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元传播”概念的提出者英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当别人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变来变去？”时，贝特森回答说：“但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研究同样的问题，所谓自然规律：为什么你有两只眼睛，分别在鼻子的两侧；家庭是如何运作的；文化是如何传播的；毁灭和涅槃的法则是什么？”[11]这类学者首先进行的都是跨学科式的研究，他们最大的共性就在于对自身无知的承认，随时观察自我不可知的存在，打破单一、封闭、割裂的自我认识，在探索中不断进行自我校准与调整，努力探索如何在更为复杂、失序、不可知的世界中认识世界与自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方式与认知探索的过程中，这些学者能不断涌现出新的思想与创见。“媒介四元律”思想是麦克卢汉继“冷媒介”“热媒介”“地球村”“媒介是人的延伸”等概念思想之后又一重要创见。他将媒介形式与技术演变规律归纳为“提升、过时、再现、逆转”四个基本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个体自我面向未来无知的认知思维的四个步骤，即对自我一直保有开放的思维，不断对自我规训与自我麻木进行警戒与警醒，在开放的认识中对自我思想观念进行反思与扬弃，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变革通过跨媒介叙事的方式再现其所带来的各种隐喻、意涵，从而不断校正自我认知与思维，实现自我认识上的逆转。面向未来的无知让人们的认知与思维保持通达与灵通，不断触及不可知方能朝向可知并持续进行探索与发现。

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的前提加入到人们的选择与判断中，让外表机械的世界愈来愈显示出其中的有机性与生命力。我们能够大言高论、质疑批判，也对自身的放纵沉迷、随性自由表示怀疑与反抗，然而，事实却是我们明明知道自身问题的所在却无法直面之，而是宁愿在自我认知的舒适区对世界指指点点。麦克卢汉在电力时代就已注意到新旧媒介非连续性的逆转与断裂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转化点，而人却陷入无比危险的自我迷恋、自我麻木及自我截除之中，并大声疾呼“个人开始为‘个人的行动’负责”[3]72。从社会人到原子人，个体身上所附加的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阶层、身份等启蒙叙事的纷纷解构，传播技术带来高效率、高效能的同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反而使人们更加地忙碌与疲惫。人们在无所不知中对信息的接受、判断恰恰使得信息不断反转与逆转成为人自己的主人，对信息的选择与判断考验着人们的意志力与对整体趋势的感知力，个体认知与思维成为个体能力提升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七、无知在生命时间中的绵延

法国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非常赞同《艺术中的天才》作者塞阿依“生命是创造”的论点，并提出生命“进化或是发生在一种创造性思维中”[12]28的假设和“生命和意识一样，它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某种东西”[12]31的观点。人们试图从概念思维、物质思维、语言思维等方面对人类进化进行把握时，柏格森却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经验最终向我们表明生命为获得某种结果是如何运作时，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对这种运作方式恰恰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式。”[12]2生命存在于人的思维以及思维的不断碰撞交互之中，人类对生命形式的再现与解释也只是生命已发生过的形式与方式，就此很难说明它们就是生命本身与生命进化的逻辑。

生命存在于人的认知与思维之中，将生命创造与生命进化放置在更为复杂而具体的层面进行思考，个体认知在生命进化中才能不断从无知走向有知，又从有知甚至无知中走向新的有知与无知。人们愈来愈发现，知道得越多，反而更多的无知在召唤着我们，人们需要用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在不断体验中扩展自我。柏格森认识到生命“真正的进化论着眼于现实的生成与发展”[12]5，因而，他提出生命进化应将“认识理论”与“生命理论”结合起来，“必须通过一种循环过程使其不断地相互推动”来进行研究。为支撑起其研究，建构自我的生命哲学体系，吉尔·德勒兹，柏格森提出了“绵延”“生命倾向”“生命时间”“生命冲动”等概念。，

绵延指的是，生命是在生命基质上的人类的生生不息。绵延观照的是当下，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中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12]10。生命的绵延意味着创造，意味着生命的永不停歇，用任何定义、概念、理性去框定生命都是徒劳无功的。柏格森认为，“一个完美的定义只能用于一种完成的现实：而生命的属性不可能完全实现，它们永远处于完成的过程中；与其说它们是一些状态，还不如说它们是一些倾向。一种倾向只有在不受到另一种倾向的阻碍时，才能获得它所追求的东西”[12]17。生命倾向性在生命的进化与退化中博弈，也在进化的智慧与本能中展开。对个体心理而言，自我生命底色，也就是自我生命倾向性，是其生命相续扩展看不见的推动力，生命倾向性彼此的搏杀导致“个体性就是让自己的敌人居住在自身之中。个体性需要在时间中永存，这注定使个体性在空间中是不完全的”[12]18。由此，柏格森自然引出了对时间的理解，即“时间就是心理生活的材料”[12]10。至于生命冲动，柏格森在对“生命本质上就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克服物质阻力的冲动”的认识下，提出“生命就是生命冲动”。

我们的观念、选择与行动受过去的影响至深，甚至以过去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基石，过去往往是以自身来证明其存在，而存在“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12]13。这种不断创造是个体性持续的显现，也是“生命的属性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持续不断的绵延。柏格森从艺术作品中得到启发，意识到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仅是作品本身，其“具体的解决伴随着不可预见的虚无”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不可预见的虚无“占据着时间，物质的虚无自我创造为形式。这种形式的萌发和壮大延伸到一种不可收缩的绵延，这种绵延与形式的萌发和壮大结成一体”[12]282。新事物往往生发于旧有事物的内部，这种内部推动力是“前进或连续，它赋予连续一种固有的力量，或从连续中得到其力量，无论如何，它使连续或解释的连续回到不能归结为空间同时并列的时间中”[12]282。生命时间让人们在认知与思维中走向无限，从而更深刻地意识到肉体空间的有限性与生命时间无限性是摆在每个人面前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它决定着人对自我与世界的理解，是积极面对生命，还是消极应对存在，根本上与自我的选择有关。

简言之，柏格森将时间分为科学刻度意义上的时间和生命刻度上的时间。前者是在所有事物中的惟一，是在普遍性上的绝对，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后者也是绝对惟一的，但它面对的却是个体与具体的惟一，在特殊性上的绝对。生命时间中生命绵延关键的因素正是梅所提出的具有想象力的澄明的无知，它在面对过去与现在中面向未知与未来。过去与现在都对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生命绵延存在于多要素具体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在不确定性中使得生命时间的意义不断重现，所有时间汇聚在当下，具体实现着当下，预知着未来。这种重现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内容的时间，都在生命运动与生成中不断创造与进化。

对生命时空关系的理解并不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庄子·人间世》中就有“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即虚以待物，正是自我不断处于未知中无知的状态，生命时间亦能帮助我们领悟庄子的“虚己以游世，乘物以游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思想。物质的虚无彰显了时间的充盈，时间若是放置在创造与进化的尺度上则事物在面向未来中却牢牢凸显出过去存在的生命力，过去不再是消逝的、无能为力的。过去与现在、未来在进化中是合为一体的。这正是柏格森对古老形而上学与科学的修正，古老形而上学和科学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然而从时间上看却是相同的，其本质上是“一切都是给定的”[12]286，并试图“把方法的一般规则转化为事物的基本规律”，这对科学和哲学而言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时间构成了创造进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具体生命的绵延不绝中获得了再现与重生。“一旦人们能面对真正的绵延，就能看到绵延意味着创造，如果解体的东西继续存在，只能是因为它与产生的东西密切相关”[12]284。与物质性解体不同的是，生命发展的方向在物质性的基础上，以无知作为媒介，等待着一次次的机缘相逢，生命在绵延中历久弥新。

将无知作为媒介并有着非线性思维的人们会意识到，无知也是一种未知，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象与态度。在高度发达的信息、观念世界中，自我是一个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自我在探寻知识中对知识的理解已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自我构成了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自我已卷入到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这就意味着“知识本身与知识的探求过程同等重要”[3]67。虔诚的无知是面向未知与未来的，它让我们的意念与态度不会仅仅为过去停留，也不再痴迷当下，更避免了在空洞中对未知的断言与行动。当人们放下过往的荣辱成败，对存在的可能性持续进行冒险与探求时，人往往会更多地向内凝视，关切的是自我在情感、认知、行动上对不断变化的情势随时做出调整的能力培养，将自我放置在与他者的交往之中，身体力行地不断认识需要改变的、正在变化的或尚未降临的事物，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观念意识作用下的相互连接与联结，在注重线性时间因果的同时注意到因果异时的重要性。

个体的回归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人类与不确定性相生相伴，内心深处的恐惧时刻影响着人的认知与思维。人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感会全然地接纳自我的无知以掩饰其内心中的恐惧与无能。被誉为存在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美国罗洛·梅（Rollo May）注意到在权力肆虐之下，人们常常感到的痛苦是疏离、无助下的无能，传统无知往往是“人们为避免承认或面对自身的权力而常常会使用的防御方式”[4]33。梅对无知的研究并没有简单将其等同于无能，他指出innocence“源自拉丁文in和nocens，字母意思是无害的（not harmful），即不会感到内疚或罪恶，不狡猾，很纯洁，在行动方面，它的意思是‘没有邪恶的影响或效果，或者并非由邪恶的意图引起’”[4]31。由此，梅将无知分成两种：一种是“具有想象性质的无知，也就是诗人或艺术家的无知。那是保留在成人内心的童稚般的澄明。万物都具有一种新鲜、纯净、崭新而多彩的性质。敬畏与惊奇便是从这种无知中流出的”[4]31。另一种无知被梅称为“虚假的无知”，即它“会利用天真幼稚，是永远长不大的童年，是一种对过去的固着。它是幼稚而非童稚”，它极易“把无能、软弱和无助当成美德”[4]32。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让事情变得明晰清楚”，后者“只能让事情看起来变得简单容易”[4]32。梅一再重申“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个体面对他自己的无能，即把无能变成表面上的美德”，这种虚假无知正是梅主要批判的对象，他在书中一再引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无知的完美境界，其实就是疯狂”[4]30，就是想让世人警惕影响自我认知与思维的虚假无知所造成的自我无力感、无法自我肯定，是暴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梅将无知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虚假无知上，他从大量的心理治疗中认识到“当无知被当作免除责任的盾牌时，它同时也成了阻挡成长的盾牌。它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会产生新的意识，也不会认同人类的苦难与欢笑，这种新意识和认同是虚假无知的人所拒斥的”[4]48。无知常常被作为一种逃避自我恐惧的防御与抵抗姿态，以此为借口以维持自我认知的惯性与舒适，拒绝自我对多重世界的持续认识与终身学习，掩盖自我应对变化的恐惧与无能，最终导致自我成长与自我肯定的停滞，从而陷入到更深的恐惧或暴力中。传统线性思维下的无知教育，无法将无知作为前提以使认知与思维在当下有所作为，而是为了让个体避免无知所带来的羞耻、自卑、恐惧等而让人一再变得无能并接受这种无能。数智时代的到来，梅所言的第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澄明的无知”其实就是面向未来的无知，也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

八、处在关系变动不居中的无知

万事万物在无知中静默深潜着，也在寻觅着其能展开的无限可能性。“拉普拉斯的恶魔”是基于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在1814年提出的科学设想，即此恶魔拥有无穷运算能力，只要知道宇宙中某一时刻所有原子的确切位置和动量，就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推导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从而得知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发生的事情。拉普拉斯将其解释为“一种智慧如果能在一个给定的瞬间里认识到使自然具有活力的一切力量，以及构成自然之生物的各自状况，这种智慧如果足以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并能把大到天体的运行、小到原子的运行纳入同样的公式中，那么对这种智慧来说就没有不确定的东西，将来和过去一样，都能被把握”[12]38。

人类面向未来的无知在异质化的情势之中，会成为克服不可知的重要力量。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的无知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交织在物质与精神两条进化路线中。因此，无知也是不可知中的生命冲动与生命创造进化的源泉。个体的差异化、异质化存在于复杂生成的经验关系中，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认知与感知能力由此得以彰显。柏格森指出，我们“必须求助于经验”，这种经验是“一种纯化的经验”，它“得自我们的智慧，随着我们对事物作用的增加而构成对框架的经验”，这种经验中蕴含着生命时间并重构着生命的绵延，“只是在我们以为看到各部分之间连续重新排列的空间化的时间之外，寻找整体不断在其中彻底重组的具体绵延”[12]300。生命时间在生命冲动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反抗物化对人的禁锢，无知让认知与思维不断调整进化的方向，充分体现出生命创造性的力量。柏格森甚至说“没有事物，只有行动”，让人类充分认知到生命必须行动，人类“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的首要使命是决定生命是否继续在这个地球上延续，决定生命是苟延残喘，还是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充分释放生命冲动的能量，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地球上，完成宇宙的基本天职：它是一台创造神灵的伟大机器”[13]。人类发展根植于大自然之中，在人类进化与退化、进化的智慧与本能等多重细微关系之中才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

25、 [法]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6、 [法]利奥塔:《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27、 [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8、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九、无知中关系本位与主体再造

无知作为生命创造与进化中的重要力量，凸显了个体生命经验中的感知力与觉知力，超越了时空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生命时间中生命冲动建构在不断分化与统合、分解与交融等复杂关系中，让生命得以绵延。从传统传播学的视域分析，交流对话主要在主体间进行，关注的重点也是权力相对稳定的主体。然而，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的前提条件，交流对话实则已深入到个体的生命经验之中，个体间感觉、知觉的交互在人们观念与信仰建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结构性的解构与重构，现代社会中传统秩序的失序，现代性带来了深刻的主体性危机，由性别、习俗、规则、身份、阶级、制度乃至国家、民族所构筑起来的主体边界在人的观念与信仰中不断消融。

马克思在感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后立即指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此“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4]。人对外在物质性的追求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物化的关系，造成愈加严重的主体性危机。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识到现代性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传统世界的摒弃，这是真正对人性的风暴”，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横扫了持续了数千年的组织形式，它开创了主体的危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主体危机的原因和程度，以及其中最辉煌的方面就是年轻人在寻找他们在新世界中的位置时，体验到了极大的且越来越大的困难”[15]。带来主体性危机的还有传统社会中神秘感、敬畏心等在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中的失效。传统社会等级体系是非常复杂的，它除了利益关系外，神秘、魅惑、神圣、敬畏等以宗教组织方式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对组织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主体与权力相关，主体不是屈从权力丧失其主体性，就是自我在权力结构中显现出自我的能动性，从而生成与稳固其主体性。从历史性的视域中体察与了解权力效应时，我们会发现超越主体而又强调个体自我无知的卷入，成为主体性获得的重要方式。权力在关系中的合谋或抵抗所产生的权力效应主要是对权威、知识、能力、资源、地位等的质疑与挑战，进而影响到知识与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

数智时代的快速传播中，支撑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权力基础发生着动摇，人在象征世界中所处的结构、权力地位等也在发生改变，网络事件中主体在所谓自由的不断空洞呐喊中消解着自身，与企图返回传统主体性不同的是，个体愈来愈呈现出进入到具体而微的基于人性觉醒与自省的时代，人在与他者交流对话实践中，深受语言符号等的影响。主体愈来愈在权力博弈中趋达其主体性。主体以事件的介入重新界定其自身，退隐在事件发生前的主体自身及主体间的存在在事件发生中不断发生着逆转，真理在晦暗不明中时不时闪现着幽光，个体只有在保持自身的澄明无知时，从更大的时空中用心去感知与觉知事物的变化并采取行动，才能不断接近与发现真理，主体自身以及主体间关系是在无知中寻找真理中持续断裂与再造的。现代传播中组织与个体的主体性不仅强调其适应力、沟通力、应变力，更重要的是显现出其开放性、适宜性、尽责性等人格对主体的塑造能力，这也使得主体成为此时此地的具体行为者，意识到在顺应现有社会结构与组织方式工作与生活的同时，有着面向未来对自我无知与潜能不断开发的可能性，即时主体性中越来越强调的是个体与组织在行动中思考，又在思考中行动。

《存在与时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其思想是伟大的哲学思想,但它不是我的东西,不是我的哲学,不是我的思想:因为我不能用它解决实际问题(不是知识);又因为我没有思想和思想能力,所以它对于我只是一些哲学的词句。

中华民族一向讲求的是人伦本位，这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伦的不定与易变，伦理的非强制性原则的旁逸斜出，让伦理规则也处于千变万化之中，规则愈来愈在不确定性中敞开了真善美各种表现形式与意象的存在，真理的允诺也在我们逼近存在中不断显现，这使得互联网时代在拥抱变化中，不知不觉地在审美、伦理以及信念等方面将主体本位转变为关系本位。

数智时代传播生态的异质性与反馈速度的机制化，加速了主体本位向关系本位的迁移，实现了主体在超越时空中不断适应与再造的可能性。跨媒介叙事中感觉、观念、意义等都在发生着震荡与混沌，在无知中重视自身的反省，让人在混沌的日常意象、感觉、语言等中从刻板印象的主体客体化中不断重归于生命，让主体与客体在交流互动中，从主体本位向关系本位的转变，实际上还是回归到真正的自我之中。诗性的表达表面上是断裂的，实际上则是表达中游戏规则的变化，这种游戏规则依然是动荡的，召唤与疏离同时存在。关系本位中感觉、知觉的杂糅更加成为观念、思想生发与创新的源泉，时间存在于语言之中，人在各种情势中的对话交流赋予语言以炼金术的神奇魔力，语言在模糊、含蓄中的诗性表达，释放出其中的意味深长，幻化出多种意象与诡论，让人在生命时间的绵延中不断折返回自身，避免主体不断被客体化、异化的危险。

十、坚常守则与应变制宜中的无知

澄明的无知把自我作为媒介，在感受接纳事物中放弃偏执的自我，避免任何信息给自身带来的刺激反应时以生物性本能保护自我的平衡。对事物的愤怒、痛苦、呐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也是避免给自身带来更大刺激与痛苦的方式。在少有成见的无知状态下的倾听与观察，获得的是放下自我愤怒与痛苦后的澄思寂虑，探究到自我生命底色并与现实进行连接与联结的有知，获得的是行动与改变的智慧。人在无知中凝视与观照是开放的、理性的与静默的，这正印证了互联网传播愈发达，愈需要思想的高远与深刻，人们在一次次反转事件的冲击下，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戏谑下道出了人们对未知信息的耐心与自省，也在此过程中不断看到事物背后的事物及事物间层次复杂关系，是很难一言以概之的。

隐含在伊西丝面纱下的无知变化多端，我们似乎接近它了，达到了有知，但实则无知又转向了其他。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被神视为最聪明的人——有句名言，即“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自知无知、无知智慧、无知之知，都是将无知放置在认识与方法上进行挖掘，其目的是更好地探索人事的本体与实在。库萨的尼古拉曾指出，“我们追求知识的自然欲望不是没有目的的，它的直接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实现这一欲望，我们就会获得有学识的无知”，无知会让渴求知识的人认识到“他确实在他本人的那个特定的无知中获得最深的认识；谁对他本人的无知认识得越深，他的学识就会越多”，正因如此，他“承担起对有学识的无知略作论述的任务”[1]5。他经过多重论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绝对真理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启迪了我们无知中的晦暗。那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有学识的无知”[1]59。面向未来的无知让我们活在自我的创造与无限游戏之中，死亡与结局只存在于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任何人也可以随时退出。游戏撩动着自然的面纱，却始终是晦暗不明的。游戏规则不断在挑战着游戏的边界，视界不断被打开，视域是开放的，结局是过程性的，普遍的永远在路上。

人的被抛性以及人的失落、痛苦和必然走向死亡等都预示着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就是一场对未知与无知的冒险，冒险获得的是一个个的过程结果与产物，澄明的无知是一种孕育与发展生命力的力量，而虚假的无知最容易让人走向虚无。无知冒险遍存于日常生活中，自我恰恰是从他者中映射出的，从自我寻找自我只能置自我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自我身心合一是在与他人和谐相处中抵达的。这里所谓的身心合一以及和谐共处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它们需要不断调试与校准；身心合一与和谐共处本身包含着高深、持久与无尽的矛盾冲突，生命冲动是幸福与苦痛、和平与暴力的主要来源；为真理的显现及抵达而进行的沟通交流凸显出自我调适与校准中能力的重要性。

主体本位向关系本位的转移凸显出无知的重要性。无知让人放下包袱，保持对人事的机敏与质疑，不仅在感觉、观念、思想上对人产生影响，也让人立即行动，在行动中不断校准与修正自我。对自我修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与理解他者从而达成对自我的理解。跨媒介叙事中将自我与他者连接为不可分割性的系统，澄明无知的叙事与虚假的无知叙事、生命叙事与启蒙叙事等在舆论与行动中必定会进行长久的博弈。象征世界中普遍漂浮着道德、伦理以及解放的话语，然而，异质性的表达似乎也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共识是愈加难以获得的。在多元异质的声音中，共识需要在国家、民族、体制、机制、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个体等方方面面复杂互动中构筑，现代传播中被遮隐的个体审美、信念、价值观等的彰显日益加重了共识获得的难度。社会的价值评判与评判框架不是一劳永逸的，快速变动的社会中人们的认知加速导致自我评判、标准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有时甚至需要自我否定与自我革命的。

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条件存在的魅力，让自我不断适应变化着的语境与情势，在复杂关系本位中共情觉照，获得真正的主体意识并实现自我。现代技术传播带来了信息爆炸，使得人们可表达、可获得、可互动，观念与意义的世界随时在解构与重构，人们的认知在不同的类属、性质与属性中跃迁。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我建构的信息“洞穴”之中，人们往往以为自我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这是现代人焦虑痛苦的原因之一。自我世界在信息交互中不断变化，这使得生命绵延中人与自我、人与他者间有着无限深远的交流、解释与理解的空间。了解与理解是精细的，它们超越时空的洞察，需要具体而微的自我视域。超越时空不是空洞的概念，它应落实到事物发展相互复杂连接的关系之中。事物间的互为因果有着因果同时、因果异时之别，很多学者将因果异时当作事物神秘、神圣、崇高的体现，殊不知东方智慧中直接指明其背后是对时间理解的不同。这里的时间不仅包括线性的时间，也包含触发事物因果关系的时机，这也是柏格森的“生命时间”的另一种表述，其特征是差异的、绵延的，更重要的是它超越线性时间的连接能力，一旦时机产生或有触媒作用，便会发生意料之外的重大影响，非自我乃至人类所能防控的。

结语

[1]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M]．尹大贻，朱新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梅．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9．

[6]麦克卢汉，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格朗丹．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M]．黄旺，胡成恩，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157．

[9]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M]．朱新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5．

[10]兰波．彩画集[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68．

[11]贝特森．心灵与自然：应然的合一[M]．钱旭鸯，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36．

[12]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吉尔•德勒兹（Gille Deleuze，1925-1995）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被视为左翼尼采主义者，被看作后马克思思潮的一分子，他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被视为1968年“五月风暴”精神的理论化作品。本书辑录了德。

[13]柏格森．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M]．彭海涛，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366．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35

[15]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M]．蓝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30．

【2022年“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组稿】

【2021年“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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