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91年12月8日发生了一件对我国（指俄罗斯联邦）而言悲剧性的历史事件——当时的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停止苏联存在并组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
从各个角度看，该行为都是违法的。可是戈尔巴乔夫公然拒绝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反对这些摧毁苏联的人。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2021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回答“苏联解体对总统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指出，对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而言，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苏联解体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其实是名为苏联的“历史上的俄罗斯”的解体。普京指出，苏联解体，意味着国家失去了40%的领土和同样百分比的生产力与人口，“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经过千年历史辛苦建立起来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
在改革之前，苏联是世界第二大强国。国家的三大支柱是共产党的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维埃的社会制度，真正的人民权力自下而上垂直设置：从村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这是最符合其人民意志的历史发展道路。1991年年底，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切：共产党被取缔、苏联被分解、苏维埃政权被终结。
一、党和国家精英的蜕变是苏联解体主因
今天，怀旧情绪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原加盟共和国。在这30年间，俄罗斯人民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快速地解体。解体的原因可以找到很多，而且多种多样。今天极少有人怀疑整个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戈尔巴乔夫。但在深入思考后，俄罗斯民众开始出现迥然不同的观点。很多人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人，并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重大过错。他在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启动改革，并在遇到极大困难和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系统性危机时，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叶利钦为了全面掌控俄罗斯联邦的权力，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最终的代价就是国家完全分崩离析。
后来雅科夫列夫讲述了计划实施的操作流程。他在《布尔什维主义是20世纪的一种社会疾病》一文中写道，“一群并非伪装的真正改革者制定了以下计划（毋庸置疑，计划是口头达成的）：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打击斯大林主义。成功后，再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去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去打击一切革命精神。这里暗含着一个明确的潜台词：不仅斯大林是罪犯，而且制度本身也罪孽深重……回首往事时，我可以骄傲地说，巧妙但非常简单的战术奏效了”。因此，摧毁苏联的计划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个计划有编制者和执行者。难怪雅科夫列夫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是摧毁体制的“爆破手”。但也不排除雅科夫列夫是事后臆想出了整个计划，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在改革期间国家的意识形态进程正是这样推进的，就如同他所写下来的那样。
计划对苏联社会的所有结合点给予致命打击。戈尔巴乔夫是打掩护的核心人物，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阴谋家的计划。在国内，他打着“公开性”与社会“民主化”的幌子，废除行政命令制、改革苏联体制，开启了全然不同的进程——秘密且不受监督地将党和国家的巨额财产转变为党的活动家、上层官僚的私有财产，并将大部分外汇和财产转移至境外。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启动围绕改革苏联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是沿着错误方向进行的，即重新审议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简称《联盟条约》），开始从根源上质疑苏联及其宪法的合法性。这意味着，任何违法行为都无法被明确地视为违反宪法。
二、外因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简短地讲，那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很好地掌控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考虑搞好内外部环境。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当时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在10年~15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要么被打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基本上成功地实现了追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得以构建起来，并在1936年宪法中被确定下来。同时，斯大林说，国家必须成为军事堡垒，必须坚决与为西方利益服务、后来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国内敌人展开斗争。斯大林还说，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抱着敌对态度，并在制造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所以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具有先见之明，只不过外部对苏联的毁灭性进攻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的。
从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开始，冷战作为一项旨在摧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苏联的计划，在西方得到认真研究。该计划拟通过实施整套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信息举措摧毁苏联。该计划的主要武器是开展心理历史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未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冷战计划的提出者目的明确地对苏联人民的价值观施加影响，干预苏联人民的历史记忆，努力达成既定目标。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交往的增加，外交、外贸和文化组织成为这些人实施其计划的渠道，沿着这些渠道传递的是最“可靠”的信息，即西方生活被组织得多么好、多么正确，尤其是在民主、人权、信息自由和日常生活领域。苏联社会受到来自西方消费理念的猛烈进攻，西方的消费理念开始逐渐取代人们意识中所具有的高尚精神和道德价值观。
苏联的意识形态无力回应苏联人的精神需求。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着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付诸实践。对这一问题，苏联没有给出解决方案。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消费主义浪潮弥漫苏联，导致很多人精神空虚。在两种制度竞争的条件下，苏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苏联仅能满足人民的物质层面需求，对苏联社会主义而言，这意味着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极其不利的外部条件下，总共才发展了70多年。强大的经济和信息压力就如同强烈的辐射波，已经产生了一定后果。但不能忽视的是，只探寻苏联社会主义诸多错误和缺点的内在原因，是不对的。当然，归根到底是由于在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中，被曲解的原则越来越多，蜕化变质的统治精英越来越多，社会病灶越来越多。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正确选择的“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三、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结合本国实际、考虑本国特色
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灭亡的主要责任在于统治精英。他们既不想在理论上更不想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统治精英对社会主义丧失了兴趣，开始寻找将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进到苏联社会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持续而尖锐斗争的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在极短的历史时间内没能充分发挥出其全部的历史优势。人们越是将苏联的生活和西方的生活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通常对自己的国家越不利。但当局压制了人民所有表现出来的不满，不允许人民公开讨论国内的实际情况。下面和上面都感到，必须要改变。问题是，国家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模式？
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采取的睿智改革步骤。这些步骤真实地反映了，怎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理想，捍卫社会主义早期取得的成就，并向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过渡。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最有成效、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某些方面，中俄两国的历史命运非常相似。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大国。其中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在丰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滋养下，中国今天的发展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如果充分考虑国家所具有的文明特色，苏联也可以从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革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与所有不友好的
第一，很多人惯性地认可了当时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苏维埃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推进遭到质疑。不幸的是，直到改革的最后几年，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才被本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所接受。直到这时才开始积极讨论俄罗斯文明的历史文化基础，以及发展具有俄罗斯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前景问题。
第二，苏联的建立为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族问题在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一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重要问题。民族问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在沙俄帝国的中心以及边陲地区都有充分的表现。
鼓吹改革的思想家们故意不断地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肢解苏联，让各民族摆脱对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历经30年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苏联解体后没有一个原加盟共和国的发展取得巨大的飞跃。人们对失去联盟的怀旧情绪日益增长，因为在这个联盟中每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感觉是待在自己家里，把大部分原加盟共和国重新联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普京曾经说过的那样：“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如今，欧亚经济联盟已经恢复了许多先前被摧毁的联盟关系。
在俄罗斯联邦的政策中也不断出现新的优先考虑事项，这首先就是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2021年12月15日，普京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谈到进一步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认为俄中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协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回应说，“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
我们的中国朋友为我们俄罗斯人战胜苏联解体对国家造成的创伤提供了巨大帮助。现在，历史悠久的俄罗斯生机勃勃，正准备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大力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中国一道“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