(Zen at War)》(Aimee Tsujimoto艾美·兹兹莫特译:《禅战：禅佛教协助了战争吗》，2001年，光人社)出版，在佐藤平、常盘义伸等日本学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维多利亚在其著作中，将大拙描写为一个将其他文化视为劣等的人，并将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正当化，具有极其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想法的人。这与过去数十年来所描绘的稳重而又可悲的“世界的人”大拙的形象是正面对立的。

2001年日语翻译出来后，维多利亚的这本著作广为人知。

但是，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对大拙进行了这样的批判，获得成功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改变围绕大拙的气氛。

其他的著作，有1993年罗伯特·舍夫的论文《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禅与日本军国主义)》和1993年巴纳德·福尔(Bernard Faure)的著作《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禅的见解和疏忽)》。

笼统地说，维多利亚从民族主义的侧面攻击了大拙。

相反，沙夫从日本为了推行优越性理论而恶意利用佛教思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福尔则认为大拙没有一贯性的矛盾哲学的创造和捏造，否定了大拙思想的价值。

大拙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1938年的《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禅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1944年的《日本的灵性》(1944)，1959年的《Zen and Japanese Culture》(禅与日本文化)、以及1896年的大拙的第一本著作《新宗教论》。

《新宗教论》中有如下内容。

故有暴国，来妨碍吾商业，蹂躏吾权利，乃直接使人类全体的进步流产，我国能以宗教之名服从之。是而不得已而动干戈。不是敢屠戮敌人，不是敢掠夺城池，也不是敢掠夺财宝，只是为了正义惩处代表不正义的国家。我也没有什么可求的。是之曰宗教行为。

根据包括这一节在内的《新宗教论》的记述，维多利亚将大拙的基本立场总结如下。

(1)Japan has the right to pursue its commercial and trade ambitions as it see fit;

(2) should“unruly heathens”of any country interfere with that right，they deserve to be punished for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all humanity;

(3) such punish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f Japan’s religions，for it is undertaken with no other goal in mind than to ensure that justice prevails;

(4) soldiers must，without the slightest hesitation or regret，offer up their lives to the state in carrying out such religion-sanctioned punishment;

(5) discharging one’s duty to the state on the battlefield is a religious act 。

(1)日本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追求商业上和贸易上的目标。

(2)如果其他国家的‘妨碍外道’妨碍了日本的权利，则应以妨碍人道上的进步而受到惩罚。”然。

(3)这样的处罚，传播正义的目的只为了举行，日本的宗教的全面、无条件的支持下进行的。

(4)军人，这种宗教认可接受了惩罚、犹豫、不具备一切后悔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必须。

(5)战场上对国家的义务，这是宗教的了。”(根据本论的日译)

佐藤对这一记述进行了认真的反驳，暗示市川白弦(1902-1986)误读了大拙的著作，对维多利亚的解释产生了负面影响。市川因对自己和佛教团体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表示后悔而出名，但在市川核心批判的东西中，也包含了大拙。佐藤对市川和他与维多利亚的著作关系表示了善意的理解，但他认为大拙是非常有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反驳道:

The very fact that Suzuki does not refe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and，indeed，rarely mentions it anywhere in the massive body of writings he produced is significant in itself，given the virtually universal approval the war in Japan at the time and the enthusiasm with which it was supported by othe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Moreover，Suzuki is clearly describing a defensive war fought on the home territory of the threatened nation，which was manifestly not the case for Japan in its war with China."

大拙他没有提及“日清”战争，而且，在他大量撰写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一事实才是非常有意义的要点。这与当时对战争的几乎普遍的肯定和日本其他思想家的热心支持无关。此外，大拙很明显地讲述了在被袭击的国家当地进行的防卫战，而且这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截然不同。”)

根据秋月的记录，大拙对《新宗教论》出版的经过是这样回忆的。“明治二十六年九月，洪岳老师被邀参加芝加哥的宗教大会的时候，从大会的会员约翰·巴罗斯(John Barrows)知道有老师寄来的一本写有老师宗教意见的小册子。其中罗列了几个项目，说要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老师把它拿给我看说：“你写一个试试吧。”于是我请教了老师在美国的经历，在老师回国后将写成的这本书给了老师。”

从这件事的经过来看，这本书具有很强的被动性，是根据美国方面提出的问题，代写宗演的回答的书，而且还是赴美前写的新书。考虑到十多年的旅美经验对大拙独自的思想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之前的最初阶段的习作，这本书能否成为评价大拙的主要材料，实在是令人怀疑。如果把这本不能称为“大拙”的书从争论的材料中删除，大拙“肯定”战争的主张，就不得不失去相当的论据。

12、在圆觉寺见性开悟

那么，让我们回到1897年(明治30)赴美前在日本的最后几年。渡米前的大拙，在离开日本之前，急于在参禅方面有所作为。关于当时自身的状况，大拙在晚年是这样说的。

这四年，先将凯勒斯博士的《佛陀的福音》翻译成日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著作。但是，我的头经常被公案困扰。毫无疑问，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坐在一块田地里，背靠着米袋想，对我来说，如果不能理解“无”，人生就没有意义了。西田几多郎在日记的某个地方说，当时我经常说自杀的事，但我没有这样的记忆。”

于是，大拙坐禅的时间倍增，几经波折，终于在1896年(明治29年)12月5日突破了“无”字的公案，取得了所谓的“见性”，得到了没有理性的干涉，如实地彻见本来的自己的体验。

后来，在对秋月的谈话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下，多年来的心事终于放下了。”

另一方面，也没有“这样就完全好了”的意思。”“这取决于那个人的性格，我好像也没有特别高兴。”这只是与后来形成的独特的禅思想进行对比的回顾，并不是当时的心情。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

大拙在滞美期间给西田的信(1902年9月23日)中，强烈推荐西田阅读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宗教经验诸相》，并感慨万千地记录了自己的“见性”开悟的体验。

因此，我想，当我在镰仓的时候，经过一夜定的坐禅，下了禅堂，乘月明之时，经过树立的佛堂，要回到归源院的庵居，来到山门附近。突然间，似乎忘记了自己，不，并没有忘记自己。然而，树影参差于月色而印于地之状，如写意画一般，自己是画中的人，树与吾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树是吾，吾是树，本来的面目，历然而来。回到庵中后，心中释然，毫无凝滞，充满了喜悦之情，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

每当我读到詹姆斯先生的书，就会产生一种将未来描绘得淋漓尽致的感觉，这是多年来生命的洗涤。与此境涯铁舟从笼中看到清见潟湖，觉得“风光如画”之类的一般。我想这是独园和尚的讲座。

这一境界不是哲学，也不是道德，而是在意识上露出一寸脸，如闪电般直接拉入的刹那，有悟入之处，得到安心之语。

近年来陷入俗世，没有一点修行，对詹姆斯先生的书有所帮助，我不敢妄言，难以入眠。(铃木。

大拙后来在英文中也写了同样的回忆。大拙在月光下，他说，看到周围的树木时，感觉自己变得“透明”了。但是，大拙认为自己完全领悟了禅的内在含义，是在移居美国之后。

最终，大拙将前往美国的行程推迟了一年多，在这期间，刚刚接触到的第一本自著《新宗教论》出版了。大拙将前往美国的时间推迟的原因归结为精神上的问题，而史诺德格拉思推测出发时间推迟的实际原因可能是财政上的问题。《新宗教论》也是宗演为了“补充旅费”而安排出版的。

大拙的外甥女林田久美子说，大拙的大哥元太郎在钱的问题上很不可靠，大拙也没问元太郎就去找二哥亨太郎商量旅费。但是，被亨太郎也拒绝了，不过，据林田说，大拙在这期间，一次也没有依赖元太郎。

大拙自己的回忆说：”《新宗教论》的版税五十日元“一金”外，宗演又给了他“五十元”，接着又说：“饯别之类的，是五十元还是一百元?”“于是，我用那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作为旅费，终于出发去了美国。”

下回预告

日本名人传：向世界传禅的铃木大拙-2

三、留美时期

1897年·明治30(27岁)-1909年·明治42(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