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锚定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原则和推进方向。“两个结合”论断从理论、实践、文化三位一体的辩证互动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经验，它在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重构的科学原理基础上，着重肯定了原理在实践中辨识、吸收、融入本土文化从而形成有民族特色、民族气派的生动理论的潜在历程。在新时代，“两个结合”是深思熟虑的经验总结，是高瞻远瞩的科学导引，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以及在中国已完成植入与融入整体性生成的自我创造的艰难历程，宣告了党在百年奋进中已然铸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同时为回溯“中国化”历史路径和展望“中国化”前景趋势提供了新理念与新视域。
一、“孔子”复杂之“用”的实践之基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历来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十分热衷品评和引用的热点。然而，只要立足于总体把握而非停留于部分字句，就会发现这种热度之所以“高烧不退”，正是基于毛泽东对孔子观点表面的非一致性甚至自相矛盾。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而言，受社会环境动荡和知识结构发展的影响，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毛泽东早年通过严格的传统儒学训练奠定了自己的旧学基础，曾自述对孔夫子“很相信”，在书信和文章中时常引用圣人言行、谈及“大本大源”。自从投身五四运动对尊孔逆流的激烈批判之中以后，毛泽东已经较少地将孔子作为知识结构加以引用，而是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进行论述。但是，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态度相比，毛泽东更着力于“不能不反对”作为奴性的偶像的孔子，试图通过道德批判对旧哲学进行伦理改造，而非以决裂立场将孔子的印记彻底抹去。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之后，结合对封建制度、忠孝主义、三纲五常的批判，毛泽东着力于清算孔家儒学在内的封建思想，其间，他仍然习惯性地引用孔子言论论证自己的观点和评述现实实践。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讲演中时有正面评价孔子的论述，在“中国化”命题呼之欲出之际，他又将孔子与孙中山并列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珍贵品”和“遗产”。建国后，毛泽东在各类场合引用孔子语录、评述孔子生平，凸显他破除迷信而又尊重传统的辩证观点和治国智慧。到了晚年，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毛泽东表露出急于批判和清除以孔子为象征的旧势力的激进倾向。
那么，孔子学说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到底是“珍贵品”还是“秕糠”?毛泽东对孔子的褒贬是否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大致客观的规律趋势?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内涵与革命精神不相匹配，因此毛泽东在革命阶段反孔批孔，而在治国阶段崇孔用孔。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前期较多地从学理上肯定孔子，而后期较多地从政治上否定孔子，用许全兴先生的话说就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尊孔，晚年激烈批孔”。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如同近代中国借孔、尊孔、批孔等多元多样多变的政治场景一样，在其人生遭遇、理论变革、政治践履的不同时期，孔子都是一个以不同面目浮现的“魅影”。一方面，作为认识主体，毛泽东亲历国学文化与西方哲学冲突、交汇、融通的近代潮流，他的认识方法和知识结构不断经历着“文化重构”，他对孔子及其象征的旧势力的观念客观上存在着变化；另一方面，作为认识对象，虽然孔子作为历史的人肉体已经湮灭，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及中华文化的部分因素经久不衰，随着传统文化自身变革和社会政治的变迁，碎片化的孔子立场、倾向、言行、轶事已经包含了超出人物本身的历史内涵，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及其地位不断引申出不同意蕴的“孔子”。作为毛泽东语境中“魅影”的“孔子”以孔子本人存世不多的质朴言语和传闻轶事为基础，在后人的阅读模式透视下延伸为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不同的倾向立场，呈现出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面孔”。因此，上述褒贬的非一致性不应归结为作为认识主体的毛泽东善变或作为认识对象的孔子的分裂，而是源于毛泽东基于理论立场和现实需要在“结合”文化时采取的灵活的“阅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古代经典的态度，既不像有些人那样，必定将它斥之为封建思想，也不像儒家那样将其赞颂为万古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古代经典是后人深入研究精神世界的主题，但不能像它们曾经所做的那样去统治精神世界本身。”毛泽东主张并支持对传统文化“珍贵品”的学术研究，延安时期他有意识地鼓励陈伯达探寻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倾向、辩证法元素，试图在中国哲学和先进理论内部寻找它们的双向契合点，从而实质性推进“中国化”进程。在毛泽东与郭沫若、艾思奇、张闻天等人的往来书信以及他的私人读书评注中，我们能够找到毛泽东探讨儒家学说之“本”的大量片段，能够证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非囫囵吞枣、草草论之。毛泽东论孔子的词句中出现矛盾的面目化的“孔子”，这种矛盾性不是毛泽东或孔子学说本质性的内在分歧，而可以说是在发挥“孔子”之“用”的现实功能性层面上的刻意之“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在“用”的语境中，毛泽东不是要揭示孔子及其学说的本质，很多场合也非意在说清说空话、重实践、闹革命、走基层、不民主、杀异己等这些碎片化的“孔子”形象哪个是真实的孔子本尊。毛泽东推动“第二个结合”，并没有止步于辨识传统文化本质的优劣成分以便在内容上吸收什么、抛弃什么，而是通过将这些范畴“放在”现实的恰当位置之上，主观能动地“用”“孔子”及其代表的传统，实现旧学问与新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用”“孔子”对“第二个结合”具有三层历史作用。
一是要揭穿旧伦理的“伪善性”。“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中，道德哲学根据统治需要将符合统治利益的谬误包装成具有欺骗性的“善”。毛泽东在评周辅成的一篇文章时，直指善恶忠奸的道德学在阶级斗争中的工具本质。毛泽东在谈及孔子哲学“仁”的观念时称其“也不完全”“没那回事”，在针对将统一战线与“勿施于人”的理念进行类比的现象时，他提醒不要在道德格言的诱导下被阶级互助的假象所蒙骗，多次把孔子描述为没上过大学、没博士头衔，做过农业社会计、丧事吹鼓手，是被汉代董仲舒包装起来的等等，这些论述通过描述粗鄙的孔子颠覆其“圣人”形象，意在以鲜活的孔子掀开“孔子”崇高的外衣，通过两者落差破除旧理念的“圣性”，启迪群众改造自己对旧有思想的依赖和习惯性崇拜的思维定式，冷静而又理性地反思透视传统文化中绝对化了的孔学道德理念。
二是坚持强调政治的原则性。“孔子”之“用”在毛泽东那里不是随意兴起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上予以谨慎考量。他在向张闻天、陈伯达提出哲学研究意见的书信中特别强调，梁启超的思想包含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适的思想则是有相对主义倾向的庸俗唯物观，可以引用他们大体正确的论述，但要注意在政治原则和理论立场方面的“基本区别”，不做系统批判也要做简单申明，在肯定他们的同时要防止人们根本相信这些理论。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尊孔”运动，毛泽东强调对孔子问题应暂时沉默，不要急着搞赞孔或批孔，在他们靠孔、我们靠马的根本区别上要旗帜鲜明、划清界限。
三是要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从“结合”的起步阶段开始，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改造旧体系旧道德，另一方面注重保留和发展“土哲学”的中国特征。他强调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封建的东西有其正面作用并非全坏，死了千年的人并不要因批评而批评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处置不能“一把火烧光”，也不能停留在“打倒孔家店”的层面。他还说过：“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毛泽东借用孔子说理议事，强化了作为在场听众的领导干部的印象与理解，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引起群众对“中国化”的哲学观点的关注和共鸣的大胆尝试。
二、“孔子”哲学之“体”的深刻见解
以康梁为始，“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念在与政治变局相互交融中演绎出无数挫折和惨痛经验。“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就只能从对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和融合中找寻答案。毛泽东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毫无疑问具有文化的意义，同样，毛泽东的哲学发展也必然要表明对于中西文化、哲学的基本态度。”正如西方学者怀利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胜利，它标志着理论正统与文化传统、中西哲学在相互交融中业已形成一个全党全国都能形成共识的成熟形态。这一历史性的成熟形态，不仅建立在毛泽东个人政治地位的确立之上，而且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之“体”的本质见解中。
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然反对传统礼教对个性的戕害，但是对传统文化本身没有采取激进否定的态度，依然强调“先中而后西”地研究“吾国大要”的重要性。而后，在实际的斗争运动中，毛泽东完成了先进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有机融合，其哲学思想到“两论”实现了自身的成熟，将先进理论由解释、普及、日常的学理形式真正转变为研究中国现实、总结革命经验的创造性著述。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革命斗争实践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层面的误解与盲从。毛泽东珍视实践的价值，更尊重理论的科学性，并开始全面地考虑理论的时代价值如何恰当地在实践中发挥这一重大问题。1936年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废寝忘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一位忙碌的政治活动家转变为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将自己锻造成能够战胜教条主义的理论驾驭者。
毛泽东批判性地承继以孔子为象征的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生动鲜活的“用”的层面，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之“体”的学理研究层面的工作。由于毛泽东的政治身份以及时局影响，他对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的公开评价总是慎重的。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后，毛泽东要求陈伯达、张闻天等身边有哲学功底的理论工作者围绕中国问题和古代哲学开展研究，从理论角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传统文化的支援背景。
关于名与实。毛泽东将胡适、冯友兰政治层面的“正名”主义问题深化为谈论名与实的辩证关系的哲学问题。毛泽东认可陈伯达的观点，即孔子的哲学纲领是“正名”理论，它用“名”决定事物之“实”，将真实世界倒置为不变的概念世界，犯了观念论错误。从实践论看，“正名”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蕴含了实践论层面的部分合理因素。毛泽东注意到孔子的“正名”从名正到言顺再到事成的这一过程有一定的合理推进关系，但没有看到“名”之前还有“实”、名要副实，即实践之前有承认实作为根本以及实明则名正的关键环节。与陈文的只论正名理论的短处相比，毛泽东提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毛泽东将“正名”作为一种动词和方法去理解，其中，将“正”的积极成分作为主观能动的改变与改造去理解，将“名”的内涵从不同阶级的政治需求去定义，对文化遗产不是先见性地以全盘批判为目的，而是联系实际、准确辨析古今“正名”不同的历史内涵。这里，毛泽东从概念化的倒置角度对“正名”主义做出的批判，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概念的“神学”倒置的思辨方法极其相似，既从哲学逻辑与现实依据的角度对孔子学说进行了辩证的历史考察，又从孔子“正名”的历史合理性论证了意识形态“一言兴邦”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进行的一次深刻的科学的辨证剖析。
关于“中庸思想”。毛泽东从质与量、两条战线的哲学原理去思考，但由于历史影响和政治教训，他更多地考虑“中庸思想”的立场问题和实践风险。毛泽东支持陈伯达用马克思主义透视传统哲学内涵的尝试，肯定他从“质”的角度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他指出，孔子“过”和“不及”从两条战线去考虑事物“安定的质”，其中，“过”就是“左”的路线及其表现，“不及”就是右的路线及其表现，这两种状态在一定时间和特定空间运动形成的量的关系标定了一定的“质”。一定的“质”一定会偏向它所包含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其中一面，如果没有任何偏向，那么就没有“质”。毛泽东将中庸思想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辨析，既肯定了其中的辩证智慧，又结合革命教训和斗争经验对“过”和“不及”的两面性的斗争和追求质的安定的现实路径做出了发挥。应当注意，虽然强调“中”背后的路线之争的必然偏向，但是较大多数革命者由于中庸思想对民族惰性、“卑怯”、奴性的长远影响所产生的激烈抵触的态度，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哲学分析是更为客观的、现实的。毛泽东在对艾思奇文章的批注中写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而不是辩证法。”中庸思想看到了量变质、质的安定性等事物的辩证要素，但是却对剥削采取了折中主义，在封建保守的立场上惧怕变化、维持旧质，因此，它有辩证要素而没有发展观念，只是用僵死的道德标准排除异己，成为旧统治的反辩证法工具。同样是围绕质的两条战线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的质则是革命的、相对的，是从哲学到政治彻底的辩证法。
关于“三达德”。毛泽东认为孔子的唯心论立场造成了这些中国传统的“糊涂”概念，而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原理出发作了新的释义。他认为，“知”是计划政策等思想理论，“义”可以归到“知”的范畴内，“仁”“勇”是将“知”见之于实践的态度，与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类似。在“三达德”的理解上，毛泽东已经远离了孔子的原意，他所指出的“糊涂”不是针对这些概念的本意而是指孔子原意抽象性带来的“用”的混乱，所以这种远离不是误解，而是一种基于科学理论有意为之的现代转化。相比于传统的“三达德”，毛泽东则尤为强调“义”和“忠”，“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此处，他所理解的“义”和“忠”完全不同于封建秩序固化的原意，“义”指对于实践主体心中关于什么是应当或适宜的“宜”的“知”的判断，“忠”指笃信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并坚持其指导下的实践方法的意志与态度，实际就是在传统文化“诚”的理念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源于实际、实践尊崇真理的实践论思想。
以上述观点为例，毛泽东对孔子哲学理论之“本”层面的观点和态度，是还原“中国化”历史原象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部分。1983年《毛泽东书信选集》出版之前，这些书信及其中包含的重要思想一直掩盖在故纸堆中，导致学界长期将对“中庸”的彻底否定等历史表象作为毛泽东引领的“中国化”的主流，极少看到毛泽东等人从“本体”的学术角度辨析传统文化做出的理性努力。
三、“辨孔”对“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启示
一方面，以毛泽东“辨孔”为代表的早期探索体现马克思主义原理介入传统文化时代发展的实践自觉，表明了“第二个结合”课题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和先进理论的必然反思；另一方面，新时代对“第二个结合”的明确与凸显也为反思和提炼毛泽东“辨孔”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时代契机。结合毛泽东“辩孔”的基本史实和方法启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蕴含了以下几点“结合”之“道”。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要坚持科学的历史态度。“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承认历史过去基础上反对“开倒车”，也在推进历史前行的同时反对数典忘祖。一方面，历史裹挟着上一代实践主体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遗产，不但构建了历史主体当下实践的环境和基质，而且为主体提供了知识文化支援，构成了主体独特的气派和性格，是现实实践的必然前提和实力来源。另一方面，在辩证发展的视域中，时代将其根脉扎根在历史沃土之上，又以扬弃和告别历史的方法确立自身的意义，它对作为历史“遗产”的文化的承认与尊重，既不是“丢掉”，也不是“拿来”，而是在以辩证法深入其内部的基础上既对其珍贵之处进行浓缩与承继，又对其过时之处展开提取与批判。毛泽东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辨识孔子的多样性态度正是这种辩证审视的体现，也正是“结合”蕴含的“正、反、合”之“阵痛”的曲折历史性过程的真实写照。
新时代完成了对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历史评价和当代效用的科学锚定，不仅用“前后三十年”伟大论断驳斥了“断裂说”，以激浊扬清的历史魄力和时代担当科学化解了潜存的思想分歧，凝聚了稳步站定舞台中央的历史向心力和强国正能量。同时，它用“两个结合”勾画出具体现实与传统文化如何历史地融合于科学理论的时代发展及其成功实践这一重要课题，实际上，为正确理解毛泽东辨识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提供了一条科学的逻辑。“两个结合”特别明确了后一个“结合”的表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领域也是历史主义者的当代风范，蕴含了为“中国化”奠定深远持久的文化自信基础的战略构想。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践履者才是文化创新掌舵定向的唯一科学主体这一原则。在辩孔识孔的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革命者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矛盾中交织并被具体实际所统筹的表现。正如胡乔木所述：“毛主席是在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这个东西要说得很完整也不容易。”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含混内容的时时顾虑与腐朽部分的深刻揭露，主要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的执着与道路的维护，担忧其被以传统为名、别有用心的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统一信念和前进动力的实质危害。这些历史场景是一定历史条件及其限制下的真实产物，是“中国化”发展的内在张力与辩证波折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坚持践履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批判精神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能以诚实的态度接受文化创造与创新过程的波折性，以强大的意志坚守转化与发展的立场和尺度。往前回望，坚船利炮带来的近乎毁灭的伤害已经证明，传统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已经与世界潮流相违背，甚至一度成为束缚实践主体前行的桎梏、阻碍民族解放的绊脚石。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引领中华民族独立复兴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挽救了儒学的命脉，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光明导向的人类未来绝不是传统儒学能够展望的。“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在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导引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能量，构成了中华民族把准时代、解决现实矛盾、兑现人民需求的历史主动性。新时代讲“守正创新”，就是要求必须依靠科学理论锚定的航向、科学方法提供的智慧，确保通往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多领域的重塑重构、纵深改革“不离其宗”，归根结底是要坚守与笃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辩证的历史过程，因而“结合”不是简单的混合搅拌、裁剪拼接，而是在理论发展、现实变动、文化革新的多维度上历史地辩证生成。具体而言，科学理论在民族主体的积极实践中检验自我合法性、提高自身适应性，同时，历史实践在坚定信仰的支撑下不断完成和升级改造世界的有益行动，通过主体的反馈和反思推动理论与时俱进。因此，理论与实践相互的助力与成全不是简单套模板、抄公式的过程，总是适应着特定的真实客观世界和鲜活实践主体，受到哲学底蕴、文化禀赋、人文精神等客观实际的有机催化与民族文化的无形熏染。辩证的结合不是机械的结合，因此“中国化”语境的“结合”绝不是依靠文化的包容性和理论的普适性就能解决的，真正的实践总是将现实的问题复杂化而又创造更多鲜活的历史机遇，这意味着“结合”方法包含了否定性批判。毛泽东的“中国化”尝试既要警惕国民党以尊孔为名推销政治主张等用文化态度掩盖政治立场的行径，又要防止教条主义用本本词句忽视国情底蕴而照搬母版模板造成革命波折的谬误，其中的曲折历程包含了批判方法和斗争经验。
新时代提出的“基因论”文化构想生动厘清了这种辩证生成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社会转为现实，而是在落后的中国扎根结果并发展为21世纪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东方智慧息息相关。没有对中国传统的精深研究和了解，就无法理解和创造先进理论何以能、何以行、何以成的必要条件。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只是科学理论在当代发展的注释和论据，还是滋养民族精神的真实血脉、凝聚民族力量的共同来源，更是具有作为当代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精神导向的重大意义。
“基因论”一方面揭示出，传统文化犹如“遗传基因”一般长久根植于民族肌体、深层融筑于群体精神世界的本质属性，揭示了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连续地传承、稳定地存续在民族意志之中，散发着独特的民族气质的客观特点；另一方面，“基因论”论述了传统文化在变动不居的客观环境、与时俱进的主体需求、交织纷扰的其他文化中不断“自适应”“再重组”的必要性。“第二个结合”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特质性，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圈定了“优秀”这一扬弃目标，因此，“结合”是在尊重传统文化培育并形塑中华民族的前提下，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方法与历史批判精神，采取“有鉴别对待、有扬弃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侧重于通过时代的外部引导，促进事物内部矛盾方面的相互地位调整，产生类化学的形式与状态的内在过程性激活，最终指向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目的。
综上所述，新时代以“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注意到了“结合”的文化主题具有的深刻时代内涵，强调“中国化”必须针对文化从革命时期文化自尊到新世纪文化开放再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主题转化，表现出了正视隐忧、结束争议的责任担当。毛泽东辨识“孔子”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事件，为“两个结合”的现实之用、哲学之本、方法之思提供了历史借鉴，启发了当代关于“结合”之“道”的思考。笔者认为，当代推进“两个结合”纵深发展，无论是依据学者所述的基本原理为体、传统文化为用，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体、先进理论与中华文化为源的“两源一体”，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民族复兴、正确道路这三重“中国化”的核心之“道”，以学习贯彻吸取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重中之重，以新时代条件和任务为转移，“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围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化进程、21世纪形态这三个方面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无止境，专注搞好包括文化传承在内的我们自己的所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