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关心法国当下问题，把正规科班知识用来分析别人根本不察的国家困局或进程，并以其作品唤起公众重视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界里显得另类而怪异，仿佛布列塔尼的山巅上风吹日晒的巨柱[13]：J·F·格拉维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国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1967）、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锁的社会》（1970）。[14]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党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阅读过这类作品。
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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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
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但是，对这三个人表示一定关注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从法兰西历史的视角看更有说服力：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但这里有个悖论，批评者和敌人会抢先注意到：近乎虔诚地追求社会主义，坚持把某一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治分化和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不稳定的，不正是莱昂·布鲁姆吗？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里站队而自我缄口，从而躲避战后法国最具分裂性、伤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机的，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吗？还有，那个像苦行僧一样发愿高高挂起，不参与公共事务，顶多也就是平和地谈两句国是，从而带着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辈子都不曾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艰难抉择、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吗？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对阿隆的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只有“介入”才算是担负“责任”。加缪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无疑他也同时反对法国的殖民行径）着实令他痛不欲生，还失掉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尔及利亚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时间逆潮流而动，公开反对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关于战后的肃奸运动、关于死刑、关于“革命”概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观点。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同样是源于对道德义务——包括在没话可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义务——的本能自觉，他此前的言论和介入活动也是受这种自觉的驱使。这样做很不讨好，也容易招致误解，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与阿隆形成对照）加缪所理解的“责任”就要求摈弃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布鲁姆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为缓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危机做出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正是因为在当时冥顽不灵的社会党内深孚众望，他理应更了解这个党所有最恶劣的政治不负责任和政治冷漠倾向，而不是去鼓励它们。由于社会党到1936年成了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没能把它带出宗派主义旧习，将它领上一条并非基于教条的政治联盟和纲领之路，因此，对社会党人早先所犯错误导致的最终结果，布鲁姆也得负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困难在于，布鲁姆在人民阵线及其后来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会误导我们低估他对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唯一一位杰出的社会党人，能够面对30年代晚期的国际局势，公开拒斥和平主义、集体裁军及绥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贝当的少数法国社会党人之一，后来，在70岁的时候，他还利用身陷囹圄的机会重新思考他长期秉持的那些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同时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德前提和社会批判意识——当初他正是怀着这两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长期密切注视宪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国左派，根据现代的、理性的原则对其进行重建——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实在太突出了，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与他在1936年当总理时暴露出的很多明显的缺点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为这恰好表现了他在反对精神和制度的积习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这类积习不单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个政治传统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鲁姆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他虚心承认之，并积极地公开重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样做有时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且总得为此丧失本可坐拥的声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政者中，怀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也可说明很多人何以对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齿痛恨。
1920年12月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大会见证了一场分裂，列宁主义者脱离了社会党自己单干，布鲁姆在那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至今仍是区别列宁革命和历史悠久的欧洲社会民主革命的经典文本之一——他那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让他很不舒服。不过他觉得，一个社会党人不能谴责一场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义的革命，基于这个错误的理由，他一辈子拒绝视共产党人为敌，哪怕后者总以为他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坚持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错误，它最理想的状况也就是退回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从起义到独裁的传统之中，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为在一个后资产阶级政府中确定恐怖与压迫的核心原则打开大门。共产主义将会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随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见的预言，同时也承担了否定社会主义已实现的重大成就和抱负的危险。1941年，他又写道，其他国家的列宁主义者只能充当苏联利益的传声筒——他送给法共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因此命定要叛离本国利益，叛离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
这在实践中是一个不可能保持的立场，而社会党人还需借助展示革命委任状以同激进共和党人划清界限，[15]使情况更加恶化——布鲁姆试图通过曲解社会党教义来支持这一主张，却因此而饱受攻击。但是，若没有布鲁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领导和垂范，法国社会党人几乎肯定无法从1920年的分裂中恢复元气，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历史的形貌就会大不一样——未必会更加健康。法国共产党人做得很对：30年代以及后来1945—1948年间，他们都视莱昂·布鲁姆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碍，妨碍他们独占法国的激进专制权。布鲁姆本能地意识到，把法国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的锡拉岩礁和激进党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涡[16]之中挽救出来，对于在法兰西共和国维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而言实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难以在社会党同事们中得到共鸣，他的政治对手们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桩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负责任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莱昂·布鲁姆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责任的重担。
阿尔贝·加缪的反共则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岁时，他曾短期加盟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国，他就不受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党派的诱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放后的几个月里，加缪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联盟的成员一样不愿攻击法国共产党，并确信为了进行战后法国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与共产党人联手是有必要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法共了。不过，加缪先是以个人笔记，后以一组文章和随笔，最后以在1951年发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对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评，宣告与法国“正统”的进步舆论一刀两断的时候，则是出于一个十分特别的理由。
阿尔贝·加缪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反反共产主义”最可厌乃至无可容忍之处，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暧昧。他认为人不能站在无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场上——不管怎样谈论“必要性”或情势需要来掩饰——来宣示自己的公共身份和历史姿态，进而专一地审判另一半人。如果说歧视和压迫是错的，那么不管它们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错的。如果说集中营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毁灭自由民族的行为构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么当这些事情出自你“进步”的同志们之手，也一样应受谴责。加缪很明白怎样为这样一种双重标准辩护——他自己早年就曾做过。但是辩护所需的语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张局部真理——最终被他拒之门外。
这样，尽管加缪对布鲁姆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对非共左翼的一种政治犯罪，是激进政治的一个肮脏的代表人，最终将腐蚀激进政治的所有正当形式——表示同情，他决心公开反共却并非基于此。他仅仅是无法忍受本方阵营的伪善。他的敌人和敌人的敌人之间是以半斤八两的伪善对伪善，他用了半辈子、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这些伪善。正是拒绝依附于一个阵营，并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直觉，令加缪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着政治上的天真。
在政治介入和道德执守之间，他似乎必须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纵使付出了内心不安、名誉下跌的代价。他认识到这是心灵需要，而非出自计算和权衡，这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抉择是如何异于时人。加缪的同时代人选择共产主义或各种“进步”立场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或政治必需；也是基于相似的缘由，他们放弃了党，或者不愿再同它保持外部的友好。一些人反对大审判，认为其理由邪恶堕落；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苏联国外扩张的威胁；另一些人则渐渐看清了列宁主义教条并不再信服。而加缪不同，他一看到让自己道德不安的东西，就厌恶地走开了。
一言以蔽之，他们不严肃，或用德国人的话说——不“从一而终”（konsequent）。阿隆在法国公共讨论中察知的最让人揪心的弊病，就是这种思想严肃性的欠缺。法国知识分子们大谈他们没读过的书，鼓吹他们不理解的教义，抨击统治者的政策，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学者和杂评家们这种先写后想的半瓶子醋之风即便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流行，也已经够现眼的了，可是在法国，追捧这类男女老少的除了他们的朋友和崇拜者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受众群；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还有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早在30年代初亲眼目睹了一连串恐怖事件后，[17]阿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阿隆的同僚和朋友们却一条道走到黑；从1932年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把这种执迷不悟看成一种极端的鲁莽。阿隆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他看来不允许人们用沉思冥想来索求理想的出路，我们也不可能到异域或根据元历史的前提推导出超理性的抽象概念，由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阿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早年的学术兴趣引导他对哲学的基础及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做大量思考。但是，他把自己的公共生涯全都用于理解和批判政治与经济现实中困扰人的细枝末节，以及用来熟练地揭露他的对手们乏味无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对他而言，共产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它既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对这个时代各种问题的逃避。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今天的意义，正是基于与时代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借用汉娜·阿伦特对当年欧洲其他一些“尴尬”人物的精确描绘，他们正属于“黑暗时代的人们”。他们不是边缘人物——若如此，他们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一位治法国史的学者也不会这么关注他们。然而，他们在世时都被严重误解了，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要胜过同时代人太多。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像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一样，对他们的欣赏和对自身的理解均姗姗来迟。而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一些帮助，以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
[1]参见皮埃尔·诺拉编《记忆地》，7卷本，（Paris：Gallimard，1984—1992）。
[2]麦克马洪（1808—1893），19世纪法国军人，在普法战争中任沙隆集团军指挥官，因指挥失误导致12万大军在色当溃败，率全军向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投降。——译注
[3]布朗热（1837—1891），19世纪法国军人、反动政客，1886年任法国陆军部长，在任期间企图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1891年阴谋失败，逃至比利时自杀。布朗热事件以及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君臣铸成的色当之辱，通常被列为法国19—20世纪的大丑闻。——译注
[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1851年发动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后在普法战争惨败后随麦克马洪等人向普鲁士投降。——译注
[5]朱利安·班达（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集中于对知识界民族主义右翼的批判，对此后至“二战”期间的知识分子动态有惊人的预见。——译注
[6]我此前的著作《未完成的昔日》（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中对这个话题已有概述，但涉及的是一批作家，我在那本书中关注了他们的（在这个意义上的）“不负责任”。这本书里的各个论题更加严肃慎重地使用“责任”这一概念，所以更有深意。
[7]许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或忽略或重写他们早年卷入政治的历史。当然，这事绝非法国独有，比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作家大多崇奉、鼓吹恶毒而狂热的反犹及民族主义，他们的争议历史至今还鲜有定论。要不是一些人——最引人注目是西奥兰（Ciolan）和伊利亚德（Eliade）——在战后摇身一变投向西方，并且功成名就，这事还不会闹到这么大。
[8]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通敌者中的代表人物，1942年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5年解放后被以叛国罪处死。——译注
[9]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苏列为第一世界，把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列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三世界。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强调要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该理论传出后，法国及欧洲有一部分左派分子便狂热地以无条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主人士自居。——译注
[10]乔治·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作品多涉宗教题材，思想成熟后坚持良心高于政治立场的原则，谴责过佛朗哥的独裁行径，参与抵抗运动，也批评人民阵线政府的一些苟且行径以及解放后变味的肃奸运动，鼓吹以精神革命召唤法兰西的神圣使命。代表作有《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译注
[11]玛格丽特·布贝－纽曼（1901—1989），德国作家，1926年加入共产党，后因直陈党弊而于1938年被斯大林逮捕，被判为“危险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被转禁于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1948年出版代表作《希特勒与斯大林：在两个独裁者之间》。——译注
[12]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政治活动家，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被迫流亡国外多年，1930年觉醒后脱离共产党，但继续进行反法西斯创作。代表作为《丰塔马拉》《面包和酒》等。——译注
[13]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山上立着许多巨石，规模巨大、姿态各异，据说是新石器时代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迁移过来的新民族占据布列塔尼时建起的，其中最大一处巨石群遗址位于卡尔纳克。石群究竟以何法建成，用途何在，至今仍是个谜。——译注
[14]地理学家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的《巴黎和法国荒漠》被认为是倡导分权于地方的开山之作。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探讨了农业社会消失后新情况下农民的种类和处境。社会学家米歇尔·科罗齐耶所著《被封闭的社会》揭露法国社会集权官僚政治顽固、行政力量薄弱的弊病。——译注
[15]意为通过展示自己对大革命的正当继承权，表明自己比同属非共左翼的激进党人更加革命。——译注
[16]锡拉岩礁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对面为卡律布狄斯旋涡，两词并用比喻腹背受敌的状况。——译注
[17]指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和希特勒开始掌权。——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