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网上媒体传播由大剧院零距离对傅雷之子傅聪珍贵的访谈，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青年、中年时期。
1979年我陪着年迈的父亲到龙华殡仪馆参加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傅聪为料理父母后事专程回国。在去往龙华的路上父亲不言不语，心情沉重。当我们父女走进庄严肃穆而又俭朴的大厅门口，傅聪、傅敏两弟兄迎面向父亲亲切而紧紧握手，傅雷对儿子严厉的事例，久久没有放下，亲切又伤感地叫着冒伯伯、冒伯伯。父亲过去是他们家的常客，傅聪的琴声伴随着两位学人的谈笑风生，一位豪情满怀，一位严谨耿直……
父亲和傅雷是在1947年由钱锺书介绍相识，那时傅雷夫妇第一次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正好父亲也在，就义不容辞当了他们的向导。父亲陪他们逛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古玩铺、北海公园等。父亲出生北京，十多岁时在北京念书，骑自行车穿行南北大街小巷。1948年父亲回到上海后，傅雷在淮海路巴黎新村设宴款待父亲。
傅雷是做父亲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是做人的典范。在著名的《傅雷家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父亲，更看到了一个把艺术与人生的尊严看得至高无上的严肃纯粹的灵魂。傅雷曾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
1949年傅雷迁新居江苏路寓所，一天电话相约父亲上门做客，傅雷拿出钟楼牌特制五加皮款待父亲。父亲虽然从不喝药酒，但这五加皮味道醇厚，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有把人比酒的习惯，傅雷的为人犹如他所珍藏的佳酿——五加皮。我小弟怀康告诉我：“我很小五六岁时，爸爸常带着我，晚上坐三轮车到傅雷家，他们两人聊到很晚，兴致很高，我往往瞌睡，经常带着睡意坐三轮车回家，经过静安寺看到有个钟……”
傅雷先生爱儿子，但绝不溺爱娇纵。他把对傅聪做人的教育寓于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家庭生活之中。诸如穿衣、吃饭、站立、行动、说话这样的生活小事，傅雷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进餐，傅雷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吃饭时是否。
新中国成立后，俄语人才奇缺，为此不少学校争先恐后请父亲去教书，傅雷推荐父亲到光华去任教，胡绳通过沈志远聘请父亲赴北京编译局工作，但父亲选择了由陈毅市长介绍到复旦任教。陈毅早在苏北抗战时，已从同窗王统照那里了解到父亲的一切情况，中外文都好。父亲首选了复旦外语系就职。
如果问傅雷是怎样一个人,相信有人说他一个严父,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慈父.这两点看似矛盾,但却都在傅雷教导儿子的过程及他给儿子的家信中体现了出来.首先说严父,他在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担当起亲自教育的责任,而正如傅雷在对己。
父亲到复旦教书后，每天晚上要为新文艺出版社校对苏联的美学、文艺等大量俄文书籍。出版社的俄文编辑戴际安常去模范村送稿，文稿也催逼得紧。戴后来成为译文出版社的著名编辑，我进译文后成了同仁，戴大编还津津乐道追忆约稿父亲出手快的情景……父亲初上手就要他翻瓦卓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嫌自己文笔笨拙，文白杂糅，请傅雷审阅。傅雷在父亲的译文上用红钢笔密密麻麻地加以润色和修改，有意思的是在日后他问父亲的朋友，为什么冒效鲁不见怪……说父亲那么有雅量！父亲也常说为人校稿有涤垢衣之癖（语本伏尔泰）。父亲生前再三教导我们儿女：“学问、学问，要学要问！与人要公平竞赛。”我在翻译苏联作品《佐尔格传》（又名《同第三帝国斗争》）遇到一些难译地名、句子请教父亲，他都一一答复，有的他也查考辞典和资料。我常听到父亲在模范村二楼门外电话373100，与老白俄、师友的交流中的口头禅“何以见得？”同俄国朋友聊得时间最长，推敲译稿文字……1986年5月24日父亲给我写了四张纸的长信，其中有一段：“人要增长见识，外出多去跑跑。跑一趟南通，多少知道冒家的事，去桂林领略一下甲天下的山水，温习一下柳宗元的记游小品，对文学修养开阔胸襟大有好处。待在斗室靠翻书（字典）是搞不好也成不了学问家的。钱伯伯夫妇都是在外国东奔西跑，结交名流饱览名胜，所以加上翻(看)书，勤于记笔记，就成了大学问家、大小说家。”
1973年父亲来上海与儿女团聚，当他偶然走到江苏路傅雷故居前的马路人行道上，“不禁油然黯然地有惘惘凄恻之感。面对灰白墙壁上血红的残阳斑点，成片衬托出黄昏黯淡的色调，往事如烟飏空而降，掠过蒙蒙的尘雾，有时夹杂着雨丝风片，拍打在我的脸颊上，使我猛地想起这位直谅多闻的诤友”。父亲在参加傅雷追悼会后曾怆然作诗缅怀故友：
我认为傅雷应该是一个严格的父亲，而且是家教有方，他能很好的教导自己的子女成长，甚至是成才，在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情况下，对于孩子的教育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愁听邻家笛，空嗟鸷鸟亡。
傅雷是一个深爱子女、理解子女、有聪明才智的父亲。1、傅雷是一个深爱子女，理解子女，能坦诚相待对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认识。傅聪遭遇挫折时鼓励他，同时又告诫他不要过分焦急或自满。2、也可以看出傅雷是一。
低徊谈笑处，门外立斜阳。
2020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