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宋论怎么样,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清朝哲学思想集大成者,建立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在宇宙本体论上,他继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产生,天地阴阳之气的聚散形成宇宙万物。在认识论上,他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主张人的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客观对象是不依赖人的主观认识独立存在。在知行观上,他既批判朱子“知先行后”的观点,又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1、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
在自然观上,王夫之坚持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的教化思想。他继承了张载“太虚者,气之体”的思想,认为气是宇宙唯一的物质实体,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宇宙中的元气只有聚和散、显和隐的不同存在形态,没有无和有的差别。他说:“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虚空者,气之量。气弥纶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者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王夫之:《太和》,《张子正蒙注》第1卷)说明了宇宙中有阴阳二气,二气聚而成万物,人肉眼可见;二气散则回归成气,人肉眼就看不见。因此,宇宙中充满了阴阳二气,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同时,宇宙中的阴阳二气交感不仅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而且使万物并育,相生互养,构建了宇宙万物的生长规律。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明崇祯举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投奔南明桂王。鉴于南明小朝廷政治腐败,不堪共事,他愤而返归故里。明亡后,为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隐居湘西荒山僻野。
在社会人文教化中,王夫之否定了在气之外有其他造物主的存在。他从体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万物和气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言太和絪缊为太虚,以有形为体,无形为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本体也。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王夫之:《太和》,《张子正蒙注》第1卷)王夫之认为,宇宙中的阴阳二气在对立中引起运动、变化和交感,从而形成了万物。阴阳二气不但形成了有形的万物之体,而且也形成了无形的万物之性。人类初始和自然界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的万物一样,都是由宇宙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交感而成的。有形为人体,无形为人性。初始之人性为善,因为人是由宇宙天地之间最纯正的阴阳二气交感而成的,同时吸收了五行之精华,所以初始人类为万物之精灵,五行之秀气也。而其他万物或多或少都含有偏浊之气,所以都比不上人类。推而知之,后代种生之人就是由父母阴阳二气交合而成,也就是禀承父母的阴阳二气,从而决定了种生之人的高矮胖瘦和人性的善恶。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三三,号姜斋,中国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因晚年在衡阳西乡石船山下隐居,他自称船山老人,或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后人遂尊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
并且,王夫之认为,宇宙阴阳二气所化生的万物(包括人类),其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也不是机械简单的重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自我更新之中,从而推动了万物自身一代一代在传承中不断进化和发展。由此可见,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由宇宙中阴阳二气聚集而成,所以,人之性、心、情、欲、理等,都应当在气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若离气而谈心、性、理、欲、情,则都成了无稽之谈,表现了他坚持气一元论的教化思想。
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将理欲相对立的观点,主张理欲统一,主张自觉节欲,理欲二者互为一体,在社会人文教化中具有进步的一面。王夫之说:“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王夫之:《梁惠王下篇》,《读四书大全说》第8卷)王夫之从人的生之理和欲之理入手,说明了人之声色臭味之欲使人生存,而仁义礼智之理使人成为人。如果在社会教化中,只讲人的仁义道德之理,而忽视了人的声色臭味等方面的欲,都不是正确的人性论,起不到真正的教化作用。
王夫之以气本体为基础,提出教育对培育人的品德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从人性的本体入手,寻找育人的突破口,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他主张人性不是天生、固定不变的,是在后天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他将教育与人性本体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探讨、论证,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特别是他在道德修养上提出的“立志、自得、力行”的教化主张,在社会人文教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王夫之认为“立志”在育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志向高远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其人品德的优劣。圣贤之人与凡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圣贤之人有一个远大而坚定的理想和志向,并持之以恒地朝这个远大的理想不懈地努力。
因此,他总结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同上第11卷)王夫之在强调“立志、自得”之后,在道德教化中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学生不但要在学习中加强道德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道德付诸于社会实践中去,提倡身体力行道德。他认为在学、问、思辨和行中,“行”最为重要,学生要将自己的道德知识落实在自身的道德实践中,这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