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闻学院的门是打开了，里面的“隔间”也变化了，却没有办法弥合报业传统新闻学和广播范式传播学之间的隔阂。罗杰斯例举的在不同高校里“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互为轻蔑和贬低，看上去是研究态度之不同，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渊源学科的隔阂和戒心。“绿眼罩人”甚至反对将“新闻学”命名为“传播”。因为传播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新闻学是一个职业名称。等到报人和一些媒介机构开始涉足于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之后，应用性的传播研究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互不买账的情况才稍有转圜，可是缝隙并没有因此就被填平。传播学是以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为导向，新闻学仍重在职业导向，二者同存而殊途。“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这一拼搭捏合，岂止是一个名称乎？

当然还有其他的尝试。斯坦福大学就把新闻系和言语、戏剧系中的广播和电影部分合并，建立了传播学与新闻学系。据说这样的做法，也成为其他一些研究性大学的通常模式。[96]斯坦福的这个举措，毫无疑问是受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这就是罗杰斯说的：“传播学也开始渗透到言语学系，将它们从对修辞学的人文研究改变为对人际传播的科学分析。”[97]罗杰斯的结论略显粗疏，很容易引起误解。首先，修辞学的人文研究并没有被改变而且一直存在，顶多可以说言语学系不再是人文研究一家独大，开始与科学研究“共同监管”。人文和科学两种取向的矛盾，既嵌入在课程里，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中，人文背景的修辞理论和传播研究劝服模式的紧张关系[98]始终未能消除。其次，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产生后的产物，是以大众传播为尺度而比照现形的一个分支，以彼得斯的说法，面对面交往被置于媒介的阴影中才存在，[99]遂有被展示和述说的机会。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人际传播”，并不是修辞学及其历史根源所长出来的果实。不仅如此，后来组成人际传播研究的源流，多来自公共演讲、劝说、群体讨论，商业和专业的沟通等等领域，[100]本就注重功利性的言语技巧辅导，并非一直在与柏拉图阴影搏击的修辞语言学传统，[101]更不必说后者被改造。雷蒙德·威廉斯就说，在西方文明中，关于语法和修辞有两千年历史，一直处于教学的中心，尽管其名称有变化，但语言研究及其实践技巧始终是中心。与之相比，传播研究是小弟弟，不过是现代现象。[102]最后导致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传播学的主要范式——即施拉姆的传播观——一般来说并没有导致新的大学传播系产生。相反，施拉姆的传播观被用来与现存的言语学系和新闻学院相适合。”“传播学的新范式没有取代言语学和新闻学的这些现存学科体系。相反，它被增加，被修正，然后一分为二。”总之，这是一个“使传播学适应现存的结构”的过程。[103]其具体状况是，在大多数高校中，新闻学的职业技能教学在本科层面仍占主流，大众传播过程和人际传播互为联系的研究很罕见，新信息技术的学生找不到学术归宿。[104]尽管如此，颇有意味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大众传播学研究似仍多坚持线性逻辑的、统计量化的和文本、话语的分析，“图像”和“声音”被转化成另一种被“阅读”所阐释的符号文本或话语，“麦克卢汉星系”附丽于“古腾堡星系”才得以显现和辨析，广播电视变身于一份视听的“报纸”。可见印刷术的影响且深既广！近些年“视觉转向”“空间转向”的兴盛，已然映衬出大众传播研究的单一和平面，至于新媒体时代“复眼观看”，也就是“看的方式的扩散”[105]之景象，更是见其捉襟见肘难以应付。

美国传播学科结构上的拢而不合，到了中国地盘，则就是各安各位互不认门，惟有新闻学牵手大众传播学结上了姻缘。不过后者颇有些“上门女婿”的味道，在建制上顺着新闻学的脾性，“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106]所以同样是广播电视，必得按上新闻的名头才是正宗，否则归之于其他学科(艺术、文学)。再举一小例子，受到那几本研究新闻生产的经典著作，如塔克曼的Making News，吉特林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等的启发，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循此而行，可是前者研究的都不是报纸，解决的也不是新闻学的问题。我国的则不一样，不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报纸为对象，而且关注的重点就是新闻如何报道(生产)，是新闻学者熟悉且时时萦绕在心的题目。这，亦非偶然。说到底，与美国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各司其职不同，引进中国的大众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引领之下。总体上是根据新闻学的思维，以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式(五W)，做着报业的教学和研究。我们不是像施拉姆那样，把报纸作为大众传播中的“印刷媒介”，而是倒过来，把“传播”作为拓展新闻的一个视野(我自己的那本《新闻传播学》教材，就是一个上好例证)。于是，广播、电视理所当然被认定为新闻事业史的自然进化，而不是媒介史中的另一类媒介，或传播史中的另一种传播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出于惯性还是策略，日后以“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命名，也不愧是名至实归。

三、结语：数字时代的学科想象

媒介历史与新闻传播学科的演变过程，足以显示媒介对于传播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引发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变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发条的作用”。[108]只是我们可能受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所困，也可能长期浸染在大众传媒之中，媒介和人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鱼和水”关系，从而对之的重要意义也就浑然不觉。不仅如此，若放眼整个现代思想史，恰如有学者所言，自康德开始所构成的一系列的转向，都与“传播的具体载体和过程有着密切关系，而人类正是通过传播把握并参与实在”。[109]所以，新闻和大众传播，就是以印刷、交通、通讯和广播技术为基础，把握并参与人类社会由近代向工业主义过渡[110]的现实实践。同理，在数字化浪潮翻卷中，“古腾堡星系”“麦克卢汉星系”向“互联网星系”的融入，通过重新塑造各个媒介在新兴的网络语境下的可能性而再度媒介化了这些媒介，[111]形成了网络化社会的新形态。这既是范式和形态意义上传播革命，也意味着人类通过传播把握并参与实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后工业社会”的变化趋势。因而，当前的传播变革，既不是原有新闻职业的一种改良，也不是大众媒介线性式进化的一个阶段。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思考学科未来必须有的一个基本估量。

既然如此，将媒介从“双重残疾——默默无闻又似曾相识”[112]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理解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媒介史视角的学科演变证明，媒介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事件，物品不过是使用的对象，事件则是一种发生，一种展开，好比石头扔进水里，激起涟漪引发回声改变形态。几年前，库尔德利针对已有的传播研究问题就曾提醒，不能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113]库尔德利的说法很富有启发意义，恰如他自己所认为的，这种立足于媒介实践基础上的传播观，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既有的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路数。显然，他的媒介实践基本上还是落在行为，是特定情境中人与媒介相关的行为，所关心的问题是“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114]这不仅使得媒介仍然是一个使用对象或与之相关的参照物，最终难免还是落在做了什么(媒介影响的范畴)而不是作为事件的媒介是什么。由此，我倒更喜欢引用怀特海从存在论角度所阐释的“事件”：“事件是一个把自身诸方面发散出去，参与并形成其他事件的摄受统一体，因此，事件包进过去，映现当下，并预见未来。”藉此，就不存在独立的实体，事件与事件具有根本的关联性，世界就“是一张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之网”。[115]以这样的视野，作为事件的媒介，是一个节点，一个界面，一种尺度，更是一种动力。它连接不同节点，又摄受其他节点，从而型构关系，改变态势，转化创生新关系。这与德布雷的媒介理解也应该大致吻合。他说，媒介实是一个结转关系且又改变关系的“功能性位置”或者“中介环节”，中介作用不仅仅只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116]不同的媒介，之所以能合生成不同的传播形态，道理就在于此。

解放媒介的意义，既是历史的揭示，更应该成为未来学科建设的基本视野和思路。我赞同这样的看法：“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每一门科学都是沿着特定的入射角进入人类生活当中的。”[117]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新闻尤其是传播作为研究对象，本就存在多种思想脉络，并非新闻传播学科独有。它们分布在不同学科，互有边界，各自为政。这使得新闻传播研究具有丰富养料的同时，也使得新闻传播学科显示不出自己的独有价值。媒介意义和价值的再理解，恰恰为此打开了新的通道。从媒介进入，关注“媒介自身运行的方式”，关注“来自媒介的相互关系”[118]及其传播形态，就完全可以考虑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特定入射角”，以此突出新闻传播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同时，我们又可以以媒介为支点，打通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形成新闻传播学科新的版图。

不仅如此，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世界就是存在于关联之中的，“现实性是完完全全的聚集性”，[119]而且这种聚集是与人的知觉、身体和技术无法分离的。[120]作为事件的媒介，就是人的存在所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且看，亚当、夏娃是以媒介(知识树)架起伊甸园与人间大地的通道；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人是在生产劳动和技术的互动实践中发展和演变的；[121]在中国的文化里，则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仁”。“仁”，就是“事物与关系共同构成一体共生共存”，是一种“万物一体关联的世界观”。[122]因此，用怀特海的话来说，“实在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它是过程中的机体。……根本的是过程而非实体”。“根本的关联性”，就意味着“所有事件都彼此一起创造”。[123]依此，媒介犹如梁启超所看到的报纸，“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124]成为人类关系构成和变化的动力，是参与彼此一起创造的“事件”。由此，以“媒介”为进路，不仅可以消解“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等的划分，把传播置于同一个基点进行考察，而且也使我们重新理解新闻传播学科的性质和定位，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有科学家判定，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次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125]“网络”，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复杂性关系涌现的最好体现，[126]如何呈现和反映这样一种复杂性，应该是新闻传播学者思考新闻传播学科未来的重大课题，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创新建设的应有之义。

学科变化的历程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学科不是一块牌子，不是偏于校园一隅的一幢建筑，不是印在简章上的一段描述，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或者是学科体系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具有生命体感的社会实践，就存在于我们的实际作为中。历史的学科是动态的经验的开放的，本就是不断变化的。华勒斯坦等人就发现，“任何一门学科(或较大的学科群)都必须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问题关键在于，这些“变化所采取的最常见的形式便是适应，即持续、细致地对据认为是传承而来的普遍经验与传承的方式进行调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某一门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127]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学科建设，常常踏着“路径依赖”的步迹，以“正反馈”的方式做着修补，“沿着相同路径更深入的步伐的可能性，随着每一步深入路径而增加”。看上去是不断向前的修正，但由于路径不变，实质上使得转变某些先前的东西更加困难，因为其成本越来越大，[128]最终就是积重难返。施拉姆“使传播学适应现存的结构”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华勒斯坦的建议是“开放”，开放“表达的是如下一个观点：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129]至少有一点，不能“将一群特殊研究者据以进行研究的特殊空间与时间，当成唯一有效的分析尺度”，[130]而是要有新的基点、新的胸怀、新的想象，新的图景，以推动新媒介新传播背景下具有范式转化意义的学科创新。

[1][德]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2002年去世。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3-74页.

[3]Carolyn Marvin，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

[4][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周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页.

[5][美]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页.

[6][法]克里斯托夫·夏尔：《现代性：欧洲和世界的新观念？》，肖琦、郭进翻译和整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

[9][英]哈维·弗格森：《现象学社会学》，刘聪慧、郭之天、张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着重号原有.

[10]James Carey，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Warren(eds.)，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128-143.

[11]Splichal，S.and Dahlgren，P.，"Journalism between de-professionalis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31，no.1，2016，p.6.

[1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0-221页.

[13][美]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二、三章.

[14]Jean Chalaby，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NY:Palgrave Macmllan，1998，Part Ⅲ.

[15]James Carey，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Warren(eds.)，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128-129.[美]大卫·斯隆编著：《美国传媒史》，刘琛等译，戴江雯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5页。[美]迈克尔·舒登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83-104页.

[16][美]迈克尔·舒登声：《新闻业的危机：你还吹得出欢乐的曲调吗？》，钟怡、林光耀译，邓建国校，载谢静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六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7-251页。按迈克尔·舒登声的说法，纯粹的“报纸”早已消失了，所有的“报纸”都成为纸质报纸与网络业务的一部分.

[18][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48-49页.

[1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20][德]海德格尔：《追问技术》，靳希平译，多人校，载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0-488页.

[21][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22][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23][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

[24]Tunstall，J.，Journalists at Work.，Beverly Hill，CA:Sage Publications，1971，pp.5-26.

[2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2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4页.

[27][美]迈克尔·舒登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83-104页.

[28][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29]Bantz，C.R.McCorkle，S.，Baade，R.C.，The news factory.In G.C.Wilhoit & H.deBodk(Eds.)，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vol.2，1981，pp.366-387.

[30]Jean Chalaby，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NY:Palgrave Macmllan，1998，pp.78-84.徐宝璜所谓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遵循的正是这两个标准.

[31]James Carey，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Warren(eds.)，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32.

[32][美]迈克·舒登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展江、彭桂兵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3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34][美]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153页.

[3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6-17页.

[36][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26-31页.

[37]Jean Chalaby，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NY:Palgrave Macmllan，1998，p.1.

[38][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32页。“自我陈述”一说同样来自于鲁曼，所以他认为，大众媒体的危机，并不触及其运作方式，而只是触及大众媒体的自我描述。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我们注意，依此见，比如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争论乃至批评，怕都不过是关于大众媒体的自我陈述为准来批评其所陈述的或正在运作的，充其量是一种话语实践.

[39][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页.

[40][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32页.

[41][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112页.

[42]Nord，D.，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cited in Carey，J.，A Short History for Journalists:A Proposal and Essay.Press/Politics，vol.12，no.1，Winter，2007，pp.3-16.

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贝恩亚，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

[43]James Carey，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Warren(eds.)，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128-143.

[44]关于这方面的历史，Michael Schudson的Discovering the News有精彩描述.

[45][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235、245页.

[46]James Carey，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In Eve Stryker Munsonand Catherine A.Warren(eds.)，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33.

[47]Beate Josephi，Journalism Education，In Karin Wahl-Jorgensen，and Thomas Hanitasch(Eds.)，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NY:Routledge，2009，pp.42-56.

[48]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9页.

[49][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03页.

[50][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03-605页.

[51][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阅读他的相对简单的经典作品。比如布迪厄和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引论》，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学说，而且写得比较好懂，翻译得也比较好懂。我很推荐。我建议，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人可以跳过第一步，直接阅读这本。

[52][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53][美]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5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59页.

[55]储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载龙伟、任羽中、王晓安、何林、吴浩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219页.

[56][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章.

[57]Simonson，P.，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9.

[58][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页.

[59]Schramm，W.，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Edited by Chaffee，S.，& Rogers，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135.[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60][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61]Delia，J.E.，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istory.In Rogers，C.R.，& Chaffee，S.H.(Eds.)，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87，pp.20-98.

[62][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左宇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63][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左宇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2页.

[64][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2页.

[65][美]理查德·布茨：《美国受众成长记：从舞台到电视》，王瀚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9、174页.

[66][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67][美]理查德·布茨：《美国受众成长记：从舞台到电视》，王瀚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9-200页.

[68]Delia，J.E.，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istory.In Rogers，C.R.，& Chafee，S.H.(Eds.)，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87，p.47.

[69][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黄淑贞译，载周宪(执行)、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70]Simonson，P.，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10.

[71][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08-418页.

[72][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1页。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宁用“文化工业”而不是大众媒介，因为后者会让人误以为，大众传播是由大众自己的偏好决定的，他们担负着某种真正的责任.

[73]Simonson，P.，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p.15-17.

[74]Simonson，P.，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17.

[75]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载《胡道静文集·上海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5-544页.

[76][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黄淑贞译，载周宪(执行)、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77][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左宇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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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wuhe 提取码：wuhe简介：布尔迪厄作品收录了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文化理论批评家布尔迪厄的4部经典著作《世界的苦难》（上下）《实践理论大纲》《男性统治》《自我分析纲要》。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系统地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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