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梁启超的师生情谊
梁漱溟说：“我年轻时受知于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又一位便是梁任公启超先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称“全集”，第548页)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的风云际会，使梁启超(1873——1929)与梁漱溟(1893——1988)一度形成密切的师生关系。
(一)早年深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时期，梁漱溟避乱桂林的时候，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纪念梁任公先生》的文章，充满感慨地谈到梁启超对自己的影响：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他20岁。当他20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30岁创办《新民丛报》时亦还不行。直待我15岁，好像《新民丛报》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整年六巨册••••••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寢馈其中者约三四年。18岁时，《国风报》(笔者按：此报为梁启超主编)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集，而原报殆不可得••••••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全集第六卷第427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他20岁。当他20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30岁创办《新民丛报》时亦还不行。直待我15岁，好像《新民丛报》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整年六巨册••••••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寢馈其中者约三四年。18岁时，《国风报》(笔者按：此报为梁启超主编)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集，而原报殆不可得••••••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全集第六卷第427页)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
关于梁启超对自己早年思想的影响，梁漱溟直至晚年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本世纪初，我家就拥有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梁任公主编的壬寅、癸卯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由他主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共计五百多万字。这是我最早的自学课本。梁任公在著作中一面提示新的人生观，一面指出中国社会之如何改造，正切合我对探求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需要，得益甚大。他在报刊上介绍外国各家小说、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西洋思想文化不少;他关于先秦诸子及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是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最初之接触。这段时间梁任公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徒在思想上，还在生活上，诸如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等。”(汪东林记《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43页)
梁漱溟在谈到在顺天中学读书的情况时，说自己原来倾向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后来受进步同学的影响才改变观点，“转向倾向革命”，加入同盟会。(全集第七卷第533页)
(二) 二人的相识与相交
关于与梁启超相识的情况，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有着最早的记载：“民国五年曾因范静生(源廉。笔者按：当时的教育总长，梁启超早年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元培)先生。但对任公则未曾见。”(民国九年)“一日，忽承他偕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全集第六卷第431页)
梁启超看望梁漱溟既是出于对佛学的兴趣，更是出于爱才之心。1916年22岁的梁漱溟曾上海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推崇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两年后他的《印度哲学概论》在北京大学出版。这两部著作先后再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影响较大;后者是梁漱溟在北大教书的成果。1916年冬，曾任民国首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途经上海时，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了《究元决疑论》，很感兴趣。第二年，蔡元培正式聘请24岁的梁漱溟为北大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梁出版的《印度哲学》一书就是印度哲学讲义中的一部分。1920年梁漱溟的又一部著作佛家唯识学讲义《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京大学出版。这个对佛学研究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引起了了梁启超的关注。
梁启超,梁启超简介 民族：汉 出生地：广东新会 出生日期：1873年2月23日 逝世日期：1929年1月19日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
对梁任公来访一事，梁漱溟数十年中念念不忘，多次在文章中谈到， 直到 80年代(此时已年过九旬)的《问答录》中还特别回忆起这件事：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
“同梁任公相识并开始交往，则在民国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在崇文门外花市，不授课则在家读书备课搞研究。一天，梁曾首先来看我。梁任公带其长子梁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突然登门访我，使我甚感意外。因为其时梁任公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他这次造访于我，是出于对佛学的共同爱好。自此以后，我便常去向他讨教。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是该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名是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其间我曾不时到清华去看望他。”(全集第七卷第548——549页)
在《飞虎之壮志英雄》这部剧中，董启超是许森的老爸。虽然说他是徐森的老爸，但是他并没有做好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董启超虽然说很有钱，但是他却不认许森，在许森的母亲离世之后，对许森不管不顾，所以许森只能和。
这份难以释怀的系念，表明梁漱溟对与梁启超这段师生情谊十分珍惜。
1925年，发生了一件使两人内心均感震动的事。这便是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前清内阁中书)遗稿《伏卵录》的发现。
梁济的这篇遗文对梁漱溟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耿直的他为表白先父多年郁积于内的隐衷，将《伏卵录》直接送交梁启超过目。任公接读梁济遗文，“感涕至不可抑”，致函梁漱溟自责“虚骄慢士”， 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巨川)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之溺，斯即可以报先生也。”((《梁启超复书跋记》附录，全集第四卷第803页)
梁启超的诚恳态度令梁漱溟感动、钦佩，他说：“先生时掌教清华研究院，院事草创，又适为李夫人营葬西山之麓。仓卒为之复，坦怀论过，辞意深绵，迥异泛论，伏读流涕感激，弥仰日月之明。”(《梁启超复书跋记》附录，全集第四卷第803页)这件事加深了二人坦诚相待的师生之谊。
1927年5月，梁漱溟离京赴广州工作。两年后，梁启超因肾切除手术后病情恶化，在北京遽然离世。梁漱溟获悉这一消息十分难过，表示：“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而我未有以报。”北京一别之后，再无从见面，“岂料先生竟作古人”，只有“抱恨无穷而已。”(全集第六卷第594页)
尽管梁漱溟凭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后来被尊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但他对梁启超一直以很高的评价。他说：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复)、章太炎、章行严(士钊)、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全集第六卷第428页)
梁漱溟强调指出，梁启超“一生成就”，“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全集第六卷第430页)高度肯定了梁启超作为近代卓越的宣传家、启蒙思想家的杰出地位。
在晚年的《忆旧谈往录》中，梁漱溟还特别谈到，梁启超自1920年退出政坛后，“专心讲学，又偕友游历欧洲各国，写有《欧游心影录》，更见其好学新知之诚。”(全集第七卷第549页)
虽然梁漱溟与梁启超在学术上并未形成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梁漱溟对于这位私谊甚深，给自己和父辈带来思想启蒙的精神洗礼，并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学术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前辈怀着深深的感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