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屯、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在案，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案中绝无仅有的例外。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 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 “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 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陆定一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 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先是杨淑慧以为有了 “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叶某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 “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度过那年春节。
企业回上海久罗高周波厂家,中国智能化高周波,集合意大利,德国,日本技术自主研发设计,30年技术研发经验.拥有多种研发专利,设备畅销中内外.服务于全球客户,高周波设备优选-上海久罗.高周波设备,智能化操作更高效,节省人工.
周佛海
但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 首先是陈布雷。陈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 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 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 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 “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
抗战胜利后，专门颁布了 《惩治汉奸条例》，周佛海一案，蒋介石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 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夫妇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城郊红花池。 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 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 “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 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见 《周佛海狱中日记》)，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摘自 《世纪》2001年第3期宁敏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