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基础和动力对清代桥梁、渡口修建行为的影响，比起经济基础往往更加突出，也更显重要。假设一个有钱人极端吝啬守财，没有对所在社区的公共责任感，他绝对不会甘心自掏腰包捐资兴建桥梁、渡口；而一个经济上本不宽裕的人，如果他一心利济，一心为大众谋福利，他就会想尽办法省吃俭用，节省出资金来修建桥梁、渡口。很多农民和雇工纷纷捐资兴建桥梁、渡口就是很好的例证。清代很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桥梁、渡口的修建，背后都有佛教、道教思想的积极影响。
一、佛教思想
佛教教义中构成修建桥梁、渡口动力的是因果报应学说与慈悲观念。因果报应学说是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一直成为中国人维护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柱。慈悲观念和儒家的“恻隐之心”基本是同义的，都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
清代修建的桥梁、渡口，或者由僧人管理，或者由那些信佛的地方“善人”及僧侣出面筹资创建，这些无不说明了佛教与地方桥梁、渡口修建的密切关系。湖北通山县通洋桥，“雍正间四都翠屏寺僧西爽募众建桥，乾隆间水冲圮，僧星参复募重修”[同治《通山县志》卷2，《建设志·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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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耒阳县狮象桥，在县东三十里大陂市，同治三年绅士黄堂、李方中、徐炳烺等募捐重建，耗金约三万缗，其中“新城市之楚江山僧法玉捐钱一千六百缗，北乡之吉庆庵僧承启捐钱八百缗”[光绪《耒阳县志》卷1，《津梁》]。
湖南黔阳县七星拱桥，乾隆四十八年溆邑僧桂南独力创修，自序云：“今年逾七十矣，苦行所积，不过以世间之财还之世间，非老衲所敢私也。”[同治《黔阳县志》卷25，《工书·津梁》]
湖南醴陵县黄梁桥乾隆甲戌毁于水，浮屠松山恻然有徒涉之伤，乾隆戊子春倡议修复，后“以公巨费绌，日夕劳瘁，一目几为盲”，当时文人感叹道：“松山以四大俱空之身，勤勤恳恳，为一方举废坠，是固佛氏慈悲之旨，而与吾儒利济之心若相符契者。”[民国《醴陵县志》，《交通志》]
清代参与修建桥梁、渡口的很多人虽然并非僧侣，但在思想上也深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一些儒士尽管表面上排斥佛教，但骨子里仍然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思想。如道光八年湖南常宁县绅士李文昊倡捐重修廉政桥，约费钱百有余万，其记曰：“余既乏鞭石之术，又无掷米之能，而成功虽若有天意，实藉诸同人之力。素不喜释氏，惟是因果之说颇觉有征始。余因桥而修分水，由因得果也，既余得诸同人之力，又由果得因也，因因相成，果果相生，只此不畏难之一念所固结，遂不惮其劳，亦不计其费也。”[同治《常宁县志》卷3，《乡都·桥渡》]
清代很多人在修建桥梁、渡口后并不留名，这也主要是受佛教中积“阴德”思想的影响。所谓积“阴德”即行善而不图留名于世，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急功近利，不贪求立刻的回报和效果，而是追求延期的、可以惠及自己来世的“报”。
湖南平江县康熙年间诸生江子仪，“修桥梁十数处，并不列名竖碑”[同治《平江县志》卷47，《人物志六·善行》]。
二、道教思想
道教思想对清代桥梁、渡口修建的影响主要缘于道教善书的广泛传布。宋代出现的《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著名善书，被公认为道教善书的集大成者，与《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并称为“善书三圣经”。与儒家和佛教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不同，道教善书往往通过列举大量行善获福、作恶遭殃的事例来达到劝化世人的目的。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也不同于佛教，它强调的是现世报、立地报和子孙报。即这种“报”可以惠及自己的后半生，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对善书内容和特点的介绍参见王卫平：“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湖北鹤峰州人田首乾，“捐设清廉、长清二渡”，并刻《暗室灯善书》，板存来凤县[同治《续修鹤峰州志》卷12，《人物志·义行》]。
湖北沔阳州汪祖敬，咸丰、同治间人，“尝捐金助修大同桥，广刻劝善书，聚族党宣讲，历久不懈”[光绪《沔阳州志》卷9，《人物志·义行下》]。
湖南嘉禾县知县高大成，乾隆三十年续修县志，采访懿行，嘉禾人士异口同声啧啧称赞胡嵩、胡岱之祖父胡文钟贤德，“且道行事甚悉”，高大成“得其所辑功过格，虽汇纂先民陈言，非自己出，而阅其行述，如孝友、雍睦、捐建学宫，以及慷慨仗义，施与不倦，皆与舆论无间，知其沉潜是书，身体而力行之”，胡嵩参与修志，“以乃祖是书求者甚夥，欲重付剞劂”，高大成为之作序[高大成：《胡氏功过格序》，见（同治）《嘉禾县志》卷24，《艺文志》]。
湖南永顺县宋炳文，“以训蒙为业，学规谨严，每晨盥沐毕，必焚香端坐，默诵《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真经》，寒暑无间，诵良已，然后经理童子课”[民国《永顺县志》卷28，《人物二·笃行》]。
湖南武冈州例贡生袁敏，捐修真武桥金四千缗，升平桥金六百缗，“著有关帝经注释，语皆实践”[同治《武冈州志》卷45，《人物志六·孝友传》]。
清代因为参与修建桥梁、渡口，后来果真生子、考取功名的例子在地方志中比比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了其他人参与桥梁、渡口修建的热情。如湖北蕲水县监生杨肇廷，于“近地黄灭湖施渡船一只，捐田七石二斗五升，又捐伍洲花地一块，后二年举二子”[光绪《蕲水县志》卷13，《人物志·尚义》]。
湖北广济县诸生陈起凤，目睹“白矛冲孔道古桥圮，水骤涨，行旅病涉，凤独任之，甫落成举一子”[同治《广济县志》卷8，《人物志·孝义》]。
湖南安化县归化乡三里桥人吴定祥，“家不中资，喜戒杀放生，刊送劝善诸书”，年七十余方雇匠自营棺具，闻里中议修桥路，即辍工捐谷为倡，曰：“吾身后事可缓，此美举不可不速其成。”妻早卒，“子四皆中年续娶所出，人以为好善之报”[同治《安化县志》卷26，《人物·善行一》]。
湖南新化县人伍桂燕，“修金钩塘桥及安化大琥坪桥，并拓溪桥边茶亭，捐田一亩零”。其长子伍华棠、四子伍瑞，均为候选理问，当时人认为“皆积德所致也”[道光《新化县志》卷24，《人物·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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