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自己想好目标的大学生，如果已经有学术准备，不用人建议念研究生的学校和导师；
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不需要；
只有一般人，目标不明、准备不足，需要咨询选学校、选导师。
问谁？问同样的人：当年不突出，也不知道怎么办的人】
DNA双螺旋的提出者之一Jim Watson，虽然是16岁上大学，22岁获博士学位，并非因为超级聪明。
一个原因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认为美国高中教育不行，误人子弟，而让高中读一半（美国高中四年）的芝加哥人可以申请芝加哥大学。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时的生物学容易。
Watson小时候爱鸟，耽误自己：大学还喜欢鸟。鸟是生物不错，但那时没什么重要的科学研究。
Watson申请研究生，特别希望去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创建的，人才济济。不过，于Watson，那是一厢情愿，人家不要他。
他不动脑筋地申请哈佛，只因为哈佛有名，而不管它当时的生物研究行不行。他后来说，谢天谢地，哈佛也没取我，要不然如果我去了哈佛，就学不到什么好东西，而是落后的。读者可以竞猜，如果他去哈佛念了研究生，会不会最后成为某个博物馆的动物部主任？或者给老百姓讲解鸟类习性的科普作家？
芝加哥大学有位老师，给Watson指路：你去印第安纳大学Bloomington分校。
如果把芝加哥比作武汉，那么可以把印第安纳州比作江西省，都是不远的农业区。Watson去Bloomington就好比去江西农业大学（“农大”）。
这老师太看不起Watson了，送他去农大？
其实，那位老师是“因材施教”，让Watson以他自己能够拿到的成绩、不超高的智商，去一个适合他的、专业非常好的学校。
当时，著名果蝇遗传学家Hermann Joseph Muller已经在“农大”，并且已经获诺奖。
美国的“农大”怎么会有诺奖得主？
因为Muller虽然科学很好，但一辈子和人搞不好关系。他是Morgan最重要的三位学生之一，和Morgan就搞不好关系，与实验室也纠结哪个想法是自己的。Morgan于1933年获诺奖，奖金与两位学生分享，就没有Muller，只有Alfred Sturtvant和Calvin Bridges。在德州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关系也不美妙。
Muller是比较左的左派，与美国也处不好关系，去苏联。苏联流行起李森科主义，伪科学。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Muller的好朋友Nikolai Vavilov在1940年代被迫害致死。Muller在苏联科学院工作4年后，1937年被迫离开苏联。他去过西班牙，也在英国大学短期工作。
这样的情况下，Muller才于1945年到美国农大任教。
1946年，Muller因其1920年代的工作获诺奖。
美国“农大”得了便宜。
农大当时不仅有Muller，还有希特勒送来的意大利科学家Salvador Luria。
Muller是1946年诺奖得主；
Luria是1969年诺奖得主（因为其1940年代的研究），因为是犹太人而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Dulbecco是1975年诺奖得主（因为对动物病毒的研究），因为不认同法西斯而离开意大利。
Delbruck是德国人，但是坚决反对希特勒而离开德国，是1969年诺奖得主。
Watson到农大学习是他一生第一个福份。Watson认为Muller和他的果蝇不行了，Luria的噬菌体才是现代生物学。而且Luria与Delbruck熟悉，Watson早已开始崇拜Delbruck。所以，Watson到农大后选的导师不是Muller而是Luria，不是研究果蝇而是研究噬菌体。
Watson上的是美国“农大”，但那时农大正好人才济济，有Muller和Luria这么好的老师、Dulbecco这么好的师兄，在生物学提供的环境远远超过当时哈佛大学校本部的生物学。
Watson的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有insight，指点了Watson。要不然，谁说Watson不会成为某个动物园鸟笼的管理者，而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也说明，研究生阶段挑导师，比挑学校重要；挑适合自己的水平和方向，比挑导师的名气重要。
在大学老师指点择校读研究生后，Watson自己选了导师。一开始是跟风选诺奖得主，入学后自己有认知，选了一般学生不懂、而有见识的学生才会跟随的未来诺奖得主。他在“农大”学了全世界生物学最前沿的噬菌体研究，而不要他的哈佛大学生物系能提供的是生物学的过去。
在位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Watson学习了物理为基础的结构生物学，遇到了一堆以前和今后的诺奖得主，碰到了物理出身的结构生物学家Francis Crick。Watson一辈子对Crick的智力无比崇拜。
其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所以，人不仅不可貌相，而且也不能通过单向度检测的所谓“智商”来判断。
怎么选学校、怎么选导师？
不要问我如何做到，五十年后您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