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
白求恩故居，位于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格雷文赫斯特
从 1969 年开始研究白求恩， 出版若干关于白求恩的书
我从 45 年前就开始了对白求恩的研究，那是1969 年秋天，我正在多伦多的一所中学教历史，那次研究持续到 1975 年。在此期间，1973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传记，名字就叫《白求恩》；1977 年，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这是一本白求恩书信的合集， 我按照他从出生到去世的时间顺序编写； 1974 年，我还写了一本叫做《诺尔曼·白求恩》的书，专门给中学生阅读。
到 1999 年，也就是我教书的最后一年，我到了西班牙。妻子莎朗和我在一个叫做潘普洛纳的城市住了一年，那里因每年 7 月的奔牛节而被大家所熟知。其间， 我收到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和《诺尔曼·白求恩》出版商的信，询问是否愿意把这两本书修改后再版。因此，回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重新作一些研究。此后一年里，我意识到自从 1977 年出版了我的书之后，有很多新的信息和资料可以利用，当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在 20 年之后也开始愿意谈论有关白求恩的事情。因此我又开始探访一些地方，搜集新的资料，并决定写一本新书， 而不只是对之前的书进行改版。
这次，我的妻子莎朗开始和我一起作研究。从 2000 年到 2011 年，我们走访过英国、西班牙，当然也到过中国。我们走过了所有白求恩到过的地方，走遍了安大略所有白求恩住过的地方，包括他在蒙特利尔的住处。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很多新东西。2006 年，我们和白求恩的战友张业胜、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的女儿董纯一起去了晋察冀边区，走访了白求恩到过的每一个地方。2011 年，我的书由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之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书名叫《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萨拉曼卡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坚定的信念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每作出一个决定，都会坚持下去，不介意只有少数人赞同，即便有很多人反对，他也不会放弃信念。
在青年时期，白求恩是基督教徒。像所有基督教徒一样，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成为兄弟的守护者，要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慢慢地，他不再相信上帝和耶稣，但是一直相信基督教的这些观念和教义。帮助别人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责任， 这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白求恩从来没有赚过大钱，每次有了一点钱，他总是送给别人或者很愚蠢地把它花掉。他的兴趣不在赚钱上，不在让自己变得富有上，而在做好事上。
白求恩是人，不是神，其实他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有时还酗酒。但在中国，白求恩受到尊敬，不酗酒，生活作风上严格自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认为，想了解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他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他在中国的 22 个月。要知道，白求恩去世时49 岁，而他在中国只待了不到两年，是到中国之前的经历塑造了他在中国的样子。如果你不了解在西班牙发生了什么， 在蒙特利尔发生了什么，你将不会全面理解白求恩。在英语里有一句话，叫做“豹子无法改变它身上的斑点”，意思是说一个人本性难移，所有的一切都会最终在他身上显露，这也是为什么白求恩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顶点”。
白求恩坚持自己的信念，夜以继日地工作
我在中国接触过很多人，比如白求恩的同事、病人等，这些人给我讲了很多细节，印象很深刻，感受也很多。第一，白求恩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来不会放弃；第二，白求恩夜以继日地、非常努力地辛苦工作。比如说，在中国，白求恩每到一所医院或诊所，中国人都很客气，先请他喝茶，而白求恩总是说，不要茶，我想要工作，带我去看病人。他不要喝茶， 不要吃东西，不要睡觉，对他来说，首先是责任——对病人的责任。不论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这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白求恩去看伤员，他们躺在那里，身上穿得很少，天气很冷，也没有毛毯。你知道，白求恩脾气很大，当时就很生气，连声问“为什么”。陪同的人说这里没有毛毯，白求恩说那我给他们。于是他冲出房间，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毛毯给了伤员，并对陪同人员说，希望他们能为这些伤员找到更多的毛毯。陪同人员当时很尴尬，并让白求恩拿回自己的毛毯， 说马上想办法去给这些伤员找毛毯。
白求恩深入前线，救治伤员
白求恩脾气很坏。董越千讲，有一次聂荣臻司令员看他工作太辛苦，建议他多休息。但白求恩不听，仍继续工作。于是聂荣臻把白求恩叫到自己那里，请他坐下，对他说：我想让你多休息，保重身体。聂荣臻还告诉白求恩为什么要让他休息。然而，白求恩站起来，走向聂荣臻， 聂荣臻当时抽着烟，他一下子夺过聂荣臻的烟，踩在脚下，大喊道：我是大夫，有关医疗药品我作决定；有关战斗，你再来作决定!这可是他的“老板”啊，是军队的司令员，可白求恩就这么做，他脾气真的很暴躁。也因为有这样的脾气，所以他才能很努力地工作。
我们研究白求恩，应该什么都讲，不论是他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他就是他，不能拔高，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不是天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开始时，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中国人会说，白求恩这个外国人会发脾气，会把仪器扔掉。据说，有一次白求恩见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削苹果皮，就打了那个医生一巴掌，说以后不准再这样做。所以，一些中国人开始时很怕他，后来逐渐意识到， 他的脾气使他前进，使他有了这样的成就，大家开始尊重他。
白求恩要求来到中国， 在晋察冀边区待了 17 个月
一个月之后，日本人袭击了北平卢沟桥，白求恩读到了这条消息。接下来的三个月，不断有消息传来，说国民党怎样抗日，但报纸上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消息。白求恩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应该为自己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作出补偿，否则的话，我就是一个坏人。于是他去见了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其实，白求恩先说自己想回到西班牙，但西班牙方面答复说，你最好不要回来了， 因此他在精神上很崩溃。于是他说，我想去中国，也许我在那里能做点什么事情——好的事情。就这样，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作出安排，把他送到了中国。他们并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因为那时候通讯很困难，他们只是把白求恩和一名护士、一名美国医生送到了中国，那是在 1938 年 1 月。
他们经香港到武汉，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代表周恩来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去延安，加入八路军。那个美国医生不想去，于是白求恩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两个人去了延安。他在延安待了一个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纪念白求恩》中说他只见过一次白求恩， 但据我所知，包括很多当时在场的中国人都说，在那一个月时间里，白求恩和毛泽东见过多次，谈了很多。美国医生马海德、同白求恩一起来华的琼·尤恩也告诉过我同样的事情。
在那期间，白求恩说，我想去前线。但有人说他年纪太大了——那时他已经47 岁。要知道，那时八路军战士们的平均年龄是 18 岁到 22 岁，白求恩的年龄是他们的两倍还不止，所以人们觉得他不能去。有一次，白求恩很生气，顺手拿起一把椅子，扔出了窗外，说：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不要这样!然后他就走了。于是，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意识到，必须让白求恩去前线。
就这样，白求恩和加拿大传教士医生理查德·布朗一起去了前线。布朗不是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还反对共产主义，但作为传教士，他想要帮助中国人，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直到 6 月底，白求恩和布朗在五台山的松岩口一起工作了六周，治疗受伤战士。后来，布朗决定回去，因为需要筹集更多的钱来帮助白求恩，但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回来，之后只剩白求恩一个人。从 1938 年 6 月工作到1939 年 11 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整整待了 17 个月。
白求恩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
白求恩与八路军战士在一起
对于白求恩来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交流。实际上，在学生时代，白求恩的语言成绩就不理想。在西班牙时，他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在蒙特利尔工作六年， 也只学了几个法语单词。在中国，由于白求恩不懂汉语，中共派董越千担任翻译， 否则他都可能把自己搞丢。当然，他不可能一天 24 小时都和董越千在一起，肯定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没有人同他讲话，没有书。感到很孤独的时候，他一定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晋察冀偏远、落后的地区，没有广播，没有书报，但白求恩做着自己想做的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聂荣臻了解白求恩，白求恩尊重聂荣臻
有人说，白求恩在晋察冀和聂荣臻有很多交往，临终前给聂荣臻写过一封类似遗嘱的信，信的内容很感人。据我考证， 那封信是有争议的。我可以肯定白求恩没有亲笔写下那封信，而是翻译根据他的意思写下来的。
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到达黄石口驻地，第二天早晨 5 点 20 分左右他就去世了，所以他在那里的时间只有十六七个小时。在那段时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潘凡是他最后一个翻译，因为董越千在几个月前离开了。白求恩知道自己不久于世，想要给聂荣臻写封信，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潘凡，还把戴的手表摘下来给了潘凡。由于信不是白求恩写的，而是潘凡用汉语写下来，然后又翻译成英语，然后又被译成汉语，所以经过这样多次翻译之后，大家看到的会有一些变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记录。在那封信中， 他说(或者潘凡替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白求恩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有比较高的评价。在他心里，聂荣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他对聂荣臻描述得并不多，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很尊敬聂荣臻。即使是那次发脾气从聂荣臻手里夺过香烟，他们依然是好朋友。当然，聂荣臻只懂一点法语，不懂英语，白求恩则不懂法语，因此两人所有的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董越千进行的。
聂荣臻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了解白求恩的情况， 知道白求恩的脾气。董越千到晋察冀的时候，聂荣臻就跟他说，你不只是翻译几句话，你要试图使白求恩平静下来，控制他的脾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时董越千只有 23 岁，还很年轻。
白求恩与聂荣臻在一起
正如我之前所说，白求恩在做他想做的事，所以他不求回报。即使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很少，几乎挣不到钱，他依然会去给普通士兵购买物品。其实他一生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想过要钱。在中国，白求恩很尊重那些普通人，包括八路军中年轻的士兵和遭受日军残害的普通百姓。他看到， 这些人虽然都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但没有逃跑，而是全力反抗，坚持和日本侵略者战斗，直至献出生命。因此他很尊敬这些普通人，认为他们都有好的品质。当然，白求恩更尊敬他的领导，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学会尊敬自己的领导、自己的上级。也就是说，聂荣臻得到了白求恩百分之百的尊敬和信任。
白求恩救助老百姓既是自发的， 也源于责任感
晋察冀在当时比较落后，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是比较不发达的地方。白求恩对当地老百姓非常好，老百姓也非常感激他。那么，白求恩对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源于天然的善良，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呢？我认为，首先是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老百姓越来越亲近，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们是很好的人，老人给我鞠躬，希望我能够救助他的孩子。
张军锋( 站立者)、吕伟利在加拿大多伦多采访白求恩传记作者斯图尔特(右一)
在晋察冀，不管白求恩走到哪里，在任何一个小的诊所里，他都会治疗受伤的士兵，也会救助当地老百姓。老百姓们有什么病，总是想办法来找他。有一次，当地有一个孩子是唇腭裂，找到他时，白求恩拉着孩子的手说，我能帮助他，这很简单。于是，他为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成功做了手术。他还给很多其他人做手术，尽管他们都不是军人。
因为白求恩不懂中国话，所以交流时会有困难，但是他想和老百姓亲近的愿望已经超越了困难，我相信这是发自心底的。他在信中常常写道，这些老百姓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接受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苦难的生活。所以毫无疑问， 白求恩救助他们是自发的行为，同时也源于责任感。
今天纪念白求恩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我们纪念白求恩，意义和价值是帮助别人？有多少人是为了能够赚钱养家？如果说白求恩在现代社会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就是大家应该向他学习，不是要求大家每天 24 小时都带着责任感努力工作，只要每天能够拿出一点时间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做事就行。
不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 已有太多的人拜倒在金钱面前，拼命赚钱，钱成了一切，但白求恩不是这样。当人们读了《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或其他有关白求恩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白求恩对生活的追求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白求恩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喜欢被表扬，也喜欢别人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不错”“是个好人”之类的话。但是，在中国的日子里，他不需要夸奖，他只是默默地工作，无私地奉献，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责任。
我为什么走上了白求恩研究之路
我研究白求恩，与我当年的工作有很大关系。1973 年秋天，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学校里教历史。那所学校是加拿大最好的中学之一，所有的孩子入校时都要经过严格考试，即使家里很有钱，他们自己成绩不好的话，也进不去，所以学生都是好学生。可是，作为一名老师，我对一些孩子的价值观不太满意，因为他们对钱更有兴趣。
我想，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明白， 在生活中不只是学习成绩好，还有责任； 不只是漂亮的外表、漂亮的服饰，还有责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目录里一段对电影《白求恩》的描述。这部电影摄制于 1965 年， 是在我开始研究的四年之前。我读到了有关白求恩的简短介绍，明白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说实话，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白求恩。于是我找到那部电影， 放给班里 16 岁的男孩们看。这部电影讲述了白求恩的一生，包括他在中国的情况。电影拍得很好，看电影时班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那是当天的最后一节课，电影放映完后，十来个孩子不是像往常一样跑出教室，而是围了上来，问我白求恩是谁，毛泽东是谁，什么是医疗保障(medicare)，在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事，还请我给他们多讲讲有关中国的情况。孩子们非常聪明， 我回答了一些有关毛泽东、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但是我回答不了有关白求恩的问题，因为我也不了解。
有三四个孩子继续跟着我走出教室， 一直跟我到办公室，不停地问我问题。其中一个孩子说：“在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医疗是为人服务的， 直到我看了这部电影。我父亲是多伦多一位很有名的医生，而且是大学里医学会的成员，父亲对他作为医生的评价是他有三个车库。”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 学生的意思是说，他家有三辆车，而他父亲对医学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赚到很多钱。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不知道那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这真的很有意思，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因为能够赚很多钱才当医生，其他人有多少也是这样的？
这件小事属于意料之外，很偶然，但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1952 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 这是两个共产党人写的，塑造了一位共产党英雄的形象，他拿手术刀当武器，投入战斗，无私地付出。后来，我对白求恩的了解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一直到了45 年后的今天。这就是我为什么走上白求恩研究之路。
(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影视处处长，高级编辑；吕伟利：河北广播电视台英文翻译)
(原载《百年潮》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