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声声·余罪袅袅
“历史人物”已成。
久视茶壶长吁叹。
大势休已矣。
好梦一场空。
－反右词抄。
到7月15日，全国人代会上前后发言的达408人。其中大多是对右派的声讨。
众怒难犯。
章伯钧等人于7月15日在人代会上作了检讨。
起义军失败后流亡香港，从此脱党。1928年春，章伯钧与谭平山等筹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总干事邓演达）、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演达牺牲后，他参与主。
章的检讨比前几次要深刻得多。他在检讨中说：
“我今天是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章伯钧章乃器，·····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
“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采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
……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在人大四次会议上，李伯球慷慨陈词，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
甘肃代表杨子恒的揭发检讨向人们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这时候，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及章的妹妹也先后在报纸上撰文批判章。
但斗争还不是尾声。
1957年8月到了。
北京的8月并不太热，但章伯钧却感到难以忍受了。
往年的8月，章伯钧似乎没有这种感受。
这可能因为对他的炮击并没有减弱。
8月4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严信民揭发：
一次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章对地方来的几位干部大发雷霆说：“你们太不中用，现在天下是人家的。”
今年四月，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和北京市委首次学习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了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忧的是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要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
对于民盟主席，多少年来坚决站在进步方面，得到共产党信任的沈衡老，章伯钧从来是不服气，看不在眼里的。沈老尽管因健康关系很少过问盟务，章并不因之甘心。1953年当沈老进了医院的时候，章就断言病已无望。沈老一度病危，章伯钧兴致勃勃。对盟务极备关心。后来病势好转，性命无忧，章无精打采，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章伯钧是个出色的、反动的政治宣传家。今年春天他视察天津新港回来车过武清灾区。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座谈会上就描绘地说：“那里离北京仅四十里，老百姓就得从先一天起，带着铺盖卷露夜排队，等候第二天的只供三天充饥的混合粮、罗卜干或一块豆饼。有时还得吃树叶。而这边呢，高楼大厦，黄油面包。”去年冬，章伯钧借交通部长之名视察水道，专轮漫游长江苏杭一带。归来又在中央座谈会上说：“我到处刺目惊心的是，共产党党部都是最好的洋房，负责人出入是小汽车。我看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会造反的。”
又一次，在农工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
严信民最后得出结论说：
章伯钧是决心要造反。
既然章伯钧要决心造反，那么必须要有造反的准备工作。
直接一点，就是说章伯钧首先必须“招兵买马”。为了招兵买马，据说“参加农工民主党比买张电影票还容易。”（《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人民日报披露：到今年大鸣大放时期，这些右派分子对于发展组织已经到了狂热程度，章伯钧派了六路大军去各地，王一帆去东北，杨逸棠去山东，张云川去河南，韩兆鄂去陕西，钟岱去太原、石家庄、保定，郭仲衡去昆明。
王一帆在山东花了一千九百多元大肆请客，他并对发展对象说：“你是统战部同意参加的，我们预备要你做省筹委会委员，我们省委会的部长，等于政府的厅长级干部。”
1957年被划为“右派”（右派之首，1980年未被平反，是五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1958年1月26日，所担职务被撤销。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于北京。骨灰于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进北京八宝。
章伯钧所绝口称赞的天津农工民主党组织的发展手段是极其卑劣的。他们对于那些对党不满的人说：“加入农工后，你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欺负”，对那些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平反”；对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做出结论，”对于一些要求进步想参加共产党的人则以甜言蜜语加以拉拢说：“农工和共产党一样，今后长期共存。”天津新华医院农工民主党支部负责人公开向发展对象说：“你愿意参加也得参加，不愿参加也得参加。”
总之，章伯钧在到处收罗旧社会的垃圾残渣，“地主恶霸来者不拒，特务汉奸收为骨干。”（《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县后方乡育才村），时为全国第一大右派，且至今未被平反。中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开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
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决定，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
······
他的一切社会职务几乎都没有了。
但“余罪依然袅袅”。
他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不怎么好。
“他住的房子很大，生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很会挥霍，每天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所坐的一辆汽车是新式保险的，价值3万多元，是交通部付的帐。他喜欢买古董，积欠了古董店万余元，不肯偿还，后来还是由国务院替他还了帐。”（《文汇报》1957年7月9日。）
1958年1月19日，史良在民盟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对章罗联盟进行了系统地批判，洋洋洒洒数万余言。
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批判渐入低潮。
1959年以后，章伯钧的名字在中国的报刊上消逝了。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因胃癌在北京病逝。
六十万右派最后只有五名没平反。第二代太上皇亲自划圈的。
时年74岁。
而四年前的12月7日，“章罗联盟”中的罗早已魂归天国。
摘自《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百名大右派》姚杉尔著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