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和“增效”被割裂开来，形式主义“按下葫芦浮起瓢”
已有16年军龄的某团宣传股股长杨汝俊明显感到，这两年，治理“五多”问题越抓越紧，特别是针对文电会议多的情况，师里相继出台了多份意见和措施。
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许多负担并没有减轻，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存在。在杨汝俊看来，纸质通知的确少了很多，但微信群里的“发号施令”多了起来，并且一旦在群里部署了任务，所有涉及的人员都要一一回复，否则“电话很快就会打过来”。
“信息手段提高了流通效率，表面看减了负担，但工作的实质内容一样没少。”杨汝俊举例说，有时上级在群里告知到强军网网盘上下载通知，然后打印出来办理，这和直接发文没什么两样，还额外增加了几道程序。慢慢地，杨汝俊也建了个微信群，把团里所有政治工作干部拉进群中，方便通知事宜，还能避开“随意发文”之嫌。
到了基层连队，压力没法再分流，反而越积越大。“以前不够用公文‘份量’下发的工作通知，都可以通过微信直接安排，比打电话还省事。”某连指导员陆宁感慨，文电少了，事情反而越来越多。
会议的数量也的确少了。陆宁算了一下，现在需要连队主官开的会，与前几年相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但另一方面，需要上报的文字材料却多了不少。各级把原本需要召开会议讨论研究的内容下发到营连，再以征求意见、推荐人选等名义索要材料。实际上大会的时间被各种通知的办理时间替代，并没有为基层腾出多少时间。
“‘减负’和‘增效’被割裂开来，不仅违背了减负的初衷，形式主义自然也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对于类似文电会议“形式上”的减负，长期跟踪调研官兵思想动态的时任宣传科科长龚毅宏有自己的思考：“减负和增效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减负是增效的必要途径，增效为减负提供充分条件。”
呵呵,我就是在部队(坦克7师装步团特务连)当文书的,当了4年兵,文书干了3年多.想当文书,首先要字写的好,当然写文章也是最主要的,其次要机灵一点.这要看在新兵时候写各种东西就要展现出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文书。
凌晨1点，新疆军区某师驻训地，官兵早已入睡。夜幕下，只有连队文书办公的帐篷依然灯火通明，文书樊奉锋还在挑灯夜战。尹阿龙摄
机关陈规陋习难改，基层疲于应付左右为难
首先做文书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良好的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熟悉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部队文书的职责：1、负责各种公文的收发、登记、传递、催办、保管、立卷、归档及销毁等工作;2、领发和保管全连的武器。
去年3月，某团军务股下发通知，要求基层严格落实一日生活制度。该团二连文书马光耀放下手头工作按时熄灯就寝，但刚躺下就接到作训股通知，要求当晚务必上报当月训练数据。他只好起床加班，结果被督导的军务股参谋抓了“现行”，一番解释后仍被通报批评。
机关令出多门让基层疲于应付，表面看是统筹不力，深层原因其实是工作作风仍未转变。
“很多时候，机关抓工作只注重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不关心是否符合基层实际和官兵的现实需求。”马光耀很无奈，在他看来，机关干部的“本位观”仍有市场，并直接体现在给基层安排工作时的“自由任性”上——给任务不给条件，给时限不给时间。
“今天这个来检查，规范一个样式；明天那个来检查，又规范另一个样式。”某团导弹连文书尹超对此十分反感，“有时候刚下的通知还没落实完，补充通知就又换了标准。”去年10月，该团装备部门先是下发关于采集某型装备信息的通知，之后又3次更改统计内容和格式标准，“折腾来折腾去，要的还是同一批数据”。
个别机关干部的工作懈怠同样让基层叫苦不迭。去年初，某团一营文书唐兆杰熄灯后突然接到团机关通知，要求从强军网下载样表，连夜统计上报某型器材数量。当他打开样表时才发现，师里下发通知的时间竟然是5天前。因为团机关干部自己疏忽，导致原本寻常的工作变成了全团几十名文书的“加急”任务。
有时，机关陈规陋习带来的问题表面上并不容易被察觉，基层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过类似经历的连长段贤鹏说：“推卸责任往往藏在‘权力下放’的包袱中。”
去年10月，上级组织考核，涉及连队正规化建设的考评细则长达20多页。段贤鹏所在连队因赴外执行任务，许多经常性工作虽然落实了，但因任务冲突精简了内容、调整了时间，有的没有及时进行登记。段贤鹏反复向机关致电核实能否对连队参评标准“稍做调整”，得到的答案总是“上面还没答复，你们自己拿主意”。
眼看考核将至，段贤鹏和连队文书只好晚上加班补资料，平均每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谁知考评组了解情况后决定不将连队纳入考评，段贤鹏虽然松了一口气，心里却五味杂陈……
依法治军的观念尚不牢固，“自讨苦吃”平添忙乱
困扰并非全部来自上级，一些基层主官不懂得按照规章制度抓管理，“自讨苦吃”给官兵平添忙乱。
上级的法规政策到了基层变了形、走了样，甚至搞一些偏离法规政策本意的“高指标”和“土规定”，官兵的基本权益难免受到损害。
今年初，该师制定了一系列惠兵政策，其中规定干部轮休由营一级统筹把关，但某团却规定干部轮休统一由干部股承办，并由团主官审批，人为拔高了审批权限。
你的这个提问是一个多答案的问题。能干多久，因人而异，因情况不同而不同。需要部队需要和本人自愿双向选择的。有的文书是大学生在校生，服役两年义务兵后，着急回去复学的，人家个人就只想当两年兵就退伍了。你说他能干。
2018年初，师里下发《关于规范基层政治工作落实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全师基层连队废止《政治教育考勤表》，机关检查思想政治教育软件资料时，基层不需要打印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件。宣传科副科长杨会丰到基层检查时却发现，某高炮连仍然建立教育考勤登记表，且要求本人签字。某团五连打印上级文件、方案，装订迎检文件汇编多达34种。
问及原因，两个连队的指导员均表示规定下发时自己不在位，因此不清楚具体要求。
“不清楚具体要求”并非个例。对此，某团组织对22名连队主官进行的政策法规考核成绩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考核平均分仅为75.5分，6人未达到合格标准。
基层主官对法规制度不精通不善用，依法治军的观念尚不牢固，直接后果就是官兵忙得不明不白。比如，在组织支部委员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时，上级并没有具体规定哪些需要上会学习。某连为了避免日后机关检查时返工，指导员要求所有的文件一律上会学习，这让负责会议记录的组织委员有些不解：“没有规定要不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吗？”
事实上这名指导员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团里规定上级未明确要求会议研究的，一般不单独列议题召开会议，可有时团里刚传达一件事，营里就立刻召集连队主官开会提要求、列标准，甚至还要求当场表态并研究落实措施。
另一些时候，在法规制度面前，经验和惯性占据了上风。该师规定：战士的手机由班排保管，且手机柜不得上锁，只要非正课时间均可自由取用。某团三连却以“战士外出训练，容易弄丢”为由将手机柜锁上。其实连队主官很清楚师里规定，只是心里有个小九九：“怕放得太开引发管理问题。”
连队都设有文书，现在是文书兼军械员。一个是写东西过得去，另外开会当场做会议记录然后事后正式登记到会议记录本，字体最好正楷。二是对于枪械修理方面，这个可以学。但是有天分就更好。第三是领导满意，文书方面工作是指导。
军事训练大纲规定了年度体能训练总时间，折算下来，工作日每天按计划训练完全可以达标。然而一些连队仍坚持周末和节假日组织体能训练，谈及原因，大多是：“大家都这么做，也就没人去质疑了。”
基层主动“加压”、自我“加码”，与过去一些做法“惯性”太大有直接关系
“有的领导把‘减负’当作亮眼的饰品，官兵的负担不减反增。”这并非耸人听闻，宣传科干事张国鹏感触很深，“有些人身子已经迈进了新时代的大门，脑袋却还没进来。”
活动的初衷是积极的，为了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师机关也并未下发活动落实细则。然而基层在组织活动时，却有不少南辕北辙的做法——某团二连制定了“三声”评比量化考评表，经常组织歌声、呼号声训练评比，甚至还购买了分贝仪用来测量官兵们的呼号声大小。
“刚开始觉得可笑，后来觉得可气。”这位师领导在一份调研材料中写道：“这种折腾官兵的风气该恨，藏在背后长期引领这股风气的导向是不是更该恨？”
事实上，一些基层主官热衷出彩头并不是心血来潮。某种程度上说，基层主动“加压”、自我“加码”，与过去一些做法“惯性”太大，有着直接因果联系。
部队里文书是负责管理军械、人员资料、报表等工作的职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五十三条 军械员兼文书职责 （一）领发和登记全连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二）管理连队集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
该师的调研报告指出，不少机关干部部署任务时层层加码，把“数量”当成绩、把“次数”当落实、把“频率”当效果，且在工作评定上，不是依据部队建设是否进步、战斗力是否提升、基层官兵是否满意、现实困难是否解决来树立导向和标准，而单纯以文电下发、活动组织、考评检查、经验转发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评价工作、体现成效。
上级对“痕迹”的重视，促成了基层的“过度留痕”。如今机关一纸公文提倡“减负”，但基层的行为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
今年年初，为了避免频繁督导检查扰乱基层秩序，该师某团规定营连每个月组织一次安全自查。
然而，营里召集连队主官签订安全责任书，连队又组织官兵人人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自查变成了例行公事，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了“书面”负责，大家应付差事，再好的事也渐渐趋于形式。
能力素质欠缺，减负就容易做“无用功”、走“回头路”
有时，方案制订很科学、要求很严肃，一些工作的落实过程却充斥着不确定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在人的能力上。
对各级来说，不怕无策，就怕无心；不怕无招，就怕无能。纠治形式主义，对能力素质来说无疑是场大考。
基层自主抓建能力偏弱的现象也不容忽视——今年初，该师梳理归纳基层连队正规化建设所需软件资料和登记统计项目，取缔了3类14项“无法可依”的痕迹管理，并明确“官兵思想调研重在平时、重在经常，经常性思想教育不再单独撰写打印报告”。但不少连队主官离开“痕迹管理”就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依然要求官兵撰写思想报告，甚至搞只有样卷和统计结果的“迎检问卷”。可见，能力素质欠缺，减负就容易做“无用功”、走“回头路”。
凡此种种，加重了文书之“痛”。在采访中，不少文书谈道：形式主义久治不绝原因是多方面的，根子虽然在上面，但每名基层官兵也有一定责任。减负，没有与之相应的能力作保证，其实也是文书们自身无法回避的“痛点”。
“能力不够，时间来凑。”某连战士郭卫东担任文书之初，办公软件操作使用磕磕绊绊，上级下发的通知内容转述不全、表达不清，时常遗漏和搞混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反反复复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郭卫东从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可惜的是，努力没有换回信任。郭卫东成了连队2年内被换掉的第3任文书。
“拿来就用、不行就换”同样在其他连队上演，“下岗”的文书们大多承认，因能力不足造成的“粗错漏”给连队和主官确实带来了不利影响，可一旦没有功劳，苦劳基本也被否定了，让他们内心更加苦涩。
“一个好文书能成就一个好连队，一个好连队必须有一个好文书。”一个好文书，在反对和纠治形式主义中，可能发挥“过河卒子”的大作用。他们的成长，也需要更多的培养和关心。
文书是一个部队的大管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杂事琐事一大堆。文书最大的优势就是和领导经常打照面，走得很近，所以就有更多的机会跟领导搞好关系，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比如入党，一般来说优先考虑文书。文。
如何看待基层文书忙乱现象
■肖世才
当前，随着各级减压减负工作深入推进，基层部队忙乱现象得到极大缓解。但在调研中，有这样一组发人深省的数据：基层文书最反感机关反复要材料、统计报表的占44%，认为上级要报告耗费精力最多的占39%，反映午休、熄灯后和节假日收到的上级通知占总数的41%。
在文书看来，登记统计过滥、收发文件过多、请示报告过频、梳理材料过杂，以及事务性工作纷繁复杂等困扰，让他们常常深陷“五加二、白加黑”的窘境。
问题在基层，但根子在机关、在领导。基层忙乱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治了表象难除根”，关键在于一些领导机关工作指导理念发生偏移。
调研中，文书反映强烈的“机关刚下的通知还没落实完，补充通知就又换了标准，根本无所适从”，反映出一些领导机关法治意识淡薄。“任性”的权力，其实是形式主义的“温床”。
文书们常常感叹：“不怕忙，就怕忙得没价值。”在不少文书看来，心里苦的根源就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在了“与战斗力无关”的事情上，苦过累过却没有获得感。比如只图数量、不重质量的“过度留痕”，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二八现象”，忙坏自己、忙乱部队的繁琐哲学等。久而久之，就会扼杀基层部队的生机和活力，严重影响各级抓训练的积极性。
作为文书的直接上级，基层主官对文书忙乱现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的完全不考虑文书职责、能力，不管工作和生活，不分大事和小事，层层下传、甩手不管，把担子都压在文书身上；有的不与机关协调、不在内部统筹，要么一把统死，要么撒手不管；还有的热衷于大项活动、大项任务出彩头，主动“加压”、自我“加码”，“过度留痕”大行其道，迎检资料装点门面……事实证明，自主抓建不能想起什么就抓什么、喜欢什么就抓什么，要自觉与法规制度“对表”，在依法治军中提升基层建设质量。
面对文书的“不可承受之重”，各级都应该认真反思：到底应该为什么而忙？怎样忙到点子上？从而真正让基层从忙乱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主责主业，充分调动练兵备战的活力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