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是人。城市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读出许多东西。
日前，新华社一则报道披露，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2.2万人，出现近20年来首次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杭州市以2021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在抽中的410个样本小区开展了5‰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1220.4万人，与2020年末常住人口1196.5万人相比，。
另一座超大城市上海，2017年常住人口也比2016年减少1.37万。京沪人口同时“瘦身”，是近年来首次出现。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即将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西安、杭州等，都有望加入人口“千万俱乐部”。
法律分析：(一)总人口据《杭州市2020年第七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杭州市常住人口数为11936010人，占全省人口比重为18.49%，是浙江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美国经济预测专家哈瑞·丹特曾在其所著《人口峭壁》一书中指出，人口学，是能够让人避开死角、看到未来的终极指示标。你所能预测到的不止是未来几年内，而是几十年内最基本的经济走势。
这样的观点在国内经济领域也十分盛行，这让人们对于城市的人口数据变动总是格外敏感。
“逃离”北上广，流向“新一线”
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最新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对于中国人口做出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负增长。
这几乎绘出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表，更让人口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流动，备受全社会关注。
有报道称，“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策导向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成的”。几年前开始的“逃离北上广”，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北京重点高校硕士毕业生张欣，在北京公司总部工作一年后，去年主动申请到成都分公司工作。“看起来平台小了，但成都市场是蓝海，生活成本低且舒适。”张欣说。
1994年出生的杨东明是东北人，在北京上大学。他毕业找工作时，把简历全部投给了杭州、成都、重庆等“新一线”城市。
很大程度上，这归咎于近年来，北京、上海以房价为首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年轻人月入过万却只能“吃土”。同时，超大城市为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落户政策。此外，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了“换道超车”的机会。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37%），超越传统一线城市（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据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2017年末，浙江常住人口5657万人，与2016年末相比，增加67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68.0%。
具体到杭州来说，2017年常住人口达到946.8万人，而2016年则是918.8万人，增长了28万人，距离“千万俱乐部”越来越近。
人口迁徙向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趋势已很明显。
人口流动背后，是新兴产业崛起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正宗杭州人在杭州有多少，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长并不快。以2011年至2014年为例，4年间常住人口分别增加3.76万人、6.4万人、4.2万人、4.8万人。平均下来每年只有4.79万人。
到了2015年，杭州常住人口才突然飙涨了12.6万人，随后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7万人。
杭州人口2021总人数是1220.4万人。从城市角度来看，2021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达到了1220.4万人，成功迈上1200万人口大关，不仅继续领跑浙江，也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三座迈上“1200万人口”大关的城市。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
这是怎么回事？背后是产业的变迁。
在产业升级背景下，杭州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2021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为1220.4万人，与2020年末常住人口1196.5万人相比，增加23.9万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杭州市常住人口为11936010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700373人相比，十年。
“杭州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新兴产业的崛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人口和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教授回忆起自己在大约十年前的时候，接到杭州市政府的委托，做一个让滨江人口怎么多起来的课题，“放在现在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众所周知，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企业的聚集让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滨江也成为了杭州培育新经济的样本。
截止到2021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为1220.4万人。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杭州全市常住人口为1220.4万人，与2020年末常住人口1196.5万人相比，增加23.9万人。从城乡构成看，2021年末杭州全市常住。
米红表示，杭州本土的新兴企业大大增强了城市对中青年人口的吸引力，带动了整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我当时提出，梦想小镇应该有10万人，他们都觉得我提得太多，但现在来看，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如果将杭州2015年的常住人口数据与2017年的对比，可以发现，杭州主城区的人口增加并不明显，主要的增量集中在滨江区、余杭区与萧山区。而这些区块是杭州新兴产业的集聚地，也是新杭州人比较喜欢选择定居的区块。
除了新兴产业对人口的集聚，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杭州第三产业的人口集聚。
常住人口冠军易主，杭一甬二
赞完杭州，接下来故事的主角是温州——曾经的浙江人口第一大市，却在2016年被杭州迅速赶超。
温州发生了什么？
一方面温州由于地貌多丘陵，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条件与杭州绍兴这些城市相比并不是很好，故本地人有喜欢出门闯荡、创业谋生的传统；而另一方面，温州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就总量而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量部分抵消了在外闯荡的人口规模，才使得温州常住人口规模领先。
2022年杭州年末常住人口约有1220.4万人。浙江人口数量的总数是6540万人，根据2021年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排名，杭州新增人口26.8万，常住人口达到1220.4万，新增常住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近些年以来，年轻人去杭州发展正在成为。
外来人口是填补温州本地人外流空缺的重要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外来流动人口总数就已达到约315万人，外出流动人口约168万人，流入量为流出量的1.88倍。
为何外来流动人口如此偏爱温州？这与其背后的产业形态密切相关。打火机、制鞋、服装、眼镜、电器等一批传统产业，曾使温州制造声名远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温州鞋业为例，温州有规模以上鞋革制造企业850家，约占全省比重的43.96%。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旺盛。
“我国流动人口中，超过80%的流动人口属于经济型人口，即直接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人员。”米红指出，劳动人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仔细翻看浙江这些年的人口版图，曾经遥遥领先杭州、上涨曲线稳定的温州，却在2014年年末，掉了12.9万人口。2016年年末，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冠军正式变更为杭州，温州直到2017年年末才追上自己在2013年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年末杭州常住人口只比温州多了1.3万人，在2017年人口数据公报中，这个数据却已经拉升到了25.3万人。
外来人口减少，“抢人大战”打响
2014年的温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查阅资料过程中，一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引起了涌金君的特别关注：温州市菜篮子农副市场上的辣椒成交量从2014年开始跌出“十大蔬菜”排行榜。
据报道，除了餐饮采用的辣椒数量减少，跟温州外来人口的减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新温州人是吃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不少人回流返乡，辣椒自然也就没那么畅销，毕竟温州大部分本地人的饮食还是以清淡为主，吃辣能力有限。这则新闻从侧面说明，外来人口的流失是温州常住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
他们为什么要走？又都去哪儿了？
与此同时，在温州就业的经历也激发了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热情。“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也逐步返乡创业。”以温州外来人口来源较多的省份安徽为例，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的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2017年已连续第五年持续回流，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较上年基本持平，占当年常住人口增量的14%。
“浙江经济发展最大的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因而浙江产业形态的形成和产业人口的集聚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的力量。”米红说。
消费升级也倒逼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在浙江各地政府的引导下，自动化生产成为众多制造企业的新选择。智慧工厂让机器取代简单的重复劳动，要求操作工人有更高水平的劳动技能。
在温州近些年的人口数据公报中，“机器换人”这四个字频频出现，2016年曾有媒体报道，温州企业的“机器换人”补助力度在浙江居于前列。
这些外来流动人员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温州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曾经辉煌一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型或搬迁，留下来的则是以“智能化生产”为主流的高端制造业，造成了温州近些年外来人口增势放缓的局面。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人口既代表了生产力，又代表了需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杭州和温州的“人口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中国区域经济的最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