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史教授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在《古怪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9）中曾写道，基辛格同时受到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美国政治话语中道德调门的影响，因而要比人们认为的更偏意识形态化，也因此他的政策模式常常不一致，令人难以捉摸。
但是，德尔佩罗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弗格森想要把基辛格写成一个深信“外交政策需要道德基础”、因而内心深受折磨的理想主义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点他不敢苟同。他认为弗格森似乎没有关注汗牛充栋的冷战学术研究，把这一历史大背景简化为最简单的两极对立，正是在这样的设计下，基辛格闪闪发亮，仿佛孤胆英雄一般在对抗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失效。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用无与伦比的、有教养的饱学之士的形象代替战争贩子的形象，德尔佩罗批评弗格森把基辛格写得太特别了，结果这本基辛格传记变成了一部圣徒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角色，尽管弗格森努力建立他的地位，把他说成是少有人能匹敌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除了《重建的世界》，基辛格截至1968年发表的作品都没经受住岁月的考验。要辨析他在这一时段政策建议方面的洞察力，也同样困难。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基辛格对柏林事务的建议是鲁莽升级，而这很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他是越战美国化的公开支持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在1967年开展的失败的巴黎和平会谈中，代表林登·约翰逊政府谈判的基辛格持续夸大了北越参与和谈的意愿，以及他自己促成突破性进展的能力。不为所动的弗格森写道：“基辛格在1967年的谈判行为，就是后来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是，弗格森建立了一些情有可原的开脱方式，指出“基辛格参与1967年巴黎谈判的主要动机，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南希（Nancy Maginnes）那年正在索邦大学读书”。揭示出这一点让基辛格显得人性化，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么做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效果。在否定了那些把基辛格写成冷酷无情、雄心勃勃的研究者之后，弗格森引出了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亲密顾问关系，洛克菲尔的中立主义立场意味着他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机会始终不大。弗格森却没有考虑过，和洛克菲勒联盟，是否不过是基辛格判断力薄弱的又一示例。
《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利危机》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出版时间是2012年，现在看作者10年前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例如阿富汗战争，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主。
然而，无意间，弗格森的“理想主义者”看上去更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往往不顾一切，时而倒霉，偶尔高效，正如他在1968年政府换届时迅速地在下届政府里捞到一个外交政策职位一样。洛克菲勒在共和党党内提名上败给理查德·尼克松之后，基辛格写信给当时在巴黎主导与北越和谈的W.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我跟共和党的政治是过够了。这个党没希望了，也不适合执政。”两人9月在巴黎见面，但哈里曼不知道的是，基辛格那时候正在给竞选总统的尼克松泄露越南谈判信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哈里曼团队中的一员，被基辛格的两面派吓坏了：“我们信任他。但尼克松竞选团队里确实有一个美国谈判小组的秘密信源，这么说并不夸大事实。”基辛格还给总统竞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提供过一份针对尼克松的庞大罪证文件，是他在给洛克菲勒做顾问期间整理的。基辛格这种多管齐下的魅惑攻势，只有一个目的——为自己争取到一个高位——而这也真的管用。如汉弗莱后来所说的：“如果我当选，我希望基辛格做我的助理。”这对弗格森这位思想实验的粉丝来说，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的反事实。（编注：弗格森为基辛格所做翻案文章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最早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权力的代价》[1983]一书中提出的，基辛格向竞选总统的尼克松泄露了约翰逊政府与北越和谈的机密信息。其他历史学家认为，这让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得以说服南越退出谈判，并承诺如果有一个共和党总统，他们将会有更好的谈判机会；此举草菅人命，拖延战争令上千美国士兵命丧越南战场。弗格森则认为基辛格是被越南人所迷惑，当时所做是力促和平。）
听书读书法不适合工具类书籍,更加适合文学类的作品,有些文字只是看一遍体会不到他的美,眼睛更不足以品味那藏在字里行间的爱恨情仇,这个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用耳朵去聆听,让大脑完全沉浸在书中营造的意境当中。 有读者曾问我看改编电。
但是，尼克松赢得了大选，然后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意图以此将国务院边缘化，把决策制定权集中在白宫。这一伙伴关系收获显著，诸如与苏联缓和、向中国开放，不过这些成就都跟尼克松的反共名声背道而驰。而这一伙伴关系也推进了那些冷漠、犬儒的政策，更别提那些缺乏战术——源于对非西方人民的欺骗、傲慢和蔑视的政策。弗格森似乎也有些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并没有解释他传主的行为，而是暗示说，基辛格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因为他的前辈们也一样有罪：“你搜遍图书馆，却找不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审判》这本书”，以及“没有大辩论家会自找麻烦去控告迪恩·腊斯克（Dean Rusk）为战犯”。弗格森的抱怨不是完全没道理——佩里·安德森可能也会同意这两句话——但要说这些和基辛格的行为差不多，可以作比，却也不对。
1968年12月，已被尼克松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传记的第二卷可能是弗格森感到比较棘手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道德判断设置在一个较高的调门。弗格森形容约翰逊总统的政策顾问是“无良的实用主义者”，把他们和没有污点的“理想主义者”基辛格作比较，让他们处在不利地位，并描述1963年11月美国在罢黜南越总统吴庭艳时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弗格森援引基辛格对吴庭艳的回应，以纳尔逊·洛克菲勒的
四、读书感悟 1.真正的文学巨匠,都是肩负国家使命、民族使命、时代使命去创作的,所以他们的作品才得以流传千古。 如该书《曹靖华与丁玲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一文中提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本珍贵的书》中魏巍的《谁是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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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盟国的政府——在建立时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已经被我国政府鼓励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并]确立了一个变相的军事独裁统治。……我不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的国家是在心狠手辣地弄权。我们的优势是原则，而非幕后操纵。我们的历史角色始终是用人类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来定义自己。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宝贵资产，一时的成功将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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