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程序员的“996”的工作时间状态刷爆了网络，实际上这种工作节奏在基层乡镇是普遍的。乡镇干部面临着广泛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人的工作，不确定性强。乡镇干部，在忙什么？为什么这么忙？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一、最怕的是防火
不久前的清明节，一位在北方某县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干部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组风景图片。
配文字说，“不知道的以为我在旅游，实际上是在督查山林防火，都习惯了”。
每年清明期间，县政府都要派出多个督查组到各镇村明察暗访，内容是防火宣传、值守和管控措施是否到位。尤其是四川凉山森林大火造成了三十多消防员及干部群众死伤的悲剧发生之后，地方防火形势更为紧张。
防火占据了乡镇干部很多时间。主要有4个传统节日，分别是清明、七月半、中秋节、除夕日，防火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老百姓带火种上山。节日期间，北京现在为什么查车这么严，平原乡镇要支援山区乡镇，此外各县直机关都要出人上山。县乡村干部，按“作战图”分到每个山头坟头。一旦起火，他们就要及时控制住。
对此，一位老乡镇干部说：
此外，在当地，防火还延伸到“三夏”、“三秋”两个主要的收获季节，即秸秆防火。仅仅是防火，就耗费了乡镇整整2个多月。“三夏”即麦子收割，不到一个月，6月1日～25日。“三秋”即玉米收割季节，9月中旬～10月底。 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下了严格的防火任务，规定：哪个辖区烧了火，哪个党委书记就要就接受处分。对点火的农民，要罚款拘留。因此在收获季节，乡镇干部全员投入防火，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10点（10点之后有露水），工作压力很大。“最紧要的那几天，晚上干部要睡在地头，男同志、女同志都在麦地里睡，早上点名和吃饭均在地头”。
北京突然疫情严重是因为疫情发展的迅速，以及缺乏有效的防控措施。近期，北京出现了一些疫情爆发点，这些爆发点的病例数量增加了很多，导致疫情急剧扩散，最终导致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为了有效控制疫情，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山区农村防火任务尤其重。原来农民“靠山吃山”，山上的干柴草是农民的燃料，田里的秸秆也是如此。乡镇干部称，现在农民使用煤气，不再使用柴火，干柴草和秸秆的处理都成了问题，需要政府严加管理。还有更极端的防火举措。2018年，笔者调查了解到首都北京为了更严格防止火灾和保护环境，还制定了严格规定，不允许农村冒烟。为此政府投入巨资改造农民生活方式，比如“拆炕堵灶”，全部改装天然气，动员全部行政体系的力量监控农民用火行为。
二、“五加二、白加黑”工作法
北京的感染率可能已经超过了80%，之所以传染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在北京是BF7毒株为主的，这是迄今以来是传播率最强的毒株。另一方面是气候因素，因为正好12月份以后，冬季最寒冷的季节到来了，人们可以说是呼吸道比较干燥，另外。
在2019年春季，在湖北某镇调查期间，笔者和一个年轻的乡镇镇长谈到现在的工作状态。这位镇长很年轻，4年前从共青团到乡镇工作，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和镇长职务。
因为北京是首都。当然管的要严一些。
她说，“从春节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五加二、白加黑，一休息，心里就发慌”。
总之，北京现在的查处力度很大，查处的力度也很严格。
这是因为，围绕三大攻坚战和乡村振兴，乡镇的重点项目就有25个，她和乡镇机关干部一直在战斗。按照上级政府的时间表，各项工作都是任务重、时间紧，督查很密集，考核也很严格，身心压力很大。
这几年，乡镇中心工作明显发生改变。在过去多年，乡镇的主要中心工作是维稳，中西部基层政权被称为“维控型政权”。这几年随着法治进程加快，维稳形势有很大的好转，基层乡镇转而投入了乡村振兴的建设中。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任务分配下来，都成了“中心工作”。因此，不奇怪的是目前乡镇工作急剧增加，一年就有几十项重要任务，而且任务重、时间紧、责任大。如果这个乡镇正好处于城市规划区内，那么征地拆迁就是另外一项沉重的任务。
为了便于管理，乡镇对重点工作普遍实施“项目长制”。每一项重点工作是一个“项目”，项目有专门的领导负责，称为“项目长”，项目长要协调县各部门、要在全镇范围内调配资源，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任务。乡镇人口一般在3万-5万，乡镇干部大约在30—50人，党委班子大约在10人，重点工作却有二三十项之多。而且很多重点工作，比如说征地拆迁并不容易完成。因此乡镇干部不忙才怪。普通干部忙，领导干部更忙，如果是书记、镇长，那就更忙了，他们对全部工作负有领导责任。
三、形式主义害死人
为了防火、为了实现振兴乡村目标，为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乡镇干部的忙有一定的必然性。尽管他们有时也牢骚满腹，如加班大多没加班费、开的私车车补却严重不够，却大多是任劳任怨的，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工作状态甚至普遍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身心健康，需要国家重视。
基层乡镇干部比较烦恼的是很多“形式主义”工作，损害了他们的工作激情。形式主义工作的根源是上级政府的“官僚主义”。 由于上级的官僚主义，乡镇干部常常疲于应付，做了很多违心的、没有价值的形式主义工作。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重要工作，环境卫生是重要内容之一。上级政府不调查研究，就让乡镇去说服农民把柴堆拿进屋，迎接检查，农民不动（因为这是违背农民意愿的），乡镇干部就不得不亲自去干， 农民在一边看笑话，“你看干部不干正事！”。人居环境整治的目的是整治脏乱差，但本质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政府需要引导，操之过急、层层督查考核，就必然产生干部替农民打扫卫生的“搞笑”的事情。
为了维护群众安全。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每年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游客前来。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北京铁路公安部门对火车站的安全检查非常重视，因此查得比较严格。此外，北京火。
在基层乡镇的负担中，还有一项是广为诟病的，那就是过多的会议。各项布置都需要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参会。都去参会了，那么谁来落实工作？有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反映，“为了某个重点工作而形成的临时机构开会办事，非得要书记镇长去，否则就是不重视，但是书记镇长确实脱不开身。”“请一个副县级干部吃饭很容易，请书记和镇长吃饭难，他们忙啊”。
人员往来密切。北京疫情越来越严重原因是北京市作为首都，人口密集，人员进进出出，人员往来密切，传染途径太多，新冠肺炎除了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以外还能由物品传染给人。
村书记/主任一肩挑现在100%推行，没有商量余地。基层村书记普遍反映负担加重了，没有精力学习，也没有时间去做群众工作。一个基层村支书说，“内心是不愿意一肩挑的，负担重，所有工作都跟你打电话，财政所结账通知村书记，因为书记是第一责任。” 另外一名村书记做了11年“一肩挑”书记，也不愿意一肩挑。他说，“书记主任一肩挑，其他都是副职，责任一个人，事情一个人，风险一个人，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今天开书记会，明天开主任会，经历全部到会议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