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地方、地点,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但怪异的是,在《街心花园》这本直接以地点命名的小书里,我们却没有见到任何花园物理空间形态的描写。随着空间规定性与事物可见性骤然瓦解,花园内部也开始滋生出有别于线性时间的“花园的时间”: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例外时间——故事发生在夏日傍晚,发生在工作结束之后、晚餐开始之前的休息时刻;更体现于年轻女子与孩子相处时的奇异的时间感——年轻女子口里的“下午四点半”,并不是指钟表时间,而是孩子吃点心的时间。
男人的花园,或女人的花园
在关乎人自身的层面上,选择一份工作的原因就不再是糊口这类生物性答案就能自我打发的。选择的差异首先外化为工作的不同特性:男人的工作轻松自由,在各个城市之间流动贩卖的工作模式就像短途旅行;女人的工作苦累繁重,家庭女佣既不自由又无法旅行。但随着苏格拉底式诘问的辩证展开,这对看似稳固的对子却开始松动,从中绽出的性差异的欲望在她和他的对话时间中涌动变形——
再比如:他眼中的苦役工作,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完满的等待状态,必须独自等待改变的到来。但这并不是像他那样期待某种外部推动力,或退而求其次实现一些微小的变化。她深知改变的力量总是源于内部,彻底革新的欲望才是变革来临的前提。等待于是就成了欲望强度的正向积蓄,策动她鼓起勇气主动地招致欲望事件:在每个周六的舞会上,她接受任何男人的邀舞。悖论的是,当她试图言说这种非对象性的无名欲望,她却只能吐出“婚姻”、“幸福”这类合法性词汇。
我们应当耕种我们的花园
除了对话中的男女和跑来跑去的孩子之外,杜拉斯的花园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坐在四轮童车里耐心等待时间的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这样一个正在学说话、学走路的新生命,就是一个等待者本原的生命样态。至此,等待者(最小的孩子)、卑怯者(年长的男人)和勇敢者(年轻女子)这三位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就成了杜拉斯的街心花园里三类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花园的未来正是由他们耕种起来的。
作为一名因新冠肺炎而处于“隔离等待”状态中的上海读者,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街心花园》这本小书里读出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漫长的等待,以及日常的操心和介入了。
从身体经验来说,现在可能是阅读《街心花园》的最好时候,因为我们切身体验到否定性的积极意味:正是在社会生产停摆、基层组织疲软、人与人之间被物理区隔的时刻,我们开始回想起花园的存在,才渴望聚到一起找个地方说说话;正是在小区花园做核酸检测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与未曾谋面的邻居们相互照面、彼此观照。更不用说那些疫情初就开始行动的,邻里自发建立起来的互助社群。隔离迅速有效地为我们打通了邻里关系的壁垒,聊得尽兴的邻居之间已经开始筹划未来的线下见面,而在短暂的线下时刻,越来越多的邻居正开始向彼此微笑致意。
在《街心花园》同期,杜拉斯还出版了另一个与地方性有关的剧本《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故事取材自当时的社会新闻,讲述的是该地区发生的一桩离奇谋杀案。在一次采访中杜拉斯提醒我们,这部戏剧中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塞纳-瓦兹这个省份的恐怖气氛。她注意到,塞纳-瓦兹的空间规划使得邻里之间不可能彼此照面或建立联系,人们彼此互不相识,正是在世界性瓦解的政治意义上,人才会被孤独和暴力所围困,才会迷失其中,才会犯罪。
基于《旧约•创世纪》的叙述,罗伯特•哈里森曾经典地区分过“花园”的两种始源形象:一种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另一种则是由人亲手创建和呵护的人间花园,需要日复一日的付出和奉献才能成为人的栖居之所。
如今,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发挥功效的广场,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建造的。但那并不是现成的人间花园。我们的花园需要我们的操心和介入。在“有待你我共同耕种”的意义上,比起将法文标题“le square”直译为“广场”(王道乾译),我更偏爱“街心花园”(刘和平译)这个少数译法。
正如哈里森所指出的,对于在世存在者来说,并不存在伊甸园或人间花园两个选项。事实上我们只有这一个花园。而疫情之后的世界,正寓于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地的“隔离等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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