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
文学性上,托卡尔丘克和汉德克的成就都值得尊重。但如果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真正出彩的地方,或者说在呈现文学意义与价值这方面,我却认为颁奖给彼得·汉德克,无疑是一个更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争议缘起
彼得·汉德克的“政治污点”
在近现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不乏德语作家获奖,其中包括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再加上今年的彼得·汉德克。尽管这些获奖者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写作上,他们都存在着某种德语文学的共性,朱利安·科普克,那就是无法避免对历史、法西斯之类的反思。这与战后德国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成果有关,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反思纳粹与历史,讨论如何在战后重建德语文学,如何将被纳粹污染的词语重新解放到现实中。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都是四七社的成员,今年的获奖者彼得·汉德克也曾参与过四七社的文学活动。
君特·格拉斯
这种凭借着自我与现实接触,以主体观察为真相的“新主体性”文学,必然意味着与主流媒体的歧异。所以在过去,彼得·汉德克一直被西方批判为一个右翼作家或法西斯分子。彼得·汉德克曾经替塞尔维亚发声的举动,在他们看来属于作家生涯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当下颁发给了彼得·汉德克,不光是汉德克本人十分惊讶,不断用德语向对方确认“这是真的吗?”在媒体眼中汉德克的获奖也显得有些难以接受。《纽约时报》对汉德克的获奖表示“十分遗憾”:
“这让人感到震惊。
他利用公开的声音来破坏历史真相,并向种族灭绝的肇事者提供公共援助,例如塞尔维亚的前总统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
在民族主义抬头,专制领导和全世界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刻,文学界应该有比他好得多的人选。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做出的这个选择,我们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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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由美国作家、美国笔会中心前任主席珍妮弗·伊根所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Molly McKew也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称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名“米洛舍维奇的奥地利后卫,后者通过否认大屠杀的方式来为他辩解”。对此,瑞典学院成员马茨·马尔姆回应,“在文学质量和政治之间考虑平衡并不是学院的职责”。
但在美国之外,对汉德克持反对观点的还大有人在。
中本聪据信持有约一百万个比特币。这些比特币在2013年底时的价值超过十亿美元。从发表论文以来,中本聪的真实身份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宣称中本聪是一位密码朋克(Cypherpunk)。另外。
彼得·汉德克在过去曾经嘲讽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诺奖评委根本不读书,在耶利内克得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没太多可读的,而在鲍勃·迪伦获奖后,他也表示自己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鲍勃·迪伦的歌词如果没有音乐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选择根本就是在反对阅读。”
中本聪自称发明了比特币。这种比特币的属性, 给了国际金融炒家炒作的机会。国家金融炒家利用人们对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的陌生性,将比特币包装为新型的炒作品。炒作品的基本特征:不可仿制,不可再生,稀缺性,例如黄金,石油(。
现在,可谓是全世界最火热的学术明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也站了出来,用汉德克曾经的观点去讽刺他。他对《卫报》说:
“2014年的时候,彼得·汉德克呼吁我们废除掉诺贝尔文学奖,说这是文学中的错误典范。今天,他获奖的这个事情倒真是证明了他说的太对了。
今天发生在瑞典的事情是:一个战争罪行的辩护律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国家充分参与了时代英雄朱利安·阿桑奇的行动。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把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而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阿桑奇。”
199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也发表文章,抨击汉德克的政治倾向,那篇文章帮助汉德克获得了《卫报》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白痴”第二名。在汉德克得奖后,鲁西迪依旧向媒体表示,“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我坚持当时的说法”。
而在更久之前,小说家乔纳森·利特尔也表示,“汉德克他可能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作为一个人,他是我的敌人……他是一个混蛋”。法国知识分子阿兰形容汉德克为一个“意识形态怪物”。
这就是过去彼得·汉德克所处的舆论环境,罕有支持者——即便有,也几乎与文学无关,例如在得知汉德克获奖后欢呼雀跃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声称汉德克是他们的好朋友。齐泽克言论中的最后一句话倒可能是对的,人们对汉德克的讨论已经不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辩论。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再次出现了左翼与右翼之类的立场。文学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与历史,但在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一个作家用何种方式获取结论。这便是文学语言和媒体语言间的天壤之别。
文学的价值在于汉德克为我们提供了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在汉德克的文学中,所有他者给予的、媒体传递的都具有令人生疑的不可靠性,他用自身主体探索世界。他也表示过,自己从来没否认过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他对南斯拉夫的描写也已经结束。那么,大多数的反对者们是否也需要拿出一些更具价值的东西,去事件发生的地区亲自感受历史的可能性,而非接受某种单一的说法论调。尽管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可能依旧与汉德克完全不同,但那也并不重要,在不同主体与世界的真实接触,或者说哪怕是真实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边缘的淡化,人们将不会站在某个观点的屋檐下,而是站在自身的双眼中。
在当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德克的确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但这个选择向我们预示了一点,在这个年代,文学依旧有它存在的空间,去阅读,去感受另一种主体接触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草率地融入现实。
诺贝尔文学奖
依然是文学理念最后的希望
在诺奖丑闻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就已经表现得让人有些质疑。看看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每年的热门名单,当然,都是值得阅读的好作家,但是在鲍勃·迪伦,米兰·昆德拉或者石黑一雄、麦克尤恩与村上春树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真的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这似乎就是一个选出“我们感觉谁写的比较好”之类的暗箱式读书会活动。获奖之后,媒体们再发布一些对这名作家艺术风格的赞赏,在采访对话中问一些文学理想之类的问题。而负责评选诺奖的那些评委,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都被人诟病他们身上的滞后性与保守性,后现代和先锋艺术形式在他们那里总是不讨人喜欢,将诺奖评委“有眼无珠”错过的作家们列个名单能够塞满一个名人殿堂……这些都是流传甚广的关于诺奖的段子。
2016年,他们颁奖给了鲍勃·迪伦,在当时引发了关于文学标准的讨论,一时让人觉得,未来的获奖者可能是绘本作家、图像小说家、在视听语言上有所成就的导演,文学的界限不止于文本之类。然而第二年他们又令人困惑地选择了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
会有很多人,也包括我,在之前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东西已经是时候取消了。萨特说的未尝没有道理,“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这和文学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然后在今天,文学的评判标准又从艺术上的三六九等转向了政治的大众与小众,政治正确的作品很容易被接受(如果能用先锋的艺术形式去写出来就更好了),而异见者的空间则愈发狭窄。
也难怪汉德克在获奖后难以置信地向对方确认,“你说的是真的吗?”诺奖的这个选择必定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但是,今年的这个选择却捍卫了文学的荣誉,特别是在丑闻风波过后的第二年,他们依旧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像之前外界所预测的那样,颁发给黑人作家、亚非作家或更多的女性作家以追求数据统计上的平衡。外界对诺奖的失望,恰好证明了它在这个时代中捍卫了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真正的文学性。
就这一点来说,诺奖又是一个不可替代、无法或缺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指望其他有影响力的奖项,例如布克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或普利策奖之类的做出这样的选择,颁奖给一个身上挂满政治争议的人物。
布克奖
布克奖筛选的首要标准是一种广义上的“好看”,艺术或故事上的吸引力,即便那些从头到尾用一个句子写完的小说未必能让读者多喜欢,但一眼看上去,它有很好看的艺术形式感。而诺奖,不太一样。人们用数据统计抨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和“平衡性”,但就世界性而言,目前也仅有诺奖能够做到将评选的目光真正投向每一个角落,其他文学奖项要么局限于语种,要么局限于国家或出版日期。2019年的结果为诺奖历史又增添了两个来自欧洲的白人作家,看起来,增加了那种不平衡性,然而,假设依靠大众与媒体观点的取向,选择那些文学性不尽如人意,只是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作家,那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又未尝不是更加失败的选择,一种看起来要融合出“诺贝尔文学和平奖”之类的怪诞。
所以,诺奖评选与主流话语的这种格格不入,正是它当今存在的必要性。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工作自然是很无聊,从他们的散文与论文集里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那么一群坐在大学里、备受文化熏陶、拿着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分析文本,结合历史学训诂学词源学去评判艺术的这么一群人。就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对艾略特一样,这些人的工作似乎永远在坚持把当下的每个人塑造成大学成员,他们的文学研究像是在做着某种杀死文学的事情。
但他们的工作又很必要。我们需要这么一批人,他们既不是政治智囊,也不是学术明星或媒体撰稿人的身份,他们就是坐在文学最保守、最乏味的地方,慢条斯理地用自己的方式评价文学。这种滞后与保守性对抗着媒体时代的那种看似异口实则同声的嘈杂。假如有一天,这群人真的消失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文学丧失了断裂性的悬崖,留下的就是一马平川的阅读与媒体书评式的评价话语。那时的文学,会变得无比轻盈,从而带着所有意义、价值与争论,从这个星球上溜走,可供我们思考的,只剩下了月亮、星星、宇宙、博尔赫斯、赛博朋克。
汉德克获奖争议背后
以文学,质问记忆的归属
汉德克获奖所导致的关于塞尔维亚及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争议,其根本也是看待事件的视角所导致的差异。没有人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汉德克本人也不曾否认过,他站在塞尔维亚的一边,是因为他看待事件的眼光是作家或艺术家的眼光,他在叙述中以词语追溯历史,质问记忆的归属。
西方媒体将塞尔维亚视为罪行累累的民族,而汉德克所关注的是塞尔维亚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民族,巴尔干地区那些不断发生的冲突与悲剧,它们的根源到底来自于哪里。另一位游记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的视角也是如此,她从与当地人的相遇和日常景象的观察中,描述巴尔干地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不断被西方利用、背叛、当做工具的历史,讲述曾经的奥匈帝国如何利用克罗地亚,转而又以背刺的方式将克罗地亚贩卖给他们昔日的敌人。由于巴尔干地区身处东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接壤地区,大帝国们的政治斗争统统在这片棋盘上展开,这里也因而陷入了无限的内部分裂。
《黑羊与灰鹰》
译者: 向洪全 / 奉霞 / 陈丹杰
版本: 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看到这些历史的作者们,都以悲悯的态度对待塞尔维亚或其他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他们知道欧洲曾经对这片土地实施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可惜的是,读者们似乎更加拥抱罗伯特·卡普兰这样的历史作者,从《巴尔干两千年》的附录里,我们便能明白他是一个典型的智囊写作者,可以对现状侃侃而谈,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来自于当下的考量,而对历史的根源则讳莫如深。
“艄公死了”,波斯尼亚裔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在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以哀伤的笔调写到,没有人再聆听这个远离文明的“不毛之地”的故事,只有村民们自己愿意讲述祖先们的传说。汉德克的获奖,本来能够为人们再次审视这个问题提供契机,然而,目前似乎并没有媒体呈现出这样的欲望。本应熟悉这些问题的西方,在媒体报道中几乎只有对汉德克的批判,他们只看到了“这个作家参加了塞尔维亚前总统的葬礼”,却并不关心“塞尔维亚的历史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作家做出了如此选择”这样的问题。而在中国,巴尔干问题本就与读者距离遥远,所以人们关注的东西也只是变成了汉德克的艺术风格,甚至作品的销量。
艺术性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汉德克只写历史与现实问题,毫无艺术性的话,他肯定是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吸引人的魅力,其本质也在于艺术性,然而,当我们被它吸引之后,这股引力究竟要作用于何处呢。汉德克获奖导致的争议本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但在今天看来,它变成了某种对作家的表态,而非对本质问题的追问。这又让人感到悲观,好像汉德克的获奖除了让人重新翻出一些作家本人的往事之外,别无作用。
但我倒是希望他接受这个奖项。尤其是在面对着如此诸多非议的时候,前往瑞典,拿起那份属于他的荣誉。
那是文学最后的重量与无畏。
10月1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版~B03版
「主题」B01 | 记忆的归属 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
「主题」B02 | 托卡尔丘克 以现实与梦境拼凑天空
「主题」B03 | 赏读
「主题」B04 | 理解彼得·汉德克的三个关键词
「主题」B05 | 梁锡江 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先锋作家 & 彼得·汉德克 《骂观众》
「主题」B06 | 丑闻过后的诺奖:争议年代的文学选择
「文学」B07 | 舍伍德·安德森 真正的生命史就是一部瞬间史
「温故」B08~B09 | 陈寅恪逝世50周年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
「传记」B10 |《鸽子隧道》 做间谍与写小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书情」B11 | 《人类起源的故事》等四本
「现场」B12 | 莫言VS勒·克莱齐奥: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