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后浪漫最新出版的德国图像小说《缄默》的后记。本书讲述了伊尔米娜，一个独立、有主见、勇敢的德国女性在战争期间面对纳粹一步步变得冷漠和麻木，最终沉默着与之为伍的故事，是从普通人、亲历者角度了解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残酷体制的绝佳作品。这篇后记由英国莱斯顿大学历史教授亚历山大·科布博士撰写。
伊尔米娜，现代历史上的一生
芭芭拉·耶林女士的图像小说《缄默》主要讲述的是一位生活在纳粹时代的年轻女性的故事。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道路展现在眼前，或许会对书中的情节产生这样的遗憾：伊尔米娜原本可以选择更加幸福、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更大距离的生活。伊尔米娜的故事之所以令我们动容，也是因为我们一直自认为对纳粹时期的德国生活有所了解，而事实上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普通人——各有其梦想、困苦、忧愁和幸福的瞬间——能够与这个残忍的体制为伍，从而使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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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耶林这部图像小说中所选择的历史范域，尽管已经被很科学地研究过，尽管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各地催生出成千上万的相关调研报告、纪录片和电影，但围绕着这一问题仍然有激烈的分歧。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与克里斯多 弗· 布 朗 宁（Christopher Browning）之间关于“普通德国人”的论战就是一例。产生争论的原因就在于日常与恐怖、正常与卑鄙、生命与死亡的共存这一主题会不断触发新的问题并且引人思考。对“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日常的观察便会引发出如何解释和想象国家社会主义、其运行机制及其破坏性的问题。同时，伊尔米娜的故事也说明了历史学家应该始终牢记的一点：人本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历史的动荡；个人事件（例如初恋、职业选择、孩子的出生或者搬家等）在个人传记中可能具有比重大历史事件更加重要的意义。
伊尔米娜与世界
伊尔米娜的例子触及的有争议的历史学主题不仅包括纳粹给出的美好社会承诺—Volksgemeinschaft （“民族共同体”概念）、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经历，还包括普通德国人视角下的纳粹恐怖、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这里，作品向男女读者提出的问题是：伊尔米娜这样一个有主见的、讨人喜爱的女孩，怎么会悄悄转变成一个纳粹制度的支持者和屠杀犹太人的获利者呢？
伊尔米娜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女士，她想要有所作为。与她的弟弟们相反，她无法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尽管如此，她还是去了伦敦，进入一所商业学校接受外语秘书培训。
从独立女性到国家社会主义者：伊尔米娜与“民族共同体”
纳粹的“民族共同体”—承诺建立一个“人民”的整体，所有“同血同种”的人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大众接受的？这是近年来纳粹主义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德国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正的共存形式”的幻想，以及“民族共同体”一词应该按字面意思理解还是只应该被视为一个宣传用语。
伊尔米娜的态度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汉斯· 莫 姆 森（Hans Mommsen） 的 说 法， 即“民族共同体”就是政治宣传的产物，并没有被大多数民众接纳。因为事实上，伊尔米娜并没有为这个共同体献身的使命感。恰恰相反，她在书中多次提问这个共同体能给她带来什么。她的态度也能为另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佐证，他们断言许多德国人从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的是一种社会承诺和一次个人晋升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的政权在大多程度上必须使用强制和威胁的手段使普通百姓就范？事实上，动用警力和以驱逐出共同体作为恐吓的手段自始至终都存在：逮捕、惩罚、没收财产和把人送到集中营再有选择地释放出来，这些都是纳粹政权惯用的措施，目的就是向人民大众灌输“遵守纪律”的理念。
伊尔米娜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变化轨迹很好地阐明了何为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ötz Aly）所谓的“喜闻乐见的、合乎民意的独裁”。暴力镇压固然至关重要，但许多德国人第一次怀有无须加入政党便能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这种归属感与镇压同样重要。而这种超越了简单服从的同意正是纳粹政权所寻求的：比方说，它强调个体成员对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以此来争取德国人的参与及其好感。
驱逐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种族主义做法正是源自这种共同体的概念。“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既需要从物质上剥夺被排斥者的财产，也需要从精神上排斥他们。伊尔米娜从英国回来以后，提供了“德意志或相近血统证明”之后便确立了加入国家级共同体的资格。不对受政权迫害的人表现出任何同情有利于她融入德国社会。
纳粹政权下的妇女
应该把妇女看作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还是说国家社会主义为非犹太妇女提供了解放的可能性？史学家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此争论不休。以两位女历史学家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与克劳迪娅·孔兹（Claudia Koonz）之间的论战为代表的一系列争论为我们打通了差异化解读的道路。
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一种男性化的、厌女的社会制度，建立在父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纳粹执掌政权导致明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男性化。家庭政策领域的反动措施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女人、男人和孩子。财政支持与理想化地吹捧母亲的角色，在认可女性价值的同时也把女性排除在权利和社会结构之外。
另一方面，男性缺位、军事装备工业、轰炸战和战时社会管理等都为妇女开辟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每次战争都是如此，但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种族主义的新秩序中暗含着非犹太德国妇女的解放之势。首先是她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取代犹太女人或男人的工作岗位，另有一些人在集中营中当看守、在移民机构中当职员、在国防军或党卫队中当助理，或者在纳粹占领区作为新政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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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耶林通过伊尔米娜的故事勾勒出自由选择与命运安排之间的紧张关系。伊尔米娜最初有自己的工作。尽管她在所处的部门中地位低下，而且不得不忍受上司的骚扰，但她的职业和她的知识给了她自信和升职进步的梦想。她退出职场并成为母亲是她和丈夫自愿做出的决定。两人都被所谓“婚姻贷款”② 这一反动模式的财政甜头说服了。
伊尔米娜被压缩为简单的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使她难以忍受，她很快就厌倦了每天晚上等丈夫回家，给他做饭的生活，而且她不愿意掺和进任何国家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活动。然而她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伊尔米娜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尖刻，独裁统治下的生活似乎激化了她身上不好的倾向。她的自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眼里只看得见自己的利益，哪怕在面对他人的不幸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仍然处于特权地位。
知晓、决定、抑制③和提问
如前所述，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实现与对那些所谓 Gemeinschaftsfremde（“社区的异类”) 的排斥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当权者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迫害犹太人至关重要。这一点在这部图像小说中有非常清楚的呈现：1938 年 11 月的行动中遭到涂鸦的商店、抢劫、虐待，以及从 1941 年开始强制佩戴的黄色六芒星等。这一切都是在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宣示谁属于、谁不属于这个新社会。面对排斥、迫害以至于最终驱逐关押犹太人的行为，德国人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在大街上直面暴力、混乱和肆意破坏。事实上，1938 年的行动过后，大量民众表示抗议，结果却只是促使当局自此之后以稍微隐蔽点的方式继续实施迫害。但即使在柏林这样一个无名的大城市④，从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到驱逐关押等一系列步骤都是在民众的眼皮底下完成的。
尽管当时居民的反应很难一概而论，但还是不难看出冷漠占据了上风。大多数人的态度正如伊尔米娜在书中所说：“犹太人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种冷漠的原因颇值得讨论。伊恩·克肖爵士断言德国民众的淡漠是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忧虑相伴而生的，他的以色列同行奥托·多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却把这种掉转目光的态度解读为默认，而另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达维德·班基尔（David Bankier）则将之视为一种防御反应，即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参与了迫害，并以此预防日后被追究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后会出现众口一词的冒犯性说法：“我们不知道。”
围绕着普通德国人对种族屠杀知道多少这个问题的辩论至今仍未停歇。历史学家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不久前指出了这种认知的部分界线，而伯恩瓦尔德·德尔纳（Bernward Dörner）则把这种大屠杀描述为一件“没有人想知道，但所有人都能知道”的事情。在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德国人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大屠杀的故事和传闻。其中许多说法是非常可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东部占领区有几十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大规模屠杀。当时在苏联占领区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已经被相当一部分民众知悉，发生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种族灭绝行为却不然，这里的具体细节仍然鲜为人知，因为党卫队成功地把民众与灭绝机关屏蔽开来。关于毒气室的传闻是个例外。虽然关于德国人对大屠杀到底能知道些什么仍有争议，但是历史学家就一点达成了共识：德国人民如果想知道的话，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大屠杀的事情。因为已经存在很多可以拼凑起来的碎片化信息，而且仅凭常识也可以推断出来被驱逐到东线的犹太人是不太可能存活下来的。
这也说明，知晓和抑制一样，是个体主动建造的过程。伊尔米娜每次遇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时——无论是目睹还是通过传言——都拒绝看清事实。她原本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甚至到 1938 年还在“犹太的”商场购物。
然而，她选择支持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以至于打断格尔达的讲述，并说：“格尔达，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听。按理说我应该举报你的。”她和丈夫在软弱和道德怀疑的时刻就是这样稳定彼此的情绪，终于形成了一个掉转目光的小共同体。纳粹政权强化这种消极共同体的建设，在战争的后半段甚至愈加强烈地宣传反犹主义。伊尔米娜的行为体现了一个事实：大屠杀非但没有唤起大多数德国人的同情心，反倒强化了他们对犹太人的怨恨。伊尔米娜似乎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害，却把责任都归于犹太人—“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她对儿子说出了这样的话。
另外的道路？
伊尔米娜一直在挣扎较劲，因为自己走上的路，因为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从未真正经历过的爱情。读者不禁猜想，假如她那未曾拥有的生活不只是她的内心投射呢？她对霍华德的爱是否会导致她拒绝纳粹种族主义？她会不会移民到英国，甚至跟着他到巴巴多斯？这些可能的道路会引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非常有必要指出这些可能性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无论如何，霍华德绝不仅仅是一个幻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者，他寻找到自己的路并且走了下去。伊尔米娜的故事看起来是个德国故事，但它有一个 20 世纪的全球化背景，而这个背景带有浓厚的殖民和帝国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芭芭拉·耶林触及了一个当下的学界研究趋势，即关注黑人在欧洲的生活。伊尔米娜的传记故事也顺便表明了德国与欧洲连在一起，而欧洲从来都不是像纳粹想象得那么白。
伊尔米娜一生中本来有诸多可能，但是她从像扇面一样展开的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可能性中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大规模运动的这条路，于是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的典型故事。同样典型的是，她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没有在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个人幸福。
伊尔米娜回味她的过往并反思她所做的选择，但其中似乎并不包括她对纳粹政权的支持。她好像并没有质疑自己作为党卫队军官的妻子、作为迫害犹太人的缄默的见证人以及（至少是）间接受益者的角色。在她的世界中，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中的责任仿佛占不到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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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世界里有一片空白，而这空白基于一个事实——作为目睹过、耳闻过事件的证人，伊尔米娜没有让事件进入自己，而是让自己陷入机械性的忙碌之中。伊尔米娜属于因缄默而闻名的一代。而且这缄默似乎并非在某件事上刻意选择不语（如果想谈论，还是可以谈的）；恰好相反，积极抑制的机制在面对需要抑制的事件时会立即触发，导致几乎无法攻克的无言。纳粹的宣传把犹太人说成侵略者，说他们受到的迫害都是由于自己的罪孽，又把德国人说成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些都强化了抑制过程。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在被他们的儿女或孙辈提问时愿意敞开心扉，正面回答问题。然而也应该指出，这些问题本来就很少被人提出。
在时常保持缄默的这一代人逝去之后，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尝试透过记忆的缝隙重建历史。芭芭拉·耶林的这部图像小说显示出只要我们勇于尝试，其结果会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科布博士 在莱斯特大学教授历史，并担任“斯坦利 · 伯顿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中心”主任。科布博士的专著和论文主要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民众的反应以及 20 世纪的大屠杀与其他种族灭绝案例之间的异同等课题。
注释：
① 1938 年 11 月 9 日晚至 10 日凌晨，希特勒以冯·拉特遇刺死亡为借口发起的打、砸、抢、烧犹太教堂和商店，逮捕犹太人的行动，史称“水晶之夜”。
③ 这里的“抑制”是心理学术语，简单地说就是指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阻止令自己不适的、不愿意接受的信息进入或停留在记忆中。
④ 原文如此，大概指柏林并非因种族灭绝而“闻名”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