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研究员
转载 | 实验主义治理,第429期
菲利普•范•帕里斯,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与社会伦理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被Prospect评选为“新冠肺炎年代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雅尼克•范德波特,比利时布鲁塞尔圣路易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思想。
成福蕊,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险、年金等。
显然,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的救济政策,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雏形,即救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无条件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从而有助于“全民基本收入”在多个国家被提上政治议程。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杨安泽的竞选纲领以“全面基本收入”为核心,虽然未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他随后从民主党分离出来成立第三党,继续推动在美国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在英国“金融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中,“全民基本收入”前些年是被批评为乌托邦的,但新冠肺炎以来,“金融时报”发表多篇呼吁“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章,呼吁者中包括该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是: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我在2006年提出,中国的国有资产收益的一部分应该用于 “社会分红”1,而“社会分红”可以成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来源之一。此后虽有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社会分红”的提案,但一直没有被提上政策日程。可喜的是,2020年3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基本收入在中国”的研究报告,促进了公众对“基本收入”的关注2。一种流行的反对意见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性(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会“养懒人”。我常用一个例子来回答这种批评:在目前的有条件的社会救助体系下,一个人失业后可得每月2000元的失业保险。此时,新的工作机会必须每月工资2000元以上,失业者才会有动机接受新的工作。但设想在“全民基本收入”体制下,每个人无论是否失业,每月都获得1200元的“基本收入”,而如果失业则再获得800元失业保险金。此时,新的工作只要每月工资在800元以上,失业者就有动机去接受新工作。因此,“全民基本收入”不仅不“养懒人”,反而是克服目前很多国家的“福利陷阱”的有效手段。
注释:
1.
2.
3. 中译文见“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第265期(詹姆斯·米德:充分就业,新技术与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