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
2021年岁末，一篇名为《五纪》的清华简，因其文有“黄帝有子曰蚩尤”的内容，故而一经媒体报道，立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也由此，将世人的目光再次引向上古史，引向中华民族的开篇时代。实际上，黄帝与蚩尤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统一象征的伦理政治问题。
黄帝的史迹、形象及其演化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尊崇。司马迁作《史记》，以黄帝为我们民族的第一人，为之而作《五帝本纪》，并在篇末表示对黄帝的赞扬，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人们不禁要问，黄帝到底有哪些史迹，致使他受到人们如此广泛的称颂？他的形象与其真实的历史身份又是如何？
有关黄帝的史迹，《史记》说得最多。它从黄帝的姓氏名号说起，一直说到他的文治武功，特别是他的对内对外的征伐：他先是率领诸侯对神农氏的后裔炎帝进行征伐，在阪泉这个地方与之进行过三次战役，才终于“得其志”，取得了胜利。接着，白帝与赤帝哪个更厉害，他又对来自东方势力集团的蚩尤进行讨伐，双方在涿鹿展开大战，结果是蚩尤遭到了擒杀。由于这两次战争的胜利，“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之后，他又对北部边疆地区的荤粥（即獯鬻、猃狁）族展开挞伐，将他们逐出国境，并因此“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也就是在釜山举行诸侯对自己朝拜的大会，定都在涿鹿山下的盆地。他于是在这里设置“左右大监”，让他们去监管天下万邦，同时举荐风后、力牧这些贤才来治理人民，俨然是第一位建立起对天下统治的帝王的形象。
不过，《史记》描述的这些黄帝的史迹，有些并不可靠。太史公应该是根据古代的一些传闻，加上自己对于古代帝王的想象，来塑造黄帝形象的。例如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所谓“公孙”，即公之孙，黄帝那时尚未有公侯伯子男的爵命制度，何来公孙这种称呼？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是过去人们对所谓受命之君进行神化的一套惯用之辞。看来，有关黄帝的真实身份及相关史迹，还要到更早也更可信的史籍中去寻找。
我国先秦时期不少史籍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其中《逸周书》中的《尝麦解》篇及《山海经》也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的战事，但与《史记》不尽相同。而更重要的与黄帝有关的史籍，则当数《国语》与《左传》。这两本书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早期，稍早于《逸周书》与《山海经》，其所记黄帝故事也比前书更加丰富，且更可信，除了记载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黄帝的史迹。
《国语》记载的有关黄帝的史事，其最重要者，莫过于《国语·晋语》提到的黄帝、炎帝发祥的故事。其称黄帝与炎帝都生长在陕西西部一带，是少典与有蟜氏所生的后代，而后，“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便是黄帝与炎帝姓氏的由来。徐旭生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据以考证炎帝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复又结合诸书有关黄帝陵墓在今陕西子长县境的记载，判断黄帝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其次是《国语》所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之事，这应该是黄帝氏族与其他氏族通婚而繁衍下来的诸多姓族的记录。至于《国语·鲁语》记载展禽称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之语，则从另一种角度表达了黄帝为当时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诸书所记黄帝的史迹中，大家应当能够总结出黄帝的形象与真实身份了。在比较早期的文献《国语》和《左传》中，黄帝的形象实只是一位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开始是和平共处，后来不知何故，又在阪泉“用师以相挤”（《国语·晋语》），也就是起了冲突。
赤帝一般指炎帝，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尚有争议，也有说朱襄氏部落曾有三代首领尊号炎帝）。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
到了《逸周书》与《山海经》二书，黄帝的形象显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整个北方部落联盟的大首领，致使他能够率领各部跑到河北涿鹿去和东方的蚩尤部落打一场大战。其时黄帝已拥有相当的权威，连炎帝也有求于黄帝。《逸周书》说，这场战争就是因为炎帝先遭到蚩尤的驱逐，双方争于涿鹿之阿，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黄帝出手，才将蚩尤打败的。
蚩尤非黄帝子息
黄帝指的是轩辕氏，赤帝（一般称作炎帝）指的是神农氏，青帝指的是太昊伏羲氏，白帝指的是少昊，黑帝指的是颛顼。1、黄帝 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近出清华简《五纪》记有蚩尤为黄帝之子的传说，一时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好奇。传说固然不乏史实素地的存在，但不经过认真鉴别，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是很难揭示其历史真相的。
黄帝之子传为二十五人，然与蚩尤无涉。《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所谓“二十五宗”即指黄帝二十五子，一般认为是从黄帝族分化而出的子氏族或分支部落。其中同为姬姓者二人，同姓即同祖，血缘关系较近。酉、祈、己等非姬姓者十二人，从黄帝部落分化出来后，或居官为氏，或以地为氏，或以国为氏，血缘关系较为疏远。此外，还有未言姓氏者十一人，有的可能与黄帝族并无血缘上的任何联系，只是归附在黄帝部族名下的异姓族群。黄帝时代，中国早期国家正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不同族姓的部落聚集在黄帝旗帜之下，除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还形成更高一级的政治认同，组成更大规模的部族联合体，开始走上国家发展的道路。那些与黄帝族姓相异的部落，虽称黄帝之子，其实只是黄帝之臣，即以黄帝族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成员。
黄帝指的是轩辕氏，赤帝（一般称作炎帝）指的是神农氏，青帝指的是太昊伏羲氏，白帝指的是少昊，黑帝指的是颛顼。早在周朝时，依据《周礼》，人们就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南、西、北、中五方上帝。六辂祭祀：一曰苍。
清华简《五纪》说：“黄帝之身，溥有天下，始有树邦，始有王公。四荒、四冘、四柱、四维，群祇、万貌焉始相之。黄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五兵，五兵既成……将以征黄帝。”此言“黄帝有子曰蚩尤”，并不代表他们是真正的父子关系。从《五纪》语境看，蚩尤当属四荒邦族之君，同时是黄帝部族联合体的成员。这里的“子”是对蛮夷戎狄部落首领的称谓。《礼记·曲礼下》云：“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郑玄注：“谓九州之外长也。天子亦选其诸侯之贤者以为之子。子犹牧也，入天子之国曰子，天子亦谓之子。虽有侯伯之地，本爵亦无过子，是以同名曰子。”意即蛮夷戎狄部落的君长，其本爵为子，即使拥有像侯伯爵秩诸侯那样大的疆地，在天子国家里仍是子爵，因而天子可以称其君长为子。“子”的此类意涵，当是后世才有的。《五纪》同样是后世是撰作的，故作者可用相关用语来传述往古故实，因而形成了“黄帝有子曰蚩尤”这样的表述。对蛮夷之君以子相称，自谓“蛮夷”的楚国就是显明的例证。《史记·楚世家》谓楚人先祖鬻熊“子事文王”，周原甲骨记述“楚子来告”，其“子”即指楚君兼具子爵之义。《楚世家》又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受封“子男之田”，又称“楚子”，以爵称为君称的含义就更清楚了。这说明对文献称“子”者，是不能一概理解为父子关系的。
清华简《五纪》称“黄帝有子曰蚩尤”，相当于说黄帝有子爵诸侯名蚩尤，体现了共同体内的君臣关系。《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蚩尤为“六相”之一，即是黄帝的辅佐大臣。《越绝书·计倪内经》云：“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也是说黄帝与蚩尤为君臣关系。《礼记·檀弓》篇“归尔子”，郑玄注：“子，谓所获民臣。”《礼记·缁衣》云：“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古帝王以臣民为子，臣称“臣子”，民谓“子民”，把君臣关系虚拟为带有亲情的父子关系，是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手段。蚩尤既为蛮夷之长，又为黄帝之臣，被称为黄帝之子自是不足为怪的。
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徐旭生先生曾提出古代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说，得到广泛赞同。炎黄部族属于华夏集团，太昊少昊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则为苗蛮集团。这些部族集团之间有交往交流交融，也有冲突和斗争，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蚩尤作为苗民之君，“惟始作乱”，以致杀戮无辜，于是受到惩治。按《战国策》与《史记》，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大体属于三苗的活动范围。蚩尤作为苗蛮集团的首领，其活动地域也与黄帝集团迥然有别。
黄帝、蚩尤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黄帝和蚩尤及其相关关系事关中华民族统一象征的伦理政治问题，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建构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一、黄帝、蚩尤与同仁一视民族意识的建构
顾颉刚先生曾分析，司马迁当年对待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问题的认识，是采取了“二重证据法”，即“民间故事和书本（文献）记载”比而观之。司马迁一方面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了“百家言黄帝”；一方面则“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真实记录下民间流传的黄帝故事和传说，正所谓“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翻检《史记》，我们知道《五帝本纪》为本纪第一，而《黄帝纪》又置于开篇书首。说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是确信中华民族历史上，有黄帝这样一位文化智慧和力量象征的神人远祖存在的。
上古氏族之间有和平共处，同时也会有冲突和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在司马迁的认识中，黄帝恰恰是经过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而被诸侯咸尊“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当然，蚩尤的传奇并未就此煞尾。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㦸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弭服。”
在古人的认识中，黄帝、蚩尤的关系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有如阋墙之衅，蚩尤在历史上的形象转换就是最好的说明。即蚩尤虽然败亡，但并不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安排，而是以同仁一视的兼容并包，转化成为华夏族不死的战神。如此也就从一个端点回答了黄帝和蚩尤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史诗英雄。
二、黄帝、蚩尤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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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刘咸忻读《史记》曾注意到：“史公论语，屡言五帝，无以陶唐为主之意。”《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是司马迁一次重要的知识建构，这个知识建构的意义在于，以此揭橥黄帝战败蚩尤的意义，归其要旨就在“大一统”，在于民族凝聚力精神的锻造。因此，司马迁以黄帝及其时代（包括炎帝、蚩尤、共工）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源头，具有不凡的史识。这是司马迁的大局观和大历史观，是他对先秦诸子历史观的一大突破。
文献记载，蚩尤之九黎战败后，《诗经》有谓：“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说明西周仍有“黎民”的称谓，以后黎民更成为百姓、民众的统称。这也恰好说明了九黎已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黄帝、蚩尤的文化意义在于，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从而超越了单纯的血统探源，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根脉共识。此后，从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禘黄帝，到后世历代祭黄帝。近代以降，民主革命志士为唤起民众，以黄帝子孙相号召，《黄帝魂》等书和文字再一次聚焦黄帝，并以黄帝纪元为革命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国人以黄帝文化传人凝聚人心，标张黄帝和蚩尤战神形象砥砺民族斗志等等。因此传承黄帝、蚩尤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帝与蚩尤文化及其信仰影响至今，其价值意义举凡两点：一是农耕文明下，积久形成的众志成城，抵御自然和人为灾害，抗争不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在氏族融合过程中，面对危机与困难，坚毅果敢、自强不息、创新发展的伟大品格。这些伟大品质已深深沉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里，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底气与根基，而且是激励我们自信前行的价值本源和精神动力。
蚩尤的史迹、形象及其历史演化
蚩尤是我国上古时代九黎部族的首领，与炎黄二帝同时。关于蚩尤的记载其实很早就见诸《尚书》《逸周书》等诸多先秦重要典籍中。其事迹主要有两类：一是与炎黄部族相攻伐，参与上古部族集团战争；二是冶金作兵，后世奉之为“兵主”。
《逸周书∙尝麦解》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按照这个说法，蚩尤曾居处少昊之地，也就是今天曲阜一带，随后与周边的炎帝部族爆发冲突。炎帝不敌，向黄帝求援，最终通过黄帝族的力量消灭了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记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可见蚩尤与炎黄之战的影响是巨大的，黄帝凭借这次战争的胜利，问鼎了上古部族联盟的最高位，确立了炎黄部族在上古时代的主体地位。《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述了这场战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应龙、风伯、雨师、天女的出场给这场上古部族之间的战争披上了神话的外衣。黄帝、蚩尤也随之由人而神，从强大的部族首领变成了能够呼风唤雨的神王。
关于蚩尤与炎黄部族之间战争的原因，《尝麦解》并未明言。但《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之说：“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尚书∙吕刑》里同样记载：“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因此，在商周时人那里，蚩尤他作乱百姓，所以上帝抛弃了他，导致他被炎黄部族联盟所击败。《国语∙楚语》里曾记：“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由于所述历史时代相近，“九黎乱德”大概也与蚩尤作乱有关，两者当为一事。“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可能是“作乱百姓”的表现之一。由《吕刑》所载古训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可知，中国古人关于蚩尤的历史记忆远比今人所能想象的更为久远。
当然，也不是所有地域的人都对蚩尤持有负面看法的。这一点尤其在齐地的古史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在《管子》中，蚩尤能够明了天道，成为了黄帝的得力贤臣。蚩尤作为黄帝贤臣的形象显然是非常正面的，这种看法不仅出现在齐地，而且还流传到三晋地区。《韩非子∙十过》里记载：“师旷对晋文公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则材料虽然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蚩尤作为黄帝贤臣的形象却是显而易见的。
齐地古史系统中的蚩尤形象颇为正面，一方面是由于蚩尤曾经居处山东曲阜的少昊之地，与太昊、少昊为首的东夷部族关系密切（或认为蚩尤属于东夷）；另一方面可能与他冶金作兵有关。《管子∙地数》：“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管子》一书较早记述了蚩尤受金制兵的情况，影响广泛。《世本∙作篇》（秦嘉谟辑补本）记：“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上古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面对战争这样的大事，发明与制造兵器无疑是非常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战争的胜负。蚩尤凭借强大的兵器制作，兼并诸侯。蚩尤也因此逐渐成了兵主，由人入神，并较早在齐地得到祭祀。《史记∙封禅书》：“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人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秦始皇巡视到齐地，祭祀了齐地八神，其中就有化身为“兵主”的蚩尤。汉代祭祀蚩尤之风盛行，当是发端于齐地。可见先秦时期齐地的蚩尤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甚是广大。
此外，出土文献陆续发现有蚩尤的相关记述。如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战国时器“鱼鼎匕”（《殷周金文集成》980）记：“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智，参蚩尤命。”铭文告诉人们要以蚩尤的命运为诫，不要弄得自己无处安生，值得重视。
如何理解“蚩尤畔父，黄帝涉江”
清华简《五纪》有“黄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五兵”的记录，学者结合《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的记载，认为蚩尤是黄帝的儿子，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首先，需要先了解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汉武帝时，因为巫蛊之祸，太子冤死，田千秋上书汉武帝，劝谏汉武帝要念父子之情，用父子间的伦理规则处理与太子的矛盾。田千秋在上书中说：“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意思是说：儿子轻用父亲的武装，处罚不过笞刑，父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自古就有，然后用“蚩尤畔父，黄帝涉江”的典故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同一事还见于《汉书·车千秋传》：“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认为“子弄父兵”是小过错，太子过失杀人，不应该重加罪名。“子弄父兵”是小罪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如郑茂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说“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汉书·戾太子据传》），认为太子“子盗父兵”只是自救，《汉书·匈奴列传》中则直言“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把“子弄父兵”当作只是笞刑教训即可的小过错。
田千秋引用“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典故的目的，是说明“子弄父兵”是小罪，适合用伦理规则加以责罚，为汉武帝宽赦太子提供理论支持。从文献和清华简中“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遂杀蚩尤”“既杀蚩尤”等记载看，黄帝对蚩尤的处罚远超笞刑，更是违背了父子之间的温情，所以，此处“黄帝涉江”是用为反证，即用黄帝对蚩尤严厉的惩罚作为反面例子，说明父子之情不适用严刑峻法。在此基础上，再来看“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其意思应该是：儿子轻用父亲的武装，刑罚不过是笞刑，父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自古就有，像蚩尤与父亲有冲突黄帝就过江惩罚那样的事情，是不可效法的。所以“蚩尤畔父，黄帝涉江”的焦点是“黄帝涉江”，以此表明后果的严重性。
“黄帝涉江”是很严厉的惩罚，而且是用公共权力平息父子矛盾，这与汉武帝时期开始尊崇儒术宣扬父慈子孝的风气显然不合，更重要的是田千秋看出汉武帝有后悔对太子处罚太重的心意，故用“黄帝涉江”来规劝汉武帝。
因此，清华简《五纪》“黄帝有子曰蚩尤”中的“子”，不能理解为儿子的子，而是应该是一种社会性关系称谓。在古人的历史观念中，黄帝、蚩尤之时，恰逢神农氏衰，原有社会秩序瓦解，黄帝、炎帝、蚩尤等部族进行了重新整合，互相之间的关系时敌时友，最终融合到一起，“黄帝有子曰蚩尤”表达的是其中一段时间内的双方关系。文献理解要放到总体的历史观念和大的历史背景中去，以避免单纯的字句巧合导致的误解。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7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