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60年代，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各民族起义的乱局入侵新疆。由于俄英势力的干涉，新疆问题十分棘手。在朝廷内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指出用兵新疆的成本高而实际收益颇有限，力主捐弃新疆。此时，志在新疆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挥师西征，并任用张曜、刘锦棠等谋勇兼优的能才贤将仅一年半便一举收复国土，奠定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基本走向。左宗棠何以在如此短时间内收复新疆，本文试从“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上谕“六条”的角度来归纳塞防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六条”；左宗棠；新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地和通往内地的西北门户。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奠基人哈·麦金德认为包括中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始终是大国势力试图影响和控制的重要地区。然而，由于新疆外与多国毗邻，内部民族成分多样，安全形势历来严峻。为此，历代中原王朝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派遣官吏及就地驻军屯田的方式积极经营新疆。至清代，尤其是近代新疆变乱后，俄国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阿古柏伺机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使得新疆安全局势恶化。1874 年，正值清政府着手解决新疆危机时日本侵略台湾，清廷陷入了西北边防和东南海防同时告急却无力兼顾的双重危机。基于对新疆形势的洞见，左宗棠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指出新疆与内地“臂指相连”，唇齿相依。“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边时虞侵，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此左宗棠战备充分后便毅然挥师西征。继克复战略要地乌鲁木齐后，又取得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之役，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三大战役的胜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就平定了阿古柏叛乱，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
有何原因,新疆,东南亚,蒙古,丝绸之路,西域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我国的版图。西汉往后的东汉、西晋、唐朝、明朝、清朝；只要是大一统的王朝，都会极力控制新疆。
关于左宗棠何以能够成功收复新疆的原因，目前史家多有论述，达成的研究共识颇多。大而言之，左宗棠能收复新疆，一是清廷对西北防务的倾力支持以及对左宗棠军政一统的全权委任；二是诸省尽力协饷支持；三是诸军将士的协力奋战；四是清王朝的势力同西北分裂势力及外部势力在争夺能力等方面处于较高或者同一水平之上，没有如海军力量与西方列强的海上势力那样存在代差；五是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清王朝对其有统治基础；六是左宗棠卓越的军政指挥才能和周密的人与财的调剂能力。总而言之，在清廷的支持下左宗棠出色的将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巧妙运用，最终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统一，居功至伟。笔者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上谕“六条”的角度来归纳塞防成功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塞防实践中的“筹饷”“筹粮”
“筹饷”与“筹粮”，在“海、塞之争”时期，应属上谕“六条”中的“筹饷”一条。在展开“六条”之“筹饷条”对塞防的影响之前，我们先看左宗棠“筹饷”与“筹粮”的具体措施。为了确保西征军队的顺利进军，左宗棠在进兵新疆的同时，做了大量的补给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为“筹饷”与“筹粮”。第一，“筹饷”。自从海、塞防并举后，清廷的财政情况更加捉襟见肘。但清廷却在各省协济与举借外债上给予了左宗棠实质上的支持，这是左宗棠能够顺利进军新疆的重要保障。“窃惟臣军饷专恃各省协济，而协济之款尤以添拨厘金为大宗。”各省协济是左宗棠西征军饷的最主要来源，对西北的军事行动起着重要作用，各省中，又以浙江、福建、广东最为主要。但随着海防建设的同步开展，各省协济西征的军饷极其有限。“近自筹办海防，东南沿海诸省协济甘饷日渐减少，除江西、浙江两省尚肯，力顾大局，仍旧报解外，福建、河南两省协饷全停不解。”面对东南各省纷纷积欠协饷的情况，左宗棠于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清廷：
“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塞军务紧要，饷源枯竭，待用方殷，敕下户部，各省疆臣，速将部拨出关粮运专款内短解银一百四十余万两限期提解；所有积欠甘饷两千六百一十余万两，分省分限指提若干，应解提饷仍按月如数提解，毋再拖延，俾速戎机。”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上奏后，针对各省懈怠协济西征军饷的行为，下令严格要求各省“自本年为始，月清月款，不准丝毫再有蒂欠。”并于十月十一日发布上谕：“如再严饬短解，即由左宗棠、谭钟麟分别指名参奏。”此后，清廷规定各省督抚协济西征的军饷最低协济八成，以确保西征军队的基本开支。除了各省协济，举借洋款也是西征军饷的另一重要来源。“臣以洋商向来出借规议，年越久则取息薄，借数多则取息减。”左宗棠认为向外国银行筹借洋款，时间越长，利息越低；数额越大，利息越少。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初七，左宗棠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向怡和银行借款一百万两，丽如银行借款两百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宗棠再次向清廷提出举借洋款的建议：
东南亚基本都是属国，而且当时安分守己。有部分国家一直想并入版图，都没有答应。怕拉低GDP，也怕多民族分裂，影响国本。
“应恳天恩，俯念陇饷涸竭，事机急迫，俯准援照台防成案，允借洋款一千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拨还。”
左宗棠主张仿照沈宝桢办理台湾防务时筹借一千万两的成例，再次向外国银行借款一千万两，从各省应协西征军饷里面分期归还。但左宗棠的建议遭到了沈宝桢、丁日昌等人的反对。随后左宗棠上奏清廷“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左宗棠虽将借款由一千万两减至四百万两，但清廷为了支持左宗棠的西征，仍下令：
“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公。”
通过清廷的上谕可以发现，尽管清廷并未同意左宗棠向外举借洋款一千万两，但仍在总数上为左宗棠凑够了一千万两，侧面反映了清廷对西征的全力支持，而这也是左宗棠能够顺利收复新疆的重要条件。
第二，“筹粮”。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对筹粮与粮运的安排是其大军深入而无后顾之忧的重要保障。在粮食的来源上，左宗棠主要采取了四种方法：就近采买、外省运输、向俄国采买和屯田种粮。“巴、古一带既有粮石可采，价值不致过昂，可省运费二十余倍之多，自不必由关内采运，以省浮费。”在产粮区巴里坤和古城，左宗棠主张就近采买，以省长途运输的费用。在不产粮或产粮较少的地方，左宗棠主张外省运输。“袁保恒前奏宁夏采运，臣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拔萃，宁夏府知府李综宾接办。”除了宁夏，湖南、湖北、河北等省份也承担着运粮的重担。不管是就近采买还是外省运输。粮台的选择和设置都极为重要。清廷主张将粮台设在肃州，但左宗棠提出：
“西征粮台若仍移设肃州，则偏于南路，北距古城两千九百六十里，台司支应，何由察诸军之粮食赢缩而各协其宜？东北距科布多四千三百余里，距乌里雅苏台近六千里，台办采运何由查价脚之低昂迟速而尽得其实？无论军行北路，粮台设于南路，为从前未有之事。”
左宗棠认为粮台如果设在肃州，不仅距离北路太远，无法随时供应；而且不利于核查运粮的具体费用。既然肃州不便设置粮台，左宗棠又把目光转向了巴里坤。“巴里坤距各军驻扎之古城、济木萨等处，为程七百余里，车驼畅行无阻。台设巴里坤，照料易周，各军赴台领运取携甚便。”左宗棠认为巴里坤不仅距离古城、济木萨等地较近，而且转运便利。随后，左宗棠陆续在巴里坤、归化、包头等地都设置了粮台，以供转运调剂。除了就近采买与外省运输外，左宗棠还下令士兵屯田种粮。左宗棠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但左宗棠屯田的方法又与以往的屯田方式有所不同：
“此时官兵就地耕垦，自非兵屯，应该随时察酌情形，遇有哈民来归，即发赈给种，并指给地亩，俾得自种自食；或给予雇值，令其随同耕获，俾得自食其力。俾时官军拔行，地亩开荒成熟，哈民复业者必日多一日。是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于哈民故业无损；而哈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尤所心愿。”
“正办理期间，适俄国游历官索斯诺福斯齐等到兰。与之谈论近事，索斯诺福斯齐自称：俄国在山诺尔地方产粮甚多，驼只亦健，距中国古城地方不远。如中国需用粮食，伊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由俄起运，须护运兵牟，均由在山诺尔派拨，其兵费一并摊入粮脚价内，每百斤需银七两五钱。如年丰粮多，驼脚不贵，则价尚可减也。比即与定议，书立合约，计年内可运古城粮两百万斤，明年春夏可运足三百万斤。”
结合以上内容可知，左宗棠通过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福思齐向俄国订购了三百万斤粮食，由俄国士兵护送至古城进行交接。粮食采办充足后，如何转运也是大军出关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新疆多盆地和山脉，粮食转运多有不便。袁保恒赶制了许多大车，用于运输粮食，但左宗棠却对此表示反对：
“大抵西北转运以驼为宜，为其食少，运重，又能过险也。驼行口内，食粮不过三斤，昼牧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牵引五驼，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则食草不食料，如遇疲乏，但喂料一升，加盐少许，仍即如故。”
左宗棠认为新疆北路的粮食转运需要翻越天山，大车运粮不切实际。如果采用驼运，不仅能过天山重险，而且运输数量大。通过以上粮食采购与转运的方法，左宗棠储备了西征所需的大量粮食，数目如下：
“截止光绪二年四月，由河西运存安西和哈密的，约一千万斤；由哈密运存古城子的，约四百万斤；从归化和包头运存巴里坤的，约五百万斤；从宁夏运存巴里坤的，约一百万斤；俄粮运存古城子的，也约有四百八十余万斤。”
由此可知，在大军预备出关的同时，左宗棠通过就近采买、外省运输、向俄国采买以及屯田种粮等四种方式筹集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既是大军顺利出关的前提，也是大军深入的重要保障。
二、塞防实践中的“练兵”“简器”
“练兵”“简器”对左宗棠用兵西北，收复新疆起了关键作用。左宗棠出师新疆的军队主要以张耀的马步营、前钦差大臣景廉移交金顺的部队、刘锦棠的马步营以及徐占彪的马步营为主，如何训练和配备这些部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征军队实力的强弱。在练兵前，左宗棠首先就军队的数量进行了调整。“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以至旷日稽时，难睹成效。于此而欲从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左宗棠认为从数量上看，进军新疆的兵力并不薄弱；但从实质看，真正干实事，有战斗力的人并不多。因此，左宗棠主张先对士兵进行挑选，汰弱留强，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针对“强力之士多呆绌，奇技之士多狡猾，其不中用者与未经操练者同耳。”的现象，左宗棠提出了“故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的练兵思想。在练兵过程中，左宗棠还特别注意训练士兵熟悉阵法，使用武器的能力。“兹届本年春操，臣于三月十六日亲赴教场，校阅各兵排演香山、速战等阵，步伐整齐，进退娴熟；施放连环枪炮、喷筒，稳练有准；比较刀矛、藤牌，亦殊便捷。”左宗棠开赴西征的军队大多都在战前经过了充分的训练，如刘锦棠率领的老湘军就是在凉州训练了几个月后才向肃州进发。在练兵方法上，左宗棠提出：
“兹应画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其曾著战绩如徐学功辈，用之为管带、为督带；其才能办事如孔才辈，用之为帮办。凡督带、管带以及所部哨官、什长，酌给薪水、办公银两，散人给饷与粮，按照客军营制减给。其弱不愿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由官酌给籽种、农器、耕牛。”
左宗棠并不赞同金顺“寓兵为农”的提议；相反，左宗棠认为兵、农不能混为一谈。应该先对士兵进行挑选，将身体强壮有胆识的人根据能力的大小分配官职，并发放薪水；对身体瘦弱不愿参军的人发放农器、耕牛，令其垦荒种地。如此，士兵能专心训练，农民能尽心耕种。此外，在用兵过程中，左宗棠还特别注意后备军的调补与策应：
“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固也。防军，但就地势通筹城堡要隘，以夷险冲僻定兵数多少，别筹游击之师备缓急策应。防守之兵，步宜多而骑可少；策应之兵，步可少而骑宜多。地有定形，兵数固可得而定也。”
左宗棠认为在进兵途中，每收复一个地方，都需要派兵驻守；而大军越深入内地，收复的城池也就越多，兵力势必单薄。因此他主张不管是防守之兵还是进攻之兵，都应该及时挑选候补部队，作为支援。然而要想拥有一只强大的军队，仅仅训练有素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备精良的武器。左宗棠首先看中了后膛进子螺丝大炮与后膛七响枪：
“如金顺出关时，调配开花大炮1门；张曜出关时，调配连架劈山炮10尊，德国造后膛二号螺丝大炮1门，七响后膛枪10枝；刘锦棠部队调配的更多，有新式大炮在内的各种大炮10多门，各种枪1000多枝，后又调给大号及三号开花后膛火炮4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4尊，田鸡炮数尊，后膛七响枪300枝，快响枪80枝，来福枪500枝，各类炮弹1000余枚，大洋火100万颗，各类子弹28860颗。此外左宗棠还建立了一支由侯名贵率领的炮队，有后膛炮12尊，弁勇160余人。”
从数量上看，光金顺、张曜、刘锦棠三支部队的大炮数量已将近四十尊，枪支、弹药更是数不胜数；从种类上看，开花大炮、劈山炮、后膛二号螺丝大炮、田鸡炮、七响后膛枪、快响枪等都已具备。此外，左宗棠还在作战过程中缴获了逆贼大批武器，如在攻克达坂城时“夺获贼马八百余匹，精利枪炮军械一千四百余件，大开花铜炮一尊。”难怪包罗杰在其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这样描述左宗棠的军队“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由此可知，左宗棠为大军顺利出关，在部队训练和武器配备上都做了充分准备，这为左宗棠能够顺利收复新疆提供了人员和物质上的保障。
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和观点，是因为我们 是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 来看待的 历史 决策，也是用新疆和东南亚现在的状况来分析其利弊关系，并且所占的角度还有些不全面，要论 历史 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占据东南亚，同样也就要从。
三、塞防实践中的“用人”“持久”
清廷在西北能保持较高的“持久”平叛能力，同正确“用人”是分不开的。就“用人”而言，主要体现在清廷对左宗棠的任命以及左宗棠对部下的任用两个方面。首先是清廷对左宗棠的任命与人事调整。清廷下令左宗棠督师新疆并不是一时兴起，自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发布上谕“陕甘总督着左宗棠调补，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至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在西北任职长达九年，对西北的军情与粮运可谓了如指掌，是进兵新疆的不二人选。随后，为了保证左宗棠能够随时协调各方，专心西进，清廷对西征的人员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将负责西征粮台但与左宗棠“乃近来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的袁保恒调回京城供职，在筹粮与运粮上给予左宗棠更大权力：将“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能”的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令其回京任职，在军事上给予左宗棠更大便利。由此，左宗棠在统兵、筹粮、运粮上都享有较大权力，加上无人遥制，处理西征军务时便更加得心应手。其次是左宗棠对部下的挑选与任用。左宗棠特别注意挖掘人才的优点，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如刘锦棠作为湘军大将，曾随其叔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捻军起义，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额尔庆额虽然性格鲁莽，做事冲动，“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而金顺虽然资质平庸，但是却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此外，左宗棠还特别注意人才的调补。“金运昌前在金积堡与金顺、刘锦棠共事一方，彼此尚称孚洽。今调其西征，既期与刘锦棠同心，又适符金运昌本愿，合之两美，于时局亦属相宜。”不难发现，在人才调补的选择上，左宗棠更倾向于选择有经验且彼此相熟的人。除了金运昌，左宗棠还上奏清廷将“地质实堪造就”的李云麟开复，协助处理西征军务。为了正军心，提高士气，左宗棠特别注意赏罚分明，多次上奏请求奖励出力员牟；针对提督徐万福“察看近日情形，刚躁任性，颇出意外”的行为，左宗棠也绝不姑息，立刻上奏清廷请求将其“注销勇号，以参将降补，用示薄惩。”
“吾们现在看文襄公整个收复新疆，历时一年半，但上溯同治十三年八月，文襄公奉命筹办大兵出关粮运，历时也有一年半，在这一年半中文襄公是在准备。再看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兵吐鲁番，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兵南路，又是相隔四个月，在这些期限之间，文襄也在准备。”
通过分析以上史料可以发现，这些准备包括筹集多少粮食，粮食如何运输，运输的时间、路线以及途径，准备多少兵力，甚至包括计算军队进攻的天气，逆贼逃跑的路线等。因此，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经过了详细和具体计算的。其次，从具体的作战过程来说。在成功收复北路后，本来应该乘机一鼓作气向南路发起进攻。但左宗棠却并不着急，他上奏清廷：
“再，大军进规南路，一切布置情形，已详陈在案。适因玛纳斯南城未克，需军助剿。刘锦棠分军赴之，戎机遂滞。比九月二十一日蕆事，原派遣马步各营收回，已在十月，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凝结之时，师行不便。且刘锦棠自前赴南路搜剿逸贼，行次感受瘴气，致染沉疴，派营赴玛纳斯时，即已困惫难支，浸至不省人事，迨由古城觅医诊治，始就痊可，然旋愈旋发，尚未复元。而部牟丁，因转战而前，未得休息，旋又收割贼种秋粮，劳乏之余，多染疫气；幸入冬时症渐次减退，稍予调养，可冀如常。臣致函刘锦棠详定师期，以明岁春融为妥。”
综上所述，“筹饷”与“筹粮”“练兵”“简器”“用人”“持久”成为保证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的主要原因。就“筹饷”与“筹粮”而言，早在“海、塞防之争”时，督抚们就已提及各省协济西征军饷之事。如福建巡抚王凯泰提出只有等“西陲底定”才能将各省协济西征的“厘捐”用于海防建设；湖广总督李翰章也提到东南各省财力，有一半都用在了西征。由此可知，各省协济西征军饷既是“争论”的内容，也是清廷此前一直实行的措施。因此，左宗棠在具体的实践中牢牢抓住这一点，并获得了对协济各省”指名严参“的特权。就新疆用兵对“筹饷”与“筹粮”的创新而言，则主要体现在“举借洋款”以及创造性筹集粮草两方面。在“争论”中，督抚们就“筹饷”一条并未提出向外借款的建议，但左宗棠在各省协济缺口较大时，提出了仿照沈宝桢办理“台防”之例向洋商借款一千万两的建议。在筹集粮草方面，左宗棠采取的四种办法是他在对新疆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果。其中既有传统手段，如就地采买，外省运输；也不乏左宗棠个人的新创见，如其“非兵非民”的屯田方式。由上不难发现，在“筹饷”与“筹粮”方面，左宗棠虽然根据西征用兵的实际情况和新疆的具体特点发挥了自己的创见性才能；但我们不能否定，在“海、塞之争”中，督抚们提出的问题与建议使左宗棠对西征筹款、筹粮的困难、障碍有了更为充分认识，为提前作足充分准备，制定应对策略起到了警醒作用。
就“练兵”“简器”来说，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始终秉持着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原则对关外兵力“严加汰遣”。在“海、塞之争”的复议阶段，左宗棠与浙江巡抚杨昌潜、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已提出对军队实行“汰弱留强”的建议。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使用的武器主要来源有三：国内制造、战后收缴、国外购买。对武器的购置方面，督抚们已经就此提议一面向国外购买，一面由国内机器局进行仿造。在“争论”过程中督抚们所提的练兵方法不外乎“水、陆兵分练”、陆军化兵为勇、水师如何学习西方技术等。但左宗棠却提出了“首练心，次练胆”以及“画兵、农为二”的训练方法。左宗棠作为收复新疆的主帅，针对新疆用兵的特点进行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但左宗棠作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在“练兵”和“简器”等诸方面同督抚们有高度的共识，也意味着左氏获得了同僚的经验和策略方面的借鉴、支持和肯定。
为了防止各国落入匈奴之手，汉武帝不得不派汉军直接整合西域各国，以形成对匈奴的真正威胁。匈奴的威胁贯穿整个汉朝，所以控制西域也是汉朝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最好的控制就是直接把西域变成汉朝的领土，所以汉朝在西域建立了西域。
在“用人”方面，首先是清廷对左宗棠的全权委任和信任，可谓真正体现了其上谕“六条”中“用人”精神和原则。其次是左宗棠对西征将士刘锦棠、金顺、额尔庆额、金运昌、李云麟等人的任用，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优长。在“海、塞之争”时，湖广总督李翰章就已提出“统帅得人”则军队自然“精锐可用”的建议。左氏对将士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在“争论”过程中，山东巡抚丁宝祯就已提出“严以驭人，恩以结之”的主张。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军队能保持较高的“持久”平叛能力，是因人、财、法合理调度和整体、系统编用，而在“海、塞之争”时督抚们就己经围绕人、财、法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左宗棠对士兵实行养精蓄锐之法，适时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及出关前、进军新疆时粮草的采集与运输，“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策略，都彰显其统帅军队，用兵打仗的突出智慧和才能。这一方面说明清廷众臣同享中国传统用兵文化与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督抚们的意见与建议对左宗棠有“鉴勉”作用。
总而言之，“海、塞之争”后形成的“六条”对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应是毋庸置疑的。
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 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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