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卡恩：我叫罗伯特·卡恩，1938年12月23日出生于纽约市。
访谈者：请问您父母的名字是？
鲍勃·卡恩：我母亲叫比阿特丽斯（Beatrice），我父亲叫劳伦斯（Lawrence）。我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我父亲在大学毕业后教了一段时间的会计学，后来在纽约一所高中当教导主任，在退休之前，他在那所高中当了一段时间校长。
“中国互联网之父”让我们从以下这些马云式的话语中探寻这个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人的商道智慧吧。他坚信，创业的首要条件是“创业激情”，他说：“从事电子商务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最重要的是永远为你所激情的事情。
访谈者：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在您成为如此伟大的科学家之前，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鲍勃·卡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孩，头脑很活跃。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我这一生都和他们非常亲近。他们都过世了。我父亲在1999年去世，我母亲是在父亲去世的5年前去世的。其实主要是我对科学没有太多的兴趣，对未来的职业没有太多的想法，童年的时候我只是享受生活，喜欢运动，而且头脑非常活跃，解决难题是我进步的动力。我会记录运动成绩，去解数学难题，我喜欢数学。所以，其实不管从哪方面讲，我的童年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就是个享受生活的小孩。
访谈者：您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孩子，不管去哪儿干什么，都能立即在老师和同学眼中显得很突出？
鲍勃·卡恩：也许不会，我当然不知道当时老师们对我的看法，但所有的东西我很快就能学会。我是那种孩子，就是放学以后把作业推迟到最后一分钟再做，因为这样总是更容易，我能非常快就做完。在这之前我会出去和街上的孩子们玩球，会去骑自行车，或者做别的什么。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专心、专注地去做事情。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次我居然连作业都没交，因为太简单了。第二天我去的时候，老师问：“作业呢？”我说那些作业不怎么值得花时间去做，因为我都会做。老师说：“不对，你不能这么干，你必须得做做看。”所以我就把作业做了。虽然说作业看起来不像“2加2等于几”那么简单，但我感觉就那么容易。
访谈者：您有没有兄弟姐妹？您和他们关系怎样？
鲍勃·卡恩：我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半的妹妹，她做什么事情都比我好一点，她非常用功，假如我得99分的话，她就能得100分。她在高中和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是做毕业致辞的优等生，我从来没那么努力过，不过她比我努力。她已经去世了。
访谈者：在初中或者高中，您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吗？
鲍勃·卡恩：没有，如果必须列出我最感兴趣的事情的话，追踪体育运动可能会在名单的第一位，我对运动很感兴趣。
访谈者：您能再谈谈您说的“追踪体育运动”是什么意思吗？是说您参加体育运动并追踪的意思吗？
鲍勃·卡恩：不是的，我是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球迷，知道他们表现如何，球员都有谁，有多少次本垒打，等等。我会跟踪并统计数据。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去跟踪热门歌曲，如“本周前40首热门歌曲”，还有热门歌曲的名次变化轨迹，一首歌什么时候排名第一，两周前或者两周后的排名多少，诸如此类。我喜欢听各种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等等。我喜欢阅读，但要是让我在坐着读书和出去运动之间做选项的话，我可能会选出去运动。当然我认识一些人，那种只要有机会读一本好书，就会把读书作为优先选项的人。我喜欢阅读，我读过很多书，但是我更喜欢运动。
我喜欢数学，喜欢解难题、解谜题，我一直都有一些在解的难题、谜题书，也许那时我还做过数独游戏，尽管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病了，她小时候得了风湿热，1945年她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总共发作过8次，那是第一次。那天是1945年4月12日，正好是罗斯福总统去世的那天，我认为是这个消息引发了她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因此我和妹妹，在我父亲的大力支持下，花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帮助母亲做家务。我们每天都要做饭。我父亲有一份全职工作，他很忙，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家务，我觉得我的童年很特别。
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几位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1955年出生于英国）万维网的发明者，互联网之父，英王功绩勋章（OM）获得者，不列颠帝国勋章（OBE）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工程师学会。
访谈者：您帮了父母很大的忙，那您厨艺好吗？
鲍勃·卡恩：这个你得问别人，不过我感觉我的厨艺挺好的，还过得去。我觉得我的志向还没到要开家餐馆的程度，因为我没那么有创意，那么时髦。我是说现如今，厨艺好不好不仅体现在食物做得好吃上，装盘也要好看，我更倾向于只是把食物装到盘子里，不去考虑那些摆盘的细节。我对各种烹饪方式都感兴趣，我会从报纸、杂志上把菜谱剪下来。我还订阅了一些这方面的杂志，并且时不时地尝试做各种菜。
访谈者：这也算是一种追踪活动吧？
鲍勃·卡恩：这种是试验性的。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的是考虑把不同的调料和口味如何搭配起来，这是烹饪乐趣的一部分，如何烹饪某种食物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如何做出美味的东西来，去做某道菜。像这样的事情，我都很喜欢，需要动脑，很有意思。
访谈者：能不能讲讲您的学习经历？
鲍勃·卡恩：其实我高中读了三年。第一年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就读。当时我们住在布鲁克林，后来搬到了长岛的法拉盛，我记得是在1952年左右，也可能是在1951年，大概是那段时间，我在法拉盛高中读了高中的最后两年。1955年我从法拉盛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可能是1953年。
访谈者：最终您去了纽约城市学院。为什么决定去这所学校呢？
鲍勃·卡恩：这个其实有两方面原因。由于家里人生病，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离家近比离家远要好，这样就能帮助到我父亲。作为一名高中教师，他赚的钱不多，所以我们并不是很富有，我想他会尽一切努力支持我，我申请了很多不同的学校。我记得这些学校都录取了我，包括一些现在非常有名的学校。最后我决定在当地读大学，头两年实际上我是在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度过的，那所学校离我们在法拉盛的家不远，坐公交就可以到。那个课程是先在皇后学院读，后面两年可以到纽约城市学院读。纽约城市学院有基础工程课，而皇后学院有更多的文科、数学、物理和历史课程，还要完成学业所需的其他课程。我记得我在皇后学院读了两年，然后到纽约城市学院读了两年半。我开始考虑进入工业工程领域，因为我小时候对一些东西如何运作非常感兴趣，我非常喜欢那些，还特别喜欢研究它们是如何影响工业的发展的。虽然说里边有我的一些商业上的考虑，但我对研究和理念之类东西更感兴趣。不过后来发现没有我想读的那样的专业，所以我选择了化学工程，觉得它可能会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我对食物、气味和味道感兴趣，但我不喜欢在实验室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于是我改变主意，逐渐对电气工程产生了兴趣，因为电气工程需要有非常强的数学基础，还涉及不少物理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在本科期间学的其实是电气工程。我记得是在1960年1月，我在纽约城市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获得了电气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
纽约城市学院的埃贡·布伦纳（Egon Brenner）先生是一位好导师。他住在离我家不到一英里[13]远的地方，主动提出开车送我上学。大多数时候，我去纽约城市学院，他会在早上开车载我一起去学校，晚上再和他一起开车回家。上学放学都很顺利，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坐地铁去曼哈顿，坐火车上学。
访谈者：怎么会碰巧遇到这么关心您的教授，还愿意送您上学？
鲍勃·卡恩：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觉得他有多喜欢我，我认为他对学生很有眼光，我觉得他那么做不是因为我是个多么好的学生。你问过我，是什么真正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但我想说的是，是他激发了我对研究的兴趣。我在纽约城市学院的最后一个学年，他说学校可以为某些学生提供专门的研讨会，由老师们决定是否去做某个项目，所以在最后一个学年，他为我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我记得是做某些高级课题，很有挑战性，不是那种课堂上的东西。我选择了一个以前考虑过的领域，看看如何进入那个领域。我几乎记不起当时做的课题了，但我记得，那确实激起了我对研究的兴趣，找到某个大家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难题，然后深入进行研究。我想他后来是转到了纽约地区的某所大学，最后退休了，不过我和他已经失去了联系。
访谈者：您觉得您和教授还有其他人一直都相处得还好，是吧？
鲍勃·卡恩：一直吗？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和一些教授相处得很好，有些教授讲的我一直都听不懂，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报名参加了一门逻辑课，但我真的弄不明白那门课教的东西，所以我就早早转去学线性代数课程。但在很大程度上，我的意思是说我喜欢那些老师，其实我喜欢那个教授，只是我弄不明白他教的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和所有的老师都相处得很好。我从来都不是那种问题学生，虽然有时候我对有些东西掌握得太好了，以至于对一些必须做的课业的细枝末节不怎么感兴趣，但最终我还是去做了。
访谈者：我觉得很有趣，伦纳德·克兰罗克也提到了纽约城市学院！他特别提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去纽约城市学院为他们的研究生院招生。您最终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而是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您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吗？
鲍勃·卡恩：我记得我申请过许多学校，麻省理工学院可能是其中一所，康奈尔大学是第二所。我被所有我申请的学校录取了，但我最终去了纽约城市学院，先是去皇后学院读两年，然后去城市学院读完剩下的课程。麻省理工学院是伦纳德·克兰罗克读研究生的地方，他的博士论文在计算机网络领域非常受欢迎。
不过我并不是直接去的。我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的时候，是1960年1月，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学年结束时间，因为当时我读的是四年半的课程，实际上是五年的课程，但我四年半就读完了。于是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获取一些行业经验。当时我考虑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院（RCA Labs），它当时不在普林斯顿，另一个是贝尔实验室。我最终去了贝尔实验室，当时贝尔实验室的总部在曼哈顿，除了那些了解贝尔实验室历史的人或当时在那儿工作的人，并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贝尔实验室。不过去贝尔实验室会很方便，因为我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早上开车去就行，通常我和其他开车去曼哈顿的人一起去，有时我会坐火车，晚上再回来。那样真的很好。不过在那期间，我获得了一份NSF[14]的奖学金，可以支付我自己选择的学校的所有费用，我决定接受，然后去普林斯顿大学。一般来说，申请以后，都要等着出结果，但我在当年就知道被录取了。
为了表彰塞尔夫和卡恩为发展因特网作出的杰出贡献，1997年12月，克林顿总统为他们颁发了“美国国家技术奖”，而塞尔夫则被后来的人们尊称为“互联网之父”。
后来我在贝尔实验室做了9个月，那年9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然后暑期的时候继续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我第二年就又回去，在西街工作，那个时候贝尔实验室的总部所在地是曼哈顿下城西街463号，就在哈得孙河西岸，在那里可以看到玛丽女王号每隔一个星期的周二进港和周四出港的场景，隔周伊丽莎白女王号都会进港或出港，它们都是远洋客轮。那儿是个很好的地方，格林威治村的餐馆很棒，我们会步行去那边吃午饭。同事们都特别棒，我主要是和一帮做运筹学研究的同事在一起，他们做的都是关于贝尔系统[15]的架构方面的工作，当时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想从事具体的技术组件工作。我觉得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可能对后来我在互联网方面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因为我没想去做具体的技术组件的工作，我在贝尔实验室所做的，是那种总体架构方面的工作。
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位名叫罗杰·威尔金森（Roger Wilkinson）的老先生，就像贝尔系统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他穿羊毛衫，抽烟斗，住在拉奇蒙特，周末的时候，他乘着帆船去那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为贝尔系统做了大量的通信工程理论工作，这些理论牵涉到应该放多少条线，在哪儿放，以及如何让其满足某些条件。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互联网，能有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或者说是他所工作的年代，能有与那个时候的电话同等的性能指标。不过你也知道，如今的互联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较低的交互规则水平之上完成的，不过我们有这些全球性的系统，有一定的延迟时间，并且是以在不同的地方有多少东西来衡量的，比如标记和发送者，它们是贝尔系统的交换中心的结构实现的组成部分。他知道它们都在哪里，他了解整体的架构，可能他是唯一一个有那种全球视野的人，我觉得现如今可能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整个系统的信息了解得那么多。其实，那时候不止一个系统，因为AT&T[16]在当时的电信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与现在我们正在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
访谈者：您觉得纽约城市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哪些不同？或者说在您求学和学业方面，它们都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
鲍勃·卡恩：是这样的，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课程的第一个暑期，也就是研究生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的暑期，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第一年时，我刚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第三年的时候，我在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不是在总部，是和香农[17]一起工作，他是一个数学研究小组的成员，在电气工程，尤其是通信领域非常有名，提出了许多通信方面的数理标本理论，特别是噪声处理理论。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应用数学家，写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叫《噪声下的通信》，据此人们可以将很多通信建立在一种更为结构化的基础之上。他像是我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的笔迹一丝不苟，他可以在一张8 cm×11 cm的纸上写下比我在同样的10张纸上写的东西还多，记下特别细小的数学公式和其他东西，他是一名应用数学天才。后来他好像从贝尔实验室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我认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过一段时间。当然，贝尔实验室早期有特别多的人都很有影响力。香农是从贝尔实验室出来的，他创立了整个信息理论的概念，还有如何处理编码，他用这样的方式根本性地改变了整个行业的业态。
多年以后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教员没有几个人，是个小团体，香农就在我旁边的办公室。我记得他是在347或349办公室，我是在343办公室，我们之间只隔几间办公室，当时我和其他一些非常有名的人共同执教。
我想说的是，两个地方的环境太不相同了。纽约城市学院基本上就是一种教学环境，人们到那儿去学习，学校把你带上路，除了最后一年我参加的研讨会之外，那个是特殊的，班上只有我一个参加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接受教育。我学到了很多，那个项目很棒，激励了我，并让我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以成为一名富有成效的贡献者。普林斯顿大学则完全不同，据我所知，学校不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课堂作业。我上过一些课，因为我觉得那些课很有意思，我花了很多时间专门去学数学和物理，因为那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在三楼或者顶楼待过很长时间，不管是在法恩大楼哪个地方，那是以前数学系所在的地方，紧挨着物理系的帕麦尔大楼，是传奇般的存在，因为很多计算领域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里面，在数学系。那里举办了纪念图灵[18]一百周年诞辰的活动，他是计算（机）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那段历史我并不完全了解。我当时大概知道这件事，但不知道细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的。所以当时大家得自己靠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就是学习，在一段时间结束后要通过一些考试，然后要写一篇博士论文，我都做到了。主要是一种自我学习的努力。我当时真的很有动力，因为突然间我真的对学习这些不同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我可以选择想要学习的东西，然后投入其中，我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参加了口试，我通过了所有测试。据我所知，那很困难，因为班上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不知道确切的通过比例是多少，大概有35∶1，非常低。大量的硕士学位被授予出去，但很少有人通过博士课程。我觉得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课程也在发展之中，尤其是在电气工程课程方面，有许多非常不错的系。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是世界顶尖的数学系之一，甚至有可能排名第一，我猜大家对谁排名第一会有争议。不过电气工程当时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系，还在发展。学校要求的标准很高，所以系里试图引进最优秀的人，将毕业标准提得相当高，并告诉你如果想拿到学位，就必须超越那个标准。我在那里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并在1964年年中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那之后，我决定去教书，原本我以为自己会去一所小一点的学校，但他们基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支持，也没有很多人可以交流，所以我决定去一所大的学校，结果被麻省理工学院聘用了。于是在1964年9月的时候，我去了那里。
访谈者：您在1962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两年之后，您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时间相当短。
鲍勃·卡恩：我觉得从入学开始通常都是4年的时间，授予硕士学位更多是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完成了课程或者是通过了口试，学校自然就会授予你学位，我的意思是我记得我从未申请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最后的两年，就是专门用来撰写论文的时间，大多数情况是两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是三年。这方面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好多年以后，我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拿到学位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寻常，我不知道他们会给自己的毕业生授予荣誉学位。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我说你们可能弄错了，因为我已经有博士学位了，可能是某一个科学博士的学位。他们说道，没错，那是真的，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后来我了解到，互联网作为一项工程所意味着的成就，远远不及它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就荣誉学位而言，他们通常会这么做，授予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那样很好，于是我必须得去出席活动。
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普林斯顿校长安排了晚宴，邀请了许多主要的教职人员，我记得还有四五个荣誉学位获得者，还有一个民权工作者，从南方来的，我忘了还有谁去了，可能有约翰·图基（John Tooke），还有个别其他教职人员，校长要求大家站起来讲一些在普林斯顿时的有意思的事。我的一名导师，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先生，他是一位杰出学者，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经常给大家做论文指导。我觉得他可以在任何学科和任何领域中帮助写论文的学生，前提是学生们要还可以，不是不怎么样的那种。因为与他在一起探讨的时候，是有规律和套路的，如果是好学生的话，论文一定要提出某些目标，没有提出目标，那就下周再看一下，或者把这周取得的进展讲给他听，或者说一下你各周都有什么计划。好像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他总能引导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往前走，他在这方面很精通。
不久后，又有一位老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是刘博士，多年来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那时刚从布鲁克林的纽约大学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我记得他去过贝尔实验室，他很年轻，有着过人的直觉，我可以和他一起工作，他有很多好主意，他问我说和他一起工作好不好，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在和约翰·托马斯一起研究一个话题，而刘博士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一起想出了一些别的东西研究。当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里边包括了一些约翰和我所做的工作。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如何同时调节信号的振幅和相位，以使其带宽最小化的问题。另外和刘博士一起，我研究的是信号的数字采样，就是如何处理诸如时间抖动，如何对采样进行概括等问题。我们没有创立信号采样的概念，但是我们提出了如何处理信号采样的一般思路，特别是在对不同的东西进行多次采样，并将它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的时候。因此，论文最终是A篇加B篇，用订书钉订起来。我觉得那样有点不同寻常，不过也没有想太多。后来约翰退休的时候，他请了所有以前的学生聚在一起，其中有些人非常优秀，他将我作为他的第六个学生介绍给大家，他说：“我觉得鲍勃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中，唯一一个写了两篇博士论文的人。”我说，是的，我也没有意识到，我还以为我只写了一篇。他说，他在会上宣布了这一点，说他们已经决定，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第一个课题，在第四个月，第六个月或者第八个月就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有资格获得学位；但他们认为我在博士学位的研究方面，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所以，指派我和刘博士一起工作，于是我就又做了些另外的事情。之后他说，“实际上，其中任何一项研究都有资格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希望我参与到那个课题中去，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样挺好的，我说既然我写了两篇论文，那我觉得获得荣誉学位就说得通了。不过这只是句玩笑话，我没有真那么想，只是觉得很荣幸。当时就是这样。
访谈者：听起来您在普林斯顿大学很开心？
鲍勃·卡恩：我和你说过，我从小就对体育运动很感兴趣，我可以给你列一大串我以前做的事情。我喜欢打高尔夫，高尔夫是排在最前面的，我还喜欢打壁球、滑雪、花样滑冰、打网球。我想说的是，我以前做很多种不同的运动。激流独木舟也排在前面，我积极参与的有6到8种主要的运动项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那段时间，经常是早上6点起床，或者5 : 30之前起床，然后去贝克滑冰场。贝克滑冰场是那种人工冰场，从研究生院到那里步行大概需要10分钟。我会去那里，早上花2个小时练基本动作（patchwork），你可能不知道patchwork是什么意思，就是穿着带冰刀的鞋练习一些花样滑冰的基本规定动作。他们将冰场分成长方形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如果非要说大小的话，大概每块有8英尺[19]或10英尺宽，10英尺或12英尺长，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小块上练习“画8字”，尽可能地接近冰场上的标记，一直保持在同一条轨迹上。这种练习很不错。我以前每天早上都会去练习，那时我特别喜欢冰上舞蹈，练习冰上舞蹈的各种步骤，尽管没有搭档一起练冰上舞蹈，可以说我做的是种单人表演，不过这只是我喜欢运动的一个例子。
我以前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上学的第二年年底到第三年年初，那时我通过了口试，从大概5月中旬开始，我整个暑期都在休息，一直到10月初。我会去普林斯顿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那里毗邻研究生院宿舍，我可以带着高尔夫球包，30秒就走到第二个球洞，我整个夏天都在打高尔夫。有意思的是我在高中和大学都打过高尔夫，本科毕业前是在皇后学院和法拉盛高中打，所以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是高尔夫球员，虽然正式打球之前我从未打过高尔夫，也从来没有碰过球杆。我会简短地给你讲一下，然后再转回来。
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一起步行到学校，步行大约需要三四十分钟。我知道打高尔夫球是他的兴趣之一，但我从来没有玩过，有一天，我们没有在放学回家碰头的地方见面，他说能不能到他打高尔夫球的地方去找他，因为他还有别的事要做，我说可以。于是我就在外面等着他出来，他出来说：“你能进来和我们一起打一会儿吗？”当时应该是高尔夫球队在开会，为球队选高尔夫球员，他们需要5名成员，但只有4人来。于是他们说，“为了提交队员名单，我们需要在高尔夫球队名单上填第五个名字，可以让我们用你的名字吗？不过不用担心，你不用上场打，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找别人的”。我说，好啊。我不知道要签的是什么东西，不过为什么不呢？于是，他们就写上了我的名字。可是球队一直没招到第五名球员，所以后来开始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得参加比赛。我爸爸有一套旧的木质球杆，那种老式的高尔夫球杆，于是我就上场了，结果我就在那支高尔夫球队打了一整年，有意思的是，我还赢过一场比赛，一年有9场比赛，我赢了一场，输了8场。然而我赢的那场比赛，是和一个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球的人比的，所以也算是旗鼓相当了。不过第二年我就打得好多了，因为我必须学习如何打高尔夫球，我还有了新的高尔夫球杆，每年能打赢4场或者5场，差不多一年下来总体上输赢各半。
后来我去了皇后学院，报名参加了高尔夫球队，并加入了球队，我们也打过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黑色球场（Black Course）打球，因为当地的球场要施工，关闭了一年。当时我觉得自己打得相当不错。我还记得1959年我们打过的一场比赛。出于某些原因，那时候我还在皇后学院的高尔夫球队打球，我们在西切斯特的一个叫“翼足”的高尔夫球场比赛，那是许多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举办的场地，是全美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之一，我们在公开赛之后的第二天去了那里打球。那边还保留着同样的旗杆和球洞位置，大体上一样，要说有不同的话就是会高一点。然后他们所用的球道，可能有30码[20]到40码宽，在着陆区缩小到只有18码左右。那里所有的地方大概都是那样，如果没有击到球道内，就必须得用刀背杆，打出去才能重新开始比赛。而且“翼足”的果岭都很有意思，有很多起伏，大多数果岭只有一小部分平坦的区域，直径大概有10英尺，如果打到那10英尺的范围内，打得够好的话，可能真的会打进一个小鸟球。如果没打到的话，就很有可能得三次推杆，而不是两次推杆，因为果岭上球速很快。我觉得那天我打了我一生中打过的最好的一次高尔夫，我错过了8个球道，就是丢了8杆，在8个果岭打了3杆，这实际上已经相当好了，因为我打不到那10英尺的范围，所以是8+8，共16杆，因为是在72杆的基础上打的，所以在这个场的标准杆是88杆。那天我打了92杆，这是我打过的最好的高尔夫成绩。与此同时，职业选手们打出了68杆、69杆，他们比我少了很多杆，以至于在那一刻，我有放下所有去打高尔夫的想法。
此外，我在那段时间对科学非常感兴趣，所以在第二年年末到普林斯顿大学口试开始期间，我暑期什么也不干，只打高尔夫球，每天都打，而且我是那种只要参与到某件事中，就会特别投入的人。虽然很难相信，但我记得我们背着包，每天会打四轮。我和另外一名叫斯图·史密斯的研究生一起每天在那个球场打球，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一天四轮，直到快要开学了，大概是在9月底到10月初。
访谈者：您还坚持打高尔夫球吗？
鲍勃·卡恩：嗯，我一直在打高尔夫，那是一项需要肌肉记忆的运动，大家都知道，弹钢琴的时候，光脑子里有音符是不够的，手指必须知道该怎么做。高尔夫也是如此，身体肌肉必须得知道如何动，所以打高尔夫的关键是肌肉记忆，并且得放下思想包袱，打高尔夫时不能想太多。就是这样。不过你知道，如果没有一直打的话，那么就必须得重新学习，重新训练肌肉，所以现在我出去打高尔夫的时候，第一天我的分数很差，第二天会少5杆，第三天会少6杆，直到四五天后，才会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状态，然后回家，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开始。
访谈者：1960年前后，您从1959年开始打高尔夫，那个时候打高尔夫很流行吗？
鲍勃·卡恩：对于喜欢打高尔夫的人来说很流行，我的意思是说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我认为是阿诺德·丹尼尔·帕尔默[21]让高尔夫流行起来的，有很多高尔夫球手，在鲍比·琼斯[22]、萨姆·斯奈德（Sam Snyder）和本·霍根（Ben Hogan）那个年代，高尔夫是人们都知道的一项运动，后来有了球赛转播，全美电视台都可以观看到，有很多受欢迎的球员。
不管是帕尔默还是尼克劳斯，不管是谁，突然之间高尔夫就在美国流行起来，当然有很多资金都流向了这项运动。如果你问像杰克·威廉姆·尼克劳斯[23]这样的选手，问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可能会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不是说他们作为高尔夫球选手做得不好，也许后来收入高一点，但那时候比赛方面的费用非常少。杰克在两种比赛中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纪录，比如说在大满贯赛中，他赢得了所有的冠军，他目前在锦标赛球员名单上位列第三，不过那时候他们的报酬确实不多，虽说他打得很好。
现如今要是赢得某个锦标赛的话，显然我不会去打，因为我打得不够好。有一些锦标赛，如果夺冠的话，奖金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大概在这个范围内。可是在以前，金额可能会在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数字完全不同，即使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些钱也不算多，所以说当时高尔夫不是很流行，没有电视播出方面的收入，我觉得其组织方式和今天的组织方式也不一样，拿不到那么多的钱。其实去看高尔夫运动的历史的话，我也很喜欢这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绅士运动，如果是为了钱去打的话，就不合乎规矩。它不是一种职业运动，职业球手也不被当作职业运动员看待，和业余爱好者一样。当然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不过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
访谈者：您差不多提到了五项运动。一直以来您都花了很多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各种运动技能，很活跃？
鲍勃·卡恩：我非常活跃，身体非常协调。我喜欢运动。在我真正投入职业生涯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运动。我发现设定指标和目标很有挑战性，对于以前的我而言就是这样。
中国互联网之父是钱天白。因为是他，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揭开了中国人使用Internet的序幕；是他代表中国正式注册登记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是他，改变了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放在国外的历史，中国的互联网才能迅速。
访谈者：您打网球吗？
鲍勃·卡恩：我打过网球，打得一点也不好。想一想我参加过的所有运动，我可能最擅长打高尔夫，不过我确实特别喜欢花样滑冰。在我参与过的运动中，我觉得没有几项运动能像花样滑冰那么美，中国十大之父是谁，它既优雅又有运动强度。，
访谈者：您提到的那段时间里您独自练习花样滑冰和冰上舞蹈。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女学生不多，所以您没有舞伴？
鲍勃·卡恩：是这样，对我来说，花样滑冰和冰上舞蹈的挑战在于能否执行那些步骤，因为如果你不能按那些步骤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舞厅的舞池中跳舞，有人会说先这样移动你的脚，然后再那样移动你的脚，不过是个平衡的问题。但是对于滑冰来说，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你的滑冰鞋上差不多有8条刀刃，大多数人认为有2条，但是如果你看一个冰刀的底部，会有些不同。冰球滑冰鞋的冰刀底部有点圆，但是花样滑冰的有点向上凸，所以每条冰刀的两边都有两个锋利的边，在设计舞蹈的时候，你根据自己的步法和步骤来设计，有时甚至不需要和搭档在身体上有接触。不用和搭档在一起，只需要和他同步就好了，实际上也可以做同样的步骤，不过脚是分开的。这通常也是跳舞的方式。他们会这样来设计，这边有8英寸[24]，8英寸是在左边，给你一些指标，左滑对右滑，内边缘对外边缘，向前或向后。可能会是这样，先用左外缘向前滑，然后再用右内缘向前滑，因为这样过渡很容易。或者先做三个转弯，然后用外侧滑。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在冰刀上做各种不同的动作，而且必须要能够做到，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不过你也完全可以自己做。当然，如果有搭档的话，可以一起练，但是搭档一起练的话，对我来说，得要有新的目标，比如说想去参加并赢得某个比赛，然后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练习上。
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去滑，都有哪些步骤，怎么去做得更好。所以说滑冰很有意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花了很多时间去滑冰。我在那儿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不一样，因为睡醒后，我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打起精神来，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在做论文的时候，我会醒来以后就继续做。所以以前，我经常是每天睡6个小时，分3个阶段。比方说我一直工作到早上4点，假设那段时间我在写论文，我也许从凌晨3点开始睡觉，从凌晨3点睡到早上5点，然后起床，5∶30出门，去练花样滑冰，然后回实验室，可能会在那里工作到差不多快12点，回到研究生院，那里会提供午餐，12∶30我开始睡觉，睡到下午2∶30，3点回到实验室，工作到晚饭前。所以说我白天有3个两小时的睡眠时间，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我现在已经不能那样了，而是需要更多的连续的睡眠，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访谈者：不得不说，如果您精通一两项运动，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6岁开始，我除了羽毛球之外不玩任何其他运动，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就读的每一所学校的羽毛球冠军。直到我在华盛顿特区工作，遇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专业羽毛球运动员。我还记得那个人40岁左右，而我那时候还很年轻。职业球员让我明白我无法和他们相比，他们太厉害了。
鲍勃·卡恩：打得最好的职业运动员都不年轻。其中一些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或50年代。对我来说，体育运动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能量。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运动是一种扩展能量的方法。高尔夫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试图打得更好，我总是试图提高公制。网球对我来说更具社交性质，更像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喜欢打高尔夫，很有趣，但是我从没试图达到某种高度。我只是想在外面玩得开心。
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是普林斯顿校长在颁发给我们荣誉学位前一晚举行的晚宴上的事。我和他们讲了我后来了解到的当时交的两篇论文的事，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学会把高尔夫球打好的，是因为我当时失误非常少，我说我当时是和另一个研究生在打球，这个人我有差不多40年没见了，他是唯一一个能证实这个故事的人，这时候房间的后面有人举手。原来斯图·史密斯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主席，我一直没再见过他，他站了起来，“嗨，鲍勃”，他和我打了个招呼。从那以后，我就尝试想找他一起打一轮高尔夫，但没成功。后来他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部门的主管，他在那里工作得相当出色，但他和我只是很好的同学兼高尔夫球友。我们打的是平行高尔夫。你可能会问，你们怎么能一天打四局？因为我们都自己背包。我们玩得很好，只要平行击球就好了，我们可能都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在果岭上平行击球，然后继续前进。这样的话，我们早上7点开球，9∶30完成第一轮，回到第一个发球区，12点结束第二轮，然后中午吃点东西，就在俱乐部会所前面的草坪斜坡上。12∶30再开球，3点打完。然后走着回去，我们住的地方离得不远，回去后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再下场，大概是5点到5∶30，然后7∶30到8点下场，在后院烧烤，然后去睡觉。第二天重复同样的流程。
访谈者：喔，您那个夏天过得可真够精彩的。
鲍勃·卡恩：是的，很棒。对我来说，运动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方式，我精力充沛，运动能帮助我消耗能量。但打高尔夫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一直想着要在这里或者那里有所提高。对我来说网球更具社交性，我会和我真正喜欢的人一起打，我们只是锻炼一下。我喜欢运动，它很有意思，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达到某种水平，也不会每次都想着把谁击败，或者说要90%的发球都达到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我们就是要打得开心。
滑雪也是如此，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滑雪总是意味着潜在的危险，对吧？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快，可能会滑离赛道，摔断腿什么的。对我来说，滑得开心就好了，而且滑雪一般都有社交的性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和朋友一起去滑雪，我们会去某个滑雪胜地，这更多是一种集体活动。结婚以后，我和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一起去滑雪，那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参加的一种社交活动。我设法让她玩得开心，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在小山坡上，我用肘部轻推了她一下，因为你得从山坡上下去，再继续滑。她去做了，这对我来说很好，因为她对尝试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东西一直都没有兴趣，比如黑钻石雪场，但是我不得不去做，因为我想和她一起滑雪，在那些允许范围以内的地方。除非去做什么傻事，一般不会受伤。所以就是这样，别的方面也都是这样，激流独木舟也是要玩得开心而已。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想做多好，我甚至不知道衡量水平有什么标准，不过是要玩得开心。我会和我的某个好朋友一起去划独木舟、野营旅行，等等。
访谈者：您下棋吗？
鲍勃·卡恩：我小时候下过棋，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曾经每周五都会聚在一起，在电视上看《暮光之城》，通宵下棋，吃比萨，等等。不过国际象棋实际上是种竞技活动，有点获取智力方面的乐趣，而不是说我打败你多少次，你打败我多少次。但我在高尔夫运动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些指标，让自己变得更好。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的，我是说我只是在帮朋友一个忙，这样他们就有了第五个高尔夫队员。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我在心里就做了决定，要做得更好。
访谈者：我在巴黎的时候，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围棋俱乐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围棋。然后，我开始和别人一起下棋，当赢得越来越多时，我会感觉更好。
鲍勃·卡恩：那就是赢的标准，将事情合理化。我对合理化的问题很感兴趣，对我来说这真的很有意思。我发现大脑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它通常会以各种方式，去找到某种合理化的方法。有什么好例子呢？人的鼻子，对。人要是闻一下自己的鼻子的话，那味道肯定相当不好闻，对吧？但是大脑不会就此说那根本没什么气味。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选的，可能是我自愿的，去负责研究生院的所有社会活动。
除了其他事情外，我会安排和那些女子学校的学生举办联谊会，确保大家在联谊会上都做应该做的事，我们有乐队，大家主要是在大厅里聊天、社交。我通常会站在外面等车开走，确保所有人都上了大巴车。我发现我从小时候开始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歌剧。我喜欢交响乐和音乐，歌剧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这些东西的缩影。但在我成长的经历中，纽约主要歌剧院的票几乎一直都是售罄的状态。只有在第39街和第7大道的歌剧院能买到票，因为所有的票基本上都永久性地售罄了，如果周一凌晨三四点左右在那儿等着，也许能买到最上面的票，在那里虽然看不到什么东西，但至少能够听到声音。我忘了那叫作什么了，就是那种离得最远的座位……但即便这样也很难买到，而且会浪费很多时间，你必须起得很早，这样都还有可能买不到票。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事，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举行了罢工，我给总经理鲁道夫·宾打了电话，他是常务董事。我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来普林斯顿大学，给我们开一个研讨会，因为我以前经常安排社交研讨会，也安排过和女子学校的联谊会，所以邀请他来，给我们做一场歌剧方面的讲座，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罢工，以及他们会怎么解决问题，管理歌剧院是怎么一回事。他同意了。之后他就来了，我们就有了一场问答形式，有点社交性质的讲座活动，然后我们通常都是在普罗克特大厅举行正式晚餐，研究生们在那边用餐，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穿着学位服，所以这是场正式的活动。尽管大多数孩子在学位服下穿的是T恤和蓝色牛仔裤。活动是由我负责的，我请客人进来，我的工作是每天晚上用拉丁语做饭前祷告，然后吃晚饭。我们和鲁道夫·宾坐在一起，他不停地赞美歌剧的好处，还说大家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进来。他还谈到了培养体系，我对那方面不太了解，就像棒球队有棒球分会，他们在分会里培养新星并将他们输送到大联盟。歌剧也一样，他们有不同类型的歌剧演员，学习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方演出，他们会选用最好的演员，我觉得应该是在提拔演员。后来他说你们真的应该参与进来，我说，恕我直言，这一桌子人里，可能没人比我更感兴趣了，可是我也得弄到票才行，而那是不可能的。一代一代的人都想要买到票，但是买不到。他说，是啊，他知道这是个问题，不过那并不是他想要说的……然后他私下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他给了我一个大都会歌剧院的他们工作人员的名字，让我给这个人写信。剧院计划发布一份关于订阅B系列节目季票的公告，可以去听一年中的某些歌剧，信中要告诉他是鲁道夫·宾让问询的，于是我照做了，然后收到了回信。我在信中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特别想要两张票。于是我买了两张前排和夹层的票，这是剧院里最好的座位。从那时起，我每年大概要去听四到六部歌剧，然后把其他的票给了住在纽约的家人，那样很不错。那是我经历过的事情里非常不错的一次。
访谈者：用这种方式买到票真的是非常天才。我认为您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技能，比如交新朋友以及如何一起完成某事。我说得对吗？
鲍勃·卡恩：我喜欢付诸行动，促使事情发生。我的意思是说，这也是我做事情的动力之一。我们可以谈一谈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些可以放到麻省理工学院这段时间里。不过你知道，我基本上会付诸行动，努力促使那些我个人感兴趣的事情付诸实施。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对于那些可能实现的事物和那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物，总能清晰地进行区分。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做过一次关于互联网方面的讲座，当时是在英特尔科学奖[25]，还是西屋科学奖[26]的活动上，我不记得确切的名字了。想想看，成百上千个极优秀的高中生，去做他们的科学项目，争夺最高的大奖。有个小女生在我一次演讲结束时站了起来，她清楚地知道所有关于互联网的知识，也一直在使用互联网，她说：“我们要感谢您对互联网的贡献，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最想问的。”我就问：“是什么问题？”不过想一想的话，一个15岁的小孩会这么看事情，也并非没有道理。她问道：“您是如何说服世界各国政府让您建立互联网的？”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不会去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是这么回答她的，我说：“你可能不会喜欢我的回答，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那是个好主意，除了那些真正在做这件事的人以外，我们几乎就是在闭门造车，我们不需要去协调所有事情，只需要研究人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也有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预算支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在顶层负责这件事。我们也得到了批准，所以说从上到下都很支持我们。可是直到很多年后，才真正出现了这种扩张。”假如有人对我说，“我想把每天工作时间延长两到三个小时，你能和我一起吗”，我甚至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改写物理定律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些事情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即使是靠个人魅力或者个人成就也不行。在这方面我的看法一直很明确。其实现如今有很多问题，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过，他们会说我们要为某些事情做些什么，假如看不到我要付出的努力能够达成目标，我基本上就不会参与。由于我在一些组织中扮演的是领导者的角色，花了很多时间，所以经常有人会问我：“我们要在商场里游行示威，您能来吗？”我会这么答复：“我宁愿通过某种途径，去和你们打算呼吁或说服的政府官员直接谈，而不是在那边喊‘不，不，不’，去争取那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访谈者：您在麻省理工学院只待了两年？
互联网之父，指互联网的创始人、发明人，这一美称被先后授予多人，包括：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温顿·瑟夫(Vint Cerf 原名：Vinton Gray "Vint" Cerf ）、罗伯特・卡恩（Robert Elliot Kahn）等，。
鲍勃·卡恩：我大概是1964年9月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1966年9月离职。
访谈者：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同时也在AT&T公司和贝尔实验室工作？
鲍勃·卡恩：不是，那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之前的事。在贝尔实验室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我就去读研究生了。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有两个暑期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加起来总共有三段时间。后来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在那儿待了两年，直到第二年年底开始休假。
访谈者：您不喜欢当教授或者不喜欢教书吗？要不然为什么两年后您就加入了BBN[27]？
鲍勃·卡恩：你这是听谁说的？不对，我非常喜欢教书。学校里所有老师都很厉害。我记得在我旁边办公的是欧文·雅各布斯[28]，他是两家著名大公司的创始人，一家是通信技术咨询公司Linkabit[29]，实际上这家公司是他、安德鲁·维特比[30]和伦纳德·克兰罗克一起创立的，我记得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来他卖掉了这个公司，又创立了高通[31]，这家公司到今天一直是无线通信领域的领军者。欧文的办公室就在我旁边，他旁边的办公室里是约翰·沃曾克拉夫特[32]。约翰实际上是我们这群人的负责人，我对他非常了解。他和欧文写了一本与通信相关的书，叫作《通信工程学原理》，这本书非常好，现在仍然是一本重要的教科书。
约翰·沃曾克拉夫特旁边的办公室是克劳德·香农的办公室，下面的大厅里的办公室是范·雅各布森[33]的，大厅对面的办公室是罗伯特·卡约[34]的，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大咖。这个团队里的人真的很厉害，我可能是当中最年轻的。
约翰·沃曾克拉夫特是一位非常棒的导师。他的门总是开着的，他说什么时候想过去就可以过去找他，我经常去。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有时我会把正要解决的问题写在黑板上，他似乎对有的问题很感兴趣。有时他会自己写文件，甚至连头都不抬，我当时脑子里就打了几个问号：我是不是打扰到他了？是不是让他感到厌烦了？后来有一天我选择直接去问他，我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有时候我在黑板上解题的时候，你会站起来主动和我一起努力，抹掉这个，变一下那个，这样试一下，那样试一下；可有时好像我都不能吸引你的注意。不过你从没要我走开过，你能解释下是怎么回事吗？”他说：“你瞧，你研究的问题都很有意思，可是有时候，假设你有一个问题，你想找出特征值，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如果我不知道要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做什么，我就很难有动力和你一起研究那个问题。要是我告诉你答案是1.3和2.4，你会用这些答案做什么？有时候我确实能看出来该怎么去用，这就会让我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又没来由地说，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他认为那些对社会影响大的人是知道如何影响社会的人，如果我想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终身教席，需要做的不是去证明我很聪明，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很聪明，而是去证明我知道如何做一些能改变社会的事情。我就回答说：“你说得很有道理，那你建议我该怎么做？”他又一次无缘无故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请一年或两年的假，然后再回来。这期间找到那些懂得如何改变社会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所以说，这是促使我去休假的原因。不是我不喜欢教书，事实上，我很喜欢，特别想回去，但是我最终决定去一家小公司，就是BBN公司。公司里根本没有和我同领域的，我是唯一一个研究通信技术的人，那时候这个领域刚刚开始与计算机融合。后来有更多通信领域的人加入公司，原来是因为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我后来去了那里工作。当时他们对创建计算机网络非常感兴趣，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但他们对全国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研究都有所支持。他们想要建一个网，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一些交互计算机连接起来，然后研究团体就可以弄清楚计算机如何能够进行交流，弄清楚那样能做什么。他们所需要的网络要最后真正得以实现。我后来去的时候，对计算机网络真正产生了兴趣。不是因为我了解到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要做什么，而是因为我觉得这确实很有意思。
我所在领域的很多人都对我说，我这是在放弃我的事业。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可能是在60年代中期，好像真没有必要去建那种网，其中也没什么商业机会。AT&T的人当然不会感兴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时这方面完全没有生意可做。这种事情必须得非常成熟才行。后来当这件事变得可行以后，他们才开始介入。这件事就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时公司里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就对我说，你来给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做提案吧？他们拿走了我写的那些备忘录，并将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询价单中。我后来写了建议书的技术部分。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份询价单的时候，一点都没意识到我会去参与构建这个网络，因为我不是做那个的。我当时觉得想要搞明白怎样去设计网络，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无底洞。后来我是听从别人的要求写了那份建议书。之后我发现人们如果不理解设计原则的话，就很难真正把网络建设起来。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而且那一点我必须坚持，就是确保我们构建的东西能够真正地被利用起来。这其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后讨论，现在谈可能太技术化了。我最终决定留下来，不过我的想法仍然是等这一切都完成以后，我会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去。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也给我提供了几个职位，让我以后回去继续执教。当时甚至还有过一个提案，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将美国国家研究创新机构出售给麻省理工学院或将其责任转移给麻省理工学院，但最后我们的董事会决定不那样做。无论如何，我最终留在了BBN，直到我们把网建了起来，后来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聘请我到华盛顿去工作，成为其办公室的一员，我同意了，后来把办公室建了起来。
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应该是在1971年提出要聘用我，但我大约一年后才接受。因为我太忙了，我忙着1972年10月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办的国际计算机通信会议，这次会议我们需要演示所有这些技术，最后我们完成了演示。之后我直接去了波士顿，为1972年的选举投了一票，然后登上飞机。
访谈者：国际计算机通信会议，太厉害了。您是如何连接20台电脑，一起向参与者展示的？
鲍勃·卡恩：当时我们取得很大进展，我在BBN的时候，基于那份提案，我们拿到了合同，来建造网络的分组交换设备。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会去采购线路，将这些交换设备连接起来。交换机决定了网络的工作方式。我们的工作不是将计算机连接到交换机，而是让计算机能够连接到网络，以便让它们互相之间可以通信。这项任务被交给了高级研究计划局所支持的所有机构。他们还资助了一些开发研究协议的人，其实我就是这样才和瑟夫认识的。当时他在伦纳德·克兰罗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之后他和他的一位同事斯蒂芬·克罗克[35]，还有其他几个人最终被高级研究计划局指派承担研究开发协议的任务，那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即计算机之间使用什么语言来互相交流。他们提出了一种叫作NCP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阿帕网上运行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些缺陷，不能真正扩展到互联网环境。这就是开发TCP/IP的渊源。就这样，由这个小组来提出协议，然后所有其他的机构，主要是高级研究计划局所资助的机构的人，都被指定来实际解决如何连接他们的计算机的问题。而这次演示的全部努力，基本上就是将一个阿帕网节点放到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当时是在酒店的舞厅里，我们搭建了一层夹层地板，做了所有的布线，拿到了连到阿帕网的其他链路的连接。当时计算机遍布在全美各地，已经连在阿帕网上了。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在希尔顿酒店舞厅使用阿帕网访问这些计算机的能力。我们设法拿到了40种不同类型的终端设备，从电传打字机到图形显示器，再到人们用来实际使用这些设备的各种东西。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鲍勃·梅特卡夫，他在西海岸创办了一家名为3Com的公司，不过他最著名的事迹可能是创建了以太网[36]。他的工作任务就是让网络能在所有场景下使用，这也是我交给他的任务，去弄清楚人们会做什么。人们坐在某个终端前，会做什么呢？于是他就尝试各种各样的场景，试试这种，再试试那种，再试试这种……他在不同的机器上操作，就像人们穿过一个游乐园，在这边停一下，然后在那边停一下，再在这里停一下。他就是到了这个终端停一下，这边有一本书，在这个终端停一下，这边还有一本书，如此反复。有些人在操作机器，有些人在展示他们自己的能力，有些人得到了亲身体验网络的机会。这次演示主要就是要干这些事，但它花了我们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才得到实现。我们必须确保能在酒店里做所有的事情，满足所有规则，如何描述并显示所发生的事情，如何检查并确保阿帕网是在正常工作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是高级研究计划局委托的。当时是拉里·罗伯茨，基本上都是他在要求做那些事情。我曾向他提议，我们在春季的另一个活动中做演示，因为我认为那将会通过一种集合的方式，让大家去尝试各种使用情况，就像是施加一个外力，让阿帕网真正工作起来。虽然那时人们都在谈论阿帕网，但在1969年9月到12月之间，我们最开始只安装了四个节点，实际情况是，在1969年，几乎还没有机器联机。当时能做的最好的，可能就是接收一个包（packet）[37]，然后说我收到了，再把包丢弃掉，因为当时没有协议可用，没有应用程序在运行，什么都没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套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让所有的机器在网络上正常工作。这也就是当时那项任务的意义所在。到了1971年，我决定下一年我就要做这个，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支持下，我们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进展，仍然有很多机器没有联机或者不能正常工作。假如说阿帕网应该能做15件事的话，当时大概也就只能做1件事。于是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才基本上把所有的机器都连在一起。
访谈者：所以，在会议前一年，您已经在另一次会议上展示过这种东西了吗？
鲍勃·卡恩：在会议前一年，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目标。最终，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做到了。直到会议召开之前，差不多到了最后一刻，我们还在努力完成一些东西。
访谈者：但是您的演示可能是那次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在您的演示中，20台电脑同时连接了吗？人们是否立即被说服，认为网络很重要？
鲍勃·卡恩：实际上，接近40台，甚至更多。我不记得1972年同时连接的电脑的确切数字，但我记得大约有37个节点，假设每个节点至少有一台计算机，那就至少有37台，但是可能每个节点上有两台计算机。
访谈者：您到底给人们展示了什么？
鲍勃·卡恩：很多场景，比如电子邮件会怎样工作，如何移动文件。还有就是一些应用程序。当时BBN做了一个应用程序，是一种空中交通管制模拟器，这样就可以在这边的显示器上看到一架飞机从这台计算机起飞，然后在另外一台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着陆。那次会议展示的就是类似的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东西。
访谈者：在1972年，您如何在那里展示这个？就像四周每个人都在看着你。而且你没有幻灯片。
鲍勃·卡恩：那些在场的人自己去做，他们自己去体验，去尝试。他们自己体会阿帕网是如何运作的，不是我们去演示、去讲解。我记得有些时候是有人开发了应用程序，演示给那些想看的人看。但别的时候，都是人们自己用键盘去体验。
访谈者：所以，你们已经设置好电脑了？
鲍勃·卡恩：是的，没错。而且，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里，那些搞网络的人大概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体验到联网，我们确实成功了。
访谈者：在那个时候，一台电脑得有多大？是不是我在互联网档案博物馆看到过的PDP[38]那种？
鲍勃·卡恩：阿帕网的网络节点是一台霍尼韦尔[39]机器，我记得是霍尼韦尔516，这些是大型加固机器。它们看起来像是由熔化的钢材或类似的材质制成的大冰箱，很大很结实。人们担心这些机器会在码头装卸时掉下来摔坏，所以这些机器被做得异常坚固。但这些只是电传终端和一些图形或视频显示终端。人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一些字符。大部分的计算机都是在别的地方，我记得当时舞厅里没有那种用来计算的机器。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记得我和当时从事信息系统业务的一些大公司的人谈过，提供信息的那种，他们不希望终端用户可以去到网络上的任何地方。他们想让人们去找他们。他们想给人们那种只能进入他们的系统的终端，并提供一站式购物。
访谈者：好的。那1969年，您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那里遇见了温顿·瑟夫，然后在实验室里一起工作吗？
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我们必须赶在春季前弄出来，这样人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在那些节点出现的时候构建网络。我们有九个月的时间来建造它们，这是高级研究计划局规定的时间，我们后来按时交付了。当时不是我做的。BBN有一个团队都在忙着解决这个问题，管理这个团队的人是弗兰克·哈特[40]，他非常擅长挖掘团队的工作潜能，做到准时交付。我去那边的目的，是要论证和演示我们交付的东西可以正常工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温费尔德（Mike Wingfield）已经建立了连接大型主机Sigma 7的接口，这个接口刚刚出现，而且必须有人编写软件来驱动它。温顿·瑟夫做了这件事，写测试软件，这样它会去生成流量。是这样的，我们有种方法在节点内部自己生成流量，然后将其反弹回来，或者丢弃。我们进行环回测试，目的是为了确保网络能够正常工作。不过请注意一点，当时还没有协议，没有任何连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到数据包过来了，仅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伦纳德·克兰罗克教授可能在他的采访中，谈到了他做过的一次演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描述的，他可能会说，先是试着登录到一台斯坦福研究所的计算机，我们先发送一个L，试着去登录。输入L，输入O，然后计算机就崩溃了。其实并没有登录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登录，只是简单地发送了字母L；另一端的人说，“我收到了一个L”，“哦，我收到了一个O”，“坏了，什么东西崩溃了，怎么回事啊？”我们提前在BBN内部做了很多测试工作，我们同时也在展示，不过不是用外边的机器。所以那次是第一次在外边的机器上进行测试。
访谈者：所以，您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是您做测试的地方吗？
鲍勃·卡恩：我想我至少去过两次。1969年9月，第一个IMP送达之后，我去帮忙检查。我们又做了一些测试。12月，犹他州安装了第四个节点后，我又去了一次，一共有四个节点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斯坦福研究院有第二个，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有第三个，然后第四个是犹他大学。第二次尝试是确保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能正常工作，因为第一次测试只是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IMP，看看它是否能正常工作。
访谈者：您知道伦纳德·克兰罗克教授在那里测试。他收了一个研究生，发送了“L”和“O”到斯坦福研究院的两台电脑上。一些人开始说，这是互联网历史上的里程碑。您怎么看？
鲍勃·卡恩：伦纳德·克兰罗克教授会用那种方式去描述。对于互联网，我认为它作为一种“多个网络之间的网络”，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直到出现多个网络的时候才出现和形成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网络，也没有任何协议，所以我认为当时离我所认为的网络的开发还有几年的时间。所以，伦纳德展示的是他可以通过网络发送一个字母，并且接收到那个字母。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一定是第一个，不过可能是做到第一次从一台外部计算机发信息到另一台外部计算机。
在阿帕网的发展过程中，拉里·罗伯茨是绝对的主力，我特别认可他。因为对于将来事物的发展，他有特别全面的观点和看法，他也是那样去做的。拉里可能是在想，那时候大家所做的，预示了互联网的到来。他甚至可能会说那就是互联网。我认为那不是我所理解的互联网，不过也确实展示了计算机网络能够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说得对。这些是人们思考一些问题的方式，历史学家无疑会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有那种说互联网是种全球信息系统的定义，谈到过IP地址。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提出IP地址的概念，甚至还没有最初的阿帕网协议，更不用说互联网协议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伦纳德是在说他在其中起的作用很重要，他们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我不会像他那样说。当然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能抹杀他的功绩，他在其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鲍勃·卡恩：我们相处得很好，不过原因是通常我会较早地让步。当我在BBN时，我真的非常担忧我们在互联网上使用的协议。记得嘛，我在阿帕网的背景，在通信方面的背景。也许没有其他通信工程师能够设计一个像阿帕网一样的协议了。因为，通信工程师总是担心发生错误怎么办，怎么重建通信。在无线电技术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是在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但其实在无线电信号产生的第一天，它就会被很多不同的内容所干扰。可能会被静电干扰，或者位置干扰，例如山的后面，隧道里面，或者被军事环境干扰，有各种可能会影响无线电信号。在使用商业线路的阿帕网时，这些问题必须要考虑，如果线路突然要穿过隧道，或者是山的后面怎么办。所有的错误都是在线路上发生的，可以在另一端被修正，或者你可以重发信号。但是对于互联网环境来说不是这样。你需要一种解决方法。我集中精力在想这个方面，虽然还不是从互联网的角度，而是从试图为阿帕网设计更好的协议的角度。因为数据是会丢失的，理论上阿帕网上数据包是会丢失的，然后在别的地方出现。就是说，虽然可以重发，但是数据包丢了，因为有些东西出问题了，他们以为确认了之后数据就到了，但其实没有。许多方面的事情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所以我在BBN写了一篇论文，叫作“操作系统”或者是“操作系统的通信原则”之类的名字，我不记得确切的题目了，不过鲍勃·梅特卡夫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引用了我那篇文章。鲍勃·梅特卡夫在做一些早期工作时读了这篇文章，这些工作后来导致了以太网的诞生，通信原则这个概念真正登上了舞台。因为在以太网中，就像在无线电网中一样，不论是通过无线电网还是管道，都会发生崩溃，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你需要更好的方式，而不是继续用这个跟你的计算机和行式打印机之间一样的破协议。因为如果你想要在这种有线的行式打印机上打印东西的话，你知道的，那种齿轮一样的结构，会咔嚓咔嚓地把纸传出来。如果发生了错误，你会说是打印机坏了，然后按下重启键，再来一次。但是在网络上进行通信，你肯定不会希望在每次发生错误，有数据丢失时，都需要全部从头再来一遍。所以我想，如果有机制能控制这些错误就好了。怎样才能把这个写进操作系统里呢？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有趣的论文。这就是驱动我的力量。这个想法，还有多网络环境的设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联网协议的概念基础。
访谈者：这是一篇革命性的研究论文，是一篇综述。
鲍勃·卡恩：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综述，它其实比较清晰地描述了工作原理，但没有讲如何实现的细节。它是在鲍曼罕见书籍网（一个出售罕见书籍的网站）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文献之一。我不知道现在的引用数量，但我看到有排名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是最有价值的一篇，一篇量子力学的论文排第二，这一篇排第三。所以排名还是很靠前的。我不知道现在排多少名了，也许有更重要的论文出现，但是我知道，刊登这篇文章的原版期刊可以拍卖出很高的价钱，如果拍卖时里面有这篇文章的话。你知道，在某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这本期刊值7000美元到8000美元，我最近发现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真的，有很多人来找我说，我能不能在100篇或者50篇这个文献上签名。他们会付给我钱，按每篇多少钱算。这个数额是很大的，我感觉光靠签名就能赚5万美元到10万美元，而且其中一些只是复印的版本。
访谈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我们正在考虑50周年纪念。我们会举办一次大活动，这是个好主意。
鲍勃·卡恩：温顿·瑟夫和我曾经聊过这个问题。我们经常给别人签名，比如一个学生突然跑过来让我们签名。但有人用这个来赚钱或是转卖，我们觉得这种感觉很不好，拒绝这样。
访谈者：这是一份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论文，非常好。您还记得您和温顿·瑟夫在论文上的一些主要分歧是什么吗？最终如何达成一致？
访谈者：我觉得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分歧是很自然的。不存在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鲍勃·卡恩：没有那么多分歧，只是存在一些误会。从做的事情本身上升到另一个层次要花很多精力，就是意识到你们是在对这个内容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然后再回到讨论本身，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访谈者：这篇重要的论文，你们是如何决定谁应该是第一作者，谁应该是第二作者的？
访谈者：所以当这个TCP/IP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在谈论它与OSI（开放式系统互联）的竞争。能否谈谈OSI和TCP/IP之争？
鲍勃·卡恩：其实我不太想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与采访的主题并不太相关。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遵从的都是国际电信联盟[46]或其前身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47]制定的标准，或国际标准化组织[48]制定的通信标准。这在下游引发了难以置信的数量的问题，比如这些机构是否应该在其中起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的话，它们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涉及网络治理的问题，应该谁说了算，它们在私营部门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国有组织是否应该参与其中。正如我所说，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与我所处的背景基本上没什么联系。如果你想谈的话，我们可以谈。不过实际上，我认为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国际社会上也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了解到或者听说了我们所做的TCP/IP方面的工作。他们想做一套自己的协议。他们的努力和工作成果都归集在TP0、TP2或TP4这样的标签之下，目的是开发传输协议，据说是要做TCP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对IP的定义有不同的想法，现在是碎片还是非碎片的问题。其中有些东西最终在早期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协议描述中得到了体现。
我估计，斯蒂芬在1973年左右离开了高级研究计划局，去了加利福尼亚。但是那个国际网络工作小组明显是想再建立一个国际协议的版本，在那时，大家是偏向互联网协议的方向。我没有参加这个小组，也不了解这件事，但是温顿拿了我们写的论文，我认为他是出于礼貌，因为这个小组会和NATO研讨会共同开会，然后为了互通有无吧，他就把这篇论文发给他们了。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好像是叫INWG 39号的文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他把这篇作者为鲍勃·卡恩和温顿·瑟夫的论文发了过去。后来有人来说，我对于有没有参与这件事肯定是记错了，并拿出来这篇论文证明我曾经参与过这个国际网络工作小组，但实际上我没有。所以这只是温顿出于礼貌发给了他们。我认为，我们的演讲基本都是对研讨会的人员做的，而不是对国际网络工作小组的人。因为我不记得我参与过国际网络工作小组之后的任何活动。但有人抱怨说，他们本来应该成功的，没有成功只是因为高级研究计划局有钱。但其实你知道成功就是成功，我们成功地搭建了一个原本只有很少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群体会使用的东西，然后这批人越变越多。然而国际标准化组织协议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根基。美国政府中有部分人向我们承诺，一旦国际协议写好就能立即投入使用，但是这从未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另外一批研究人员也想参与其中。一切都实现了后，对他们来说，成为这个大社群的一部分，而不是去创建一个单独的社群，只是一个“不用动脑筋”的决定。从来没有人带头尝试创建一个单独的。只有阿帕网成功了，互联网成功了，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访谈者：这些真是令人惊叹。回想起来，在做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期间，您启动了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后来还有国家信息基础措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您是怎么争取到政府的支持的？他们那么强有力地支持这项研究活动，我觉得那是我能想到的最大型的研究活动了，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互联网还不太确定。
鲍勃·卡恩：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计算机项目从来都没有被批准过，可能也就被批准过一次超过1000万美元的软件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在ILLIAC-IV计算机[49]上花了很多钱，这是一个大型超级计算机项目，目的性很强，有非常具体的目标，即发展一个高性能计算领域，这确实是最早期的事情。我想我会将之归功于时任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鲍勃·库珀[50]。1981年7月左右，鲍勃·库珀非常了解日本人为建设第五代计算机付出的巨大努力。当时国防部内部，对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做些什么的讨论有很多，因为当时美国对计算机研究唯一真正意义上支持的，就是高级研究计划局。问题在于我们当时该做些什么。高级研究计划局内部有很多东西都在孵化之中。人工智能是其中之一，软件技术并没有真正成为重要的学科。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与分布式系统相关的，1981年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真正形成。如果不用力推一把的话，什么时候形成还不知道，于是我和鲍勃·库珀就应该做什么讨论了很多。他说我们应该做一个大的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做那个项目是他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他找到我，不是说我是如何去说服鲍勃·库珀的。我已经和鲍勃·库珀说这一点有一段时间了，和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主任们都说过，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已经从世界上最好的状态落到了临界水平以下。实际上，缩减对信息技术的实际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所赐。因为有很多大学不断抱怨，大部分的信息技术研究都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在国会和高级研究计划局各个主任层面的意思上，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他们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要与军事有所关联，而非仅仅局限于大学的研究，更进一步的话，就是他们想要有更多军事方面的应用。后来设立了很多项目，指挥和控制更加集中，军事方面的应用也变得更加集中。这样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项目被削减得相当厉害。所以，问题变成了如何建立这个项目。
我接手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时，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资金大概也就相当于以前25%的水平，这是和我刚加入高级研究计划局或在那以后的水平相比。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应用领域，还有更多的是集中在军事应用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提高能力，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建了一个项目——超大规模集成电路[51]，我们架构和设计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业界正在形成的能力，不仅是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一些海外国家，利用预期的优势，也就是亚微米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典型的半导体技术大概是3微米的N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NMOS）。等到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出现时，线宽下降到1.5微米到1微米，现如今已经下降到大约10纳米，差不多是一个原子几倍的大小，真的已经很小了。有人在想是否还能继续变小。尽管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纳米管技术，不过也许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到，或许前提也会发生改变。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更微小。以后再看吧，不过目前就是这样。
鲍勃助手：您该休息了。
鲍勃·卡恩：如果她这么说，我必须休息了。
访谈者：好的。谢谢您，希望下次还能再采访您。
鲍勃·卡恩：好的。
[1] 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com），由方兴东、王俊秀创立于1999年8月，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智库和创业孵化器，全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繁荣。20多年来，互联网实验室立足于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以富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研究为核心，形成了由研究、咨询、活动、数据及孵化等构成的业务体系，服务经验丰富，行业影响力独具。
[2] 纽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缩写为CCNY），始建于1847年，是纽约市立大学系统中的一所四年制学院，是纽约市立大学系统的创始学校，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分校。
[3] Web，World Wide Web的缩写，即全球广域网，亦作WWW、W3，也称为万维网、环球网等，常称为Web。
[4] 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1937年出生于纽约，美国人，“超文本（HTTP）之父”。
[5]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年12月28出生于匈牙利，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设计先驱，提出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计算机系统结构，所著《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对图灵产生了很大影响。于1957年2月8日逝世。
[6] 数字对象，是数字图书馆中的一个条目，通常由数据、元数据和标识符组成。
[7] Eigen，一个高层次的C ++库，有效支持线性代数、矩阵和矢量运算，数值分析及其相关的算法。
[8] VisiCalc，全名是Visible Calculation，1977年推出的第一款电子表格办公软件。VisiCalc主要是满足用户建表、运算处理、表格存取这三项要求，提供给用户一项直观、准确便捷的软件工具。在1979年被评为最佳软件。
[9] C-SPAN，美国一家提供公众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媒体公司，由美国有线电视业界联合创立。
[10]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首位总统，美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美国国父”。于1799年12月14日逝世。
[11] 阿尔·戈尔，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的别称，1948年3月31日出生于华盛顿，196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政治家，1993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第45届副总统。曾经提出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概念，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由于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戈尔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2] 迈克·尼尔森（Mike Nelson），Cloud Flare公司互联网相关全球公共政策事务负责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背后推手——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军师”。
[13] 1英里约合1.6千米。——编者注
[15] 贝尔系统（Bell System），指贝尔本人创立的贝尔电话公司曾形成的庞大的系统，它垄断美国的电信事业达百年之久。贝尔系统以AT&T公司为母公司，下辖众多的子公司和研究所。
[16] AT&T，全名为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成立于1877年，曾长期垄断美国长途和本地电话市场。
[17] 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年4月30日出生，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1936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香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为信息论和数字通信奠定了基础。于2001年2月24日逝世。
[18] 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年6月23日出生，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1931年图灵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剑桥，曾协助军方破解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Enigma，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于1954年6月7日去世。
[19] 1英尺等于0.3048米。——编者注
[20] 1码等于3英尺，0.9144米。——编者注
[21] 阿诺德·丹尼尔·帕尔默（Arnold Daniel Palmer），1929年9月10日出生，美国著名职业高尔夫球手。自1955年起，他获得过数十个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及冠军巡回赛的冠军，1974年帕尔默被列入世界高尔夫名人堂。
[22] 鲍比·琼斯（Bobby Jones），美国业余高尔夫球员、职业律师。被称为“美国高尔夫传奇人物，史上最伟大的业余球手”。
[23] 杰克·威廉姆·尼克劳斯（Jack William Nicklaus），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杰出的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球员。
[24]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25] 英特尔科学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是全美公认要求最高、最精英的高中科学研究竞赛。
[27] BBN，即Bolt，Beranek and Newman公司的缩写，是一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高科技公司，建立于1948年，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奥·贝拉尼克（Leo Beranek）、理查德·博尔特（Richard Bolt）与其学生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共同创建。因为取得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合约，它曾经参与阿帕网与互联网的最初研发。现为雷神公司的子公司。
[28] 欧文·雅各布斯（Irwin Mark Jacobs），1933年10月18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高通（Qualcomm）公司创始人之一，前董事长，是码分多址（CDMA）数字无线技术的先驱，拥有14项码分多址专利，现已退休。
[29] Linkabit，一家通信技术咨询公司，开发应用于军用卫星通信领域的技术。
[30] 安德鲁·维特比（Andrew J. Viterbi），1935年3月9日出生，1939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码分多址之父”，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成员，高通公司创始人之一，高通首席科学家。他以开发了卷积码编码的最大似然算法而享誉全球。
[31] 高通（Qualcomm），创立于1985年，总部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高通公司是全球3G（第三代通信技术）、4G（第四代通信技术）与5G（第五代通信技术）技术研发的领先企业。
[32] 约翰·沃曾克拉夫特（John M. Wozencraft），1925出生，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终身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他与欧文·雅各布斯合著的《通信工程学原理》一书，引发了通信工程师对数字通信的思考方式的革命。2006年被授予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贝尔奖章。于2009年逝世。
[33] 范·雅各布森（Van Jacobson），TCP流量控制算法的提出人，该算法使得网络规模可控。
[34] 罗伯特·卡约（Robert Caillau），和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联合创建了万维网，并为苹果Mac电脑开发了第一款Web浏览器。
[35] 斯蒂芬·克罗克（Stephen Crocker），1944年出生，早期互联网标准的制定者，组建了国际网络工作小组（INWG），也就是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的前身。也是RFC（征求修正意见书）系列备忘录的开发者，RFC被用来记录和分享协议的开发设计。他还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董事会前主席。在2012年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
[36] 以太网，一种计算机局域网技术。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根据IEEE 802.3标准制定了以太网的技术标准，它规定了包括物理层的连线、电子信号和介质访问层协议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应用最普遍的局域网技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典以太网，第二类是交换式以太网，使用了一种被称为交换机的设备连接不同的计算机。
[37] 包（packet），分组交换技术会将用户要传送的数据按照一定长度分割成若干个数据段，这些数据段被叫作“包”（或称“分组”）。——编者注
[38] PDP，全称为Programmed Data Processor，即程序数据处理机，是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生产的小型机系列的代号。在计算机发展的初期，整个计算机产业就已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是计算机只有一些资金雄厚的公司和机构才能用得起，因为那时的计算机都是庞然大物，功能强大而复杂。1960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推出了首个小型机产品PDP-1设备。
[39] 霍尼韦尔，指霍尼韦尔国际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一家《财富》全球500强的高科技企业，它提供的高科技解决方案涵盖航空、楼宇和工业控制技术、特殊材料以及物联网。
[40] 弗兰克·哈特（Frank Heart），美国计算机科学家，1947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力工程，毕业后参加“旋风”电脑研制工程。在林肯实验室工作了15年。1967年加入BBN公司。哈特带领的小组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IMP。他为BBN工作了28年，1995年退休。
[41] 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年5月29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政治家、军人，第35任美国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逝世。
[42] 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缩写为IPTO），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核心机构之一，关注电脑图形、网络通信、超级计算机研究课题。
[43] MCI公司，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现为威讯（Verizon）通信公司的子公司。
[44] 帕洛阿托（Palo Alto），又译帕洛奥多或帕罗奥图，是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座城市。
[45] 彼得·柯尔斯坦（Peter Kirstein），1933年出生，“欧洲互联网之父”。他于1967年创立了伦敦大学学院的网络研究小组（NRG），之后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跨大西洋IP连接的阿帕网节点，伦敦大学学院的网络研究小组成为美国以外唯一一个将计算机连接到阿帕网的组织，2012年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于2020年逝世。
[46]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缩写为ITU），简称国际电联，是联合国负责国际电信事务的专门机构，也是联合国中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组织。其前身为根据1865年签订的《国际电报公约》而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1947年，国际电信联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从瑞士的伯尔尼迁到日内瓦。
[47] 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在国际电联的常设机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56年，国际电话咨询委员会（CCIF，成立于1924年）和国际电报咨询委员会（CCIT，成立于1925年）合并，组建了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
[48]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缩写为ISO），成立于1947年，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标准化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
[49] ILLIAC-IV计算机，第一台全面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作为逻辑元件和存储器的计算机，它的出现标志着计算机的发展已到了第四代。
[50] 鲍勃·库珀（Bob Cooper），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的别称，1954年获得艾奥瓦州立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58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理学博士学位。1981年至1985年担任国防部研究和技术助理部长，同时担任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
[51]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缩写为VLSL），指几毫米见方的硅片上集成上万至百万晶体管、线宽在1微米以下的集成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