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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特征论略

王军营

王军营（1978.12-），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宋代军事史。

摘 要：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著述。但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些兵学作品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普遍重视选任将帅、兵机谋略、熟悉敌情，以及阵法阵图等。其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应是长期以来兵学传统内容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其时特殊人物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客观的兵学发展理论特征进行全面思考。

关键词：北宋；兵学；兵书；特征

两宋王朝长期武事不振，频受外来民族军事威胁，最后皆亡于外患。然而，其兵学发展却取得辉煌成就，演进了一次中国军事史上的高潮。目前，学界有关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问题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宏观粗线索条勾勒，[1]或对具体军事著作或特殊军事人物进行专题考究。[2]总之，尚缺乏置于其时纵深历史环境中，进行必要的整体与系统解剖，从而形成深入认识。[3]

一、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

1、政治社会环境

北宋立国后，逐渐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宋朝统治。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4]大力整肃军队，将军权紧握手中。王夫之说，宋太祖因“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5]在宋初即产生并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6] “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北宋社会长久弥漫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于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7]“澶渊之盟”后，宋廷进一步将内部稳定和文治建设作为朝政主要目标，一度更明令禁止研习兵书。景德三年（1006），真宗颁布诏书：“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8]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9]士大夫讳言兵事，甚至写诗作文也很少涉及军事领域。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两大强敌同时威胁北方。宋仁宗朝，宋军数次与西夏开战，屡屡惨败，西北边患严重。苏轼云：“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10]宋廷不得不开始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兵学研究。如此一来，社会上出现了谈兵论战的热潮。苏舜钦云：“臣窃见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11]晁公武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12]文人儒士群体从之前的冷漠看待武力、军事因素，逐渐转变为热衷关注军事问题，纷纷谈兵论兵，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13]与此同时，兵学发展也走出低谷，逐渐发展繁荣。

北宋中后期，神宗当政后，锐意改革，决心富国强兵。所谓“神宗一改真宗、仁宗、英宗诸朝以防御西夏为主的战略，转而为积极进取”[14]“神宗是北宋中后期最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一心想消灭西夏和辽朝，恢复汉唐疆域。”[15]司马光说：“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16]较之前期，宋廷政治趋于外向，更加重视军备武力建设，对外也陆续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在宋廷的重视和大力倡导下，兵学发展更趋于高潮。

2、兵学发展概况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时期”，[17]兵学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孙武撰:《孙子兵法·形篇》,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 [[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骆秉章》,中华书局,1976年。 [[if !supportFootnotes。

唐宋时期，“武举制度的创立，武庙、武学的设置，《武经七书》的刊行等使得兵学超越私家著述，跨入正规教育行列，更促进了兵学的发展。”[18]武举作为常举制度大致创设于唐代前期，如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19]但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北宋前期，数十年间武举制度中断不存。“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1026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20] 《宋会要》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21]至宋神宗朝，重新恢复后的武举已发展步入正轨。武庙建设源自唐初，“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22]宋承唐制，武庙设立与祭祀也得以承袭下来。北宋中期，为加强武备和国防建设，宋廷也积极探索军事人才的选拔和教育。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因一些臣僚反对而废止。神宗“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23]于是，武学制度在宋代渐趋完善。此外，宋廷组织各方人力，陆续修纂、校刊，完成了系列大型兵书，并积极从民间访求知兵士人。所谓“宝元、康定之间，元昊叛。诏书求才谋之士，于是言事自荐者甚众。辄下近臣问状，高者除郡从事，其次补掾史，且数百人。”[24]总之，在宋廷各种重视军事的政策、措施推动下，兵学发展于宋代中后期逐步走向高潮。

北宋中期，西夏元昊屡次统兵侵宋，朝野各方士人聚焦于西北边患，一时之间谈兵论兵蔚然成风。许多文人儒士大谈战术策略与用兵之道，关注边防和军事问题。其中颇为知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宋庠、宋祁、张方平、富弼、文彦博、尹洙、包拯、苏颂、梅尧臣、王安石、司马光、沈括、苏洵父子等，均有言辞策论涉及军事问题，或者撰有兵学著作。此风延至北宋晚期，如秦观所谓：“今世之学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属”。[25]

如此以来，北宋中晚期的兵学发展取得了众多显著成果。除去其时诸多臣僚颇有影响的涉兵策略篇章与琐碎言辞外，官方和私人编写、校订、注释和撰述了数量惊人的兵书专著。

仁宗庆历七年六月，曾公亮、丁度等奉诏组织了一批学者，编成《武经总要》四十卷，该书由皇帝作序，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武经”命名的官修兵书。再者，此时出现了多家《孙子兵法》注释之作，如时人所谓：“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26]其中，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人的注释作品，后来被采入《十一家孙子注》而刻版广布，直至流传当今。作为帝王的宋仁宗，另撰有兵书《攻守图术》三卷。[27]当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又言武臣宜知兵，而书禁不传，请纂其要授之”，“于是帝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28]此外，丁度“上《庆历兵录》五卷、《赡边录》一卷。”[29]王洙撰《武经圣略》十五卷，[30]张预撰《百将传》十卷，[31]另有《兵法精义》、《庆历军录》等兵书。[32]

神宗也多有亲论军事文辞，“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哲宗元祐时被综编为四十卷。[33]元丰三年（1080）四月，神宗特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专门负责校订“武经七书”，“诏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34]以此作为官方武学教材。此时，私家军事著作也为数不少。参与校刊“武经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撰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张商英托名黄石公，撰《素书》一卷。熙丰变法的主将之一吕惠卿，撰有《三略素书解》一卷。吴章《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尉缭子注》等。这些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结合西北战争实践，王韶撰《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沈括、吕和卿等于熙宁八年( 1075)上《修城法式条约》二卷。[35]

二、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基本特征

北宋中后期，兵学迎来兴盛局面。在宋廷大力倡行下，朝野众多士大夫积极研究军事理论，从而推动了兵学长足发展。前代就兵学一些重要内容，如将帅、谋略、敌情及战阵等，虽有涉及或论述，但在体系上并未明确孰重孰轻。然而，北宋中后期的兵学理论内容却较明显地体现出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普遍重视选任将帅

仁宗庆历时官方编修的大型兵书《武经总要》，卷一首篇即《选将》，可见对将帅问题的重视程度。其书云：“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36]《武经总要》作为官方颁布的兵学典籍，集中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群体所偏重的军事理论。

众多私家自撰或注解、发挥的作品，无疑也普遍继承、发展了传统兵学重视将帅的内容。在《强兵策》中李觏多番论述将帅问题，引述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之观点，认为“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尽久矣。曰有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成矣。”反对君主对将帅权力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他说：“今兹兵兴矣，将用矣，惟上心旷然，与忠贤为一体，无置节目于其间，则将才入神，军锋如雷，功业亦可成也。”[37]苏洵《权书》首篇即阐述“为将之道”，[38]且云：“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39]晁公武记王洙编《武经圣略》云：“宝元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二十门。”[40]即“任将”属其重心内容。何去非说：“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41]“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42]而张预编写《百将传》，“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43]即专门选出一百位历史名将，为他们编写传记，展示其作为和功业。署名诸葛亮的《将苑》很可能成书于此时，它更是一部中国古代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兵学著作。[44]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围绕边疆军事纷纷谈论应对之策，其中即包括将帅问题。苏舜钦在《咨目二》中说：“汉之乱，由后族典北军；唐之乱，由中人领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择其才，以宠近臣，何以魁壮皇武，备御非常乎？”[45]张方平认为：“用军决胜，在乎统帅，统帅不一则威令不行，不相为用，非成功之势也。”[46]尹洙认为：“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将帅，训士卒，积金谷，利器械。无事则守，有警则战。故守则有威，战则必克。无他道也，重威严备而已。”[47]庆历元年三月，宋夏好水川之战失败后，范仲淹即上《论不可乘胜怒进兵奏》，谏止报复性用兵，贸然对夏开战，曰：“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衂，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并引述《孙子》“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48]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上言：“谅祚猖狂，渐违誓约。朝廷御备之际，先在择人。”他举荐年纪老迈但精力尚好、经验丰富的孙沔为帅臣。[49]张载在《择帅》中，针砭时弊，认为：“择帅之重，非议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轻战忘患，故选用文臣节制，为计得矣。然冦雠入境，则举数万之甲付一武人，驱之于必战之地，前后取败，非一二而已。然则副总管之任，系安危胜负之速，甚于元帅，而大率以资任官秩次迁而得，窃为朝廷危之。”[50]苏轼说：“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51]等等。

因此可说，传统兵学内容中大量关于将帅选拔任用、识人辨才、素质培养等理论精髓，被传承下来，并进而得到发展。在当时的兵学著作与谈兵文辞中，这些内容即大量呈现出来。

其二，重视兵机谋略方面

兵机谋略属传统兵学理论基本内容之一，历代自然传承。但宏观地看，其传播大体限于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群。然而，北宋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朱东润说：“庆历而后，有识者多言陇右，不可谓不知缓急矣。”[52]北宋以来科举制逐渐完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数量急剧增加。随着边疆危机出现，士大夫谈兵论兵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朝野士人关注兵法谋略，也上升至一种历史上从未发生的高度。整个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程度，相比之前范围更广，层次更深。

宋仁宗在御制《武经总要叙》中，最后运笔结尾时，曰：“出提金鼓付之阃事，取鉴成败可以立功，贵伐谋而无幸胜，善统众而无专勇”，[53]指出谋略是将帅统兵作战的重要条件；而其御撰《神武秘略》即“纂古今兵书战策及旧史成败之迹，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凡四门三十篇。”[54]在《贵谋》篇中，石介说：“天下有大忧危，国家有大菑患，圣贤发至诚，运至智，定至谋，以扶安之。圣贤之诚，诚矣；圣贤之智，明矣；圣贤之谋，果矣。如机之发，如蓍之占，如节之合，作于此而应于彼，言于近而验于远，不差毫厘。”对圣贤运用智谋治国救困大力称赞，认为：“圣贤之谋必行，则自古无丧身，无败家，无亡国，无倾天下。丧身、败家、亡国、倾天下，由圣贤之谋不用也。”[55]李觏指出：“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合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叹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所以将帅要懂得适时应变，灵活用兵，“是谓反兵法而用兵法也。”[56]

从对孙子“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理解和注释亦可看出宋人对谋略的重视程度。梅尧臣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附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五德备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敌应变，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张预曰：“智不可乱，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惧，严不可犯。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57]

神宗朝何去非说：“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58]北宋晚期秦观说：“臣闻兵家之所以取胜者，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59]其时兵学著作不再烦论。

其三，重视熟悉敌我实情

重视掌握敌我实情也是此时兵学主要关注内容之一。《武经总要》曰：“然则善制战者，必先审于己，一得地利，二卒习服，三器用利，然后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订计于内，出兵于境。”[60]可见，宋代官方主政群体充分重视熟悉、掌握敌我实情。这也从部分宋人注解孙子“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可作证明。梅尧臣认为：“彼己五者，尽知之，故无败。”王皙说：“校尽彼我之情，知胜而后战，则百战不危。”张预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谓也。知彼则可以攻，知己则可以守。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虽百战不危也。或曰：士会察楚师之不可敌，陈平料刘项之长短，是知彼知己也。”[61]

北宋朝野士大夫论兵，也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敌我双方实力非常重要。如宋夏战事爆发后，尹洙即认为宋方集结重兵在边境陷于被动，是对敌方内情，尤其地理形势很不熟悉。“朝廷图任诗书之将，调发精锐之卒，副以属国羌胡边城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三十万，然而限以流沙（阻山川）回远，莫敢进军，故未能拔朔方之城，馘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场之外者几近一年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险易，为其邀击，此不按地舆之失，非战士材武之劣也。”[62]苏洵说：“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63]军事行动前需充分了解敌方领导层，“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64]只有对敌我情况非常熟悉，正确估量双方实力，最终才能达到“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65]其子苏轼亦云：“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66]苏辙则曰：“《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后知所去就哉！”[67]由此可见，北宋士大夫群体谈论军事时对审视、较量敌我双方实力的特殊重视。

其四，重视阵法阵图

阵法属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吴晗说：“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68]将军队作战阵法绘图描述记录下来即阵图。

在军事上，北宋中后期延续了宋初以来重视阵法阵图的传统，也成为当时兵学发展鲜明特点之一。《武经总要》专门载有一些当时流传的阵法阵图，编者云：“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69]除太宗“平戎万全阵图”外，仁宗也曾对近臣赐、阅所藏阵图，“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70]庆历五年(1045)，“庚戌，御迩英阁，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71]至和元年(1054)三月壬申，“赐边臣御制攻守图。”[72]等等。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二、一四三《兵制·阵法》，同《兵制·兵法》内容相并列，辟出专设门类，记载历代阵法阵图。其中，明显可见北宋新生的阵法阵图几乎占到一多半。这些皆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兵学的趋向兴趣。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论武谈兵也涉及阵法或阵图，如韩琦、范仲淹等人皆有相关传世奏议。“元昊叛河西，契丹举众违约，三边皆警，天下弊于兵。公（杨偕）于此时，耗精疲神，日夜思虑，创作《兵车阵图》、刀盾之属，皆有法。”[73]皇祐三年(1051)二月，“丙午，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74]嘉祐四年(1059)六月，“翰林学士胡宿，看详驾部员外郎尹瞻所进裴子新令及八阵图，颇精，降诏奖谕。”[75]等等。

北宋中期，军队操练即比较重视“八阵法”。“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罘罝、车轮、雁行之名也。”说明“八阵法”继承前代而在此时有所发展。[76]庆历五年(1045) 五月“己卯，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77]次年六月“壬申，召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78]

三、原因分析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迎来一次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惊人的著述作品。但如前所论，相比前代在理论内容上却表现出一些基本特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仔细分析，应该是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内容与当时现实的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之结果。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因为是历代十一人所注留下来，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注，字之里行间这种感受就特别明显。第一个注的是曹操，他就是靶子了。谁的靶子呢？主要攻击他的是杜牧，几乎把曹操射成个刺猬。杜牧的注，。

首先，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基本内容，即包括军事将帅、兵机谋略、敌情讯息等方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譬如，重视军队统帅即兵学传统内容之一。宋神宗朝校刊的“武经七书”，七部兵典相关内容无疑都对军队选帅命将，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孙子·计篇》中，预测战争胜负七个要素为首“主孰有道”后，其次即“将孰有能？”[79]《作战篇》云：“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80]认为优秀将帅对国家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吴子·论将》提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81]“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82]并专门探讨将领应具备的各种条件与分析敌情的要领。这种认识在以后兵书中多次阐述，如《六·论将》云：“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83]《奇兵》亦云：“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84]《三略·上略》中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85]等等，不一凡举。

又如，重视兵机谋略也是传统兵学理论基本内容之一。《孙子》处处即有体现，如《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推崇兵不厌诈，诱敌思想。《汉书·艺文志》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汉成帝时任宏受命整理兵书，将传世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所谓“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而“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可见，推重权谋机变乃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再如，传统兵学重视熟悉敌我实情方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熟悉敌方情况，了解自己实力，精确估量敌我双方优缺，每场战斗都不会失败。“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吴子·料敌》即判断敌情，并提出因敌致胜的方法。用兵时必须查明敌人虚实，而攻其弱点，所谓“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86]传统兵学的理论精华被很好继承下来。所以，唐初军事家李靖说：“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87]

再者，阵法、阵图也属中国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尚书·牧誓》即记载周武王伐商牧野战前的誓师辞，其中“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等，明令士兵服从阵法要求，统一作战。先秦《吴子》、《孙膑兵法》、《六韬》等重要兵书，即有明确论述阵法的专篇或内容。

其次，北宋中期以后特殊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军队将帅素质、士大夫谈兵风尚与复杂的政治局势等方面。

一方面，北宋开国后延至中期，军队将帅水平渐趋下滑，整体素质逐渐降低。北宋中叶以后，西北边患严重，宋军多次与西夏开战，屡经惨败。“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造成武将群体素质普遍降低。“长期倍受压抑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就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88]如田况所说：“今将帅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练。”[89]韩琦在前线反映：“庆州久缺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依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而武将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90]刘敞云：“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91]等等。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论，当李元昊反叛时，“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形势危急时，宋廷缺乏军事将帅人才，迫不得已而命文臣统兵。“吟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92]许多担任军事统帅的文臣或不谙军旅，或畏懦胆怯，治军无方，往往借助酷刑来维护威严。一些庸夫懦将更是如此。例如，真宗时益州王均变乱，起因即“神卫卒赵延顺以众怨钤辖符昭寿，多用亲随仆言，榜箠军人”，从而伺机叛乱；[93]而宜州兵变，因“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94]仁宗庆历时，光化军兵变与长官韩纲“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关系重大。[95]“今沿边主兵之臣，既不遴择其人，及军士作过，不问乱所由起，一概被罪，遂使骄兵增气”。[96]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负责对夏军事指挥的韩绛，虽进士出身，而“素不习兵事，注措乘方”，军中士卒“众皆怨望”，“调发骚然”，“庆卒遂作乱”。[97]北宋末期，知京兆府盛章为树威立信，“一日杀戮无辜者数十人。军兵汹汹，几至变乱”。[98]等等。针对军中弊政，欧阳修沉痛地指出：“癃钟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99]鱼周询说：“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100]总之，至北宋中期，将帅素质降低也引起朝野上下充分关注，为适应内政与边事需要，提高将帅水平也成为宋廷治国的当务急需。

另一方面，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出现了谈兵风尚，[101]众多士大夫对兵家运筹谋略的想象发展到新境界。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许多士大夫心怀国事，渴望建功立业。这些从部分士大夫的言谈、诗文中即有表现。如苏洵向韩琦自荐，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102]可见，他对自己的兵学谋略颇为自信。庞籍词云：“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103]梅尧臣也踊跃奋发，以诗言志云：“介胄奉儒服，诗书参将谋。”[104]苏轼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儒将指挥若定之风度可谓非常向往。郑仅“少年锦带佩吴钩。铁马追风塞草秋。凭仗匣中三尺剑，扫平骄虏取封侯。”[105]何去非更声称“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106]

再者，北宋士大夫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掌握敌我双方实情的重要性。如《宋史·尹洙传》称颂：“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犹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107]即可见时人对出自实践一线的兵学理论重视程度。王韶更在“试制科不中”后，“客游陕西，访采边事。”[108]一番实地考察，为其后征战熙河奠定了充分基础。

另外，阵法阵图在北宋受到重视，与当时复杂的政局关系密切。一者，文人士大夫谈兵，能稍微容易地接受阵法阵图的表现形式，亦即足不出户，身不戎服便可俯观军阵。此外，如前所记阵法阵图也得到宋廷皇帝充分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北宋皇帝干预军事、御赐阵图，现象比较常见，“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109]

四、小结

综而述之，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出现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兵学论作。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些兵学成果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应该是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也对当时政治、军事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士大夫臣僚担任地方统兵帅臣或军中僚佐，如范仲淹、韩琦、尹洙、蔡挺、王韶、章楶等，直接将自己的兵学理论付诸于现实的军事实践，所以也推动了现实的军事技术与理论水平发展。从此意义上讲，研究北宋中后期某位军事人物或某个区域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客观兵学发展理论特征，进行全面思考。如此以来，或许所成论断才比较科学，更加贴近历史真相。

注 释

[2] 专著如《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此外尚有众多考究典型人物军事思想的众多专篇论文。

[3] 魏鸿《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就宋代孙子兵学的时代背景、发展轨迹、文献学考察、理论发展与军事实践等进行系统考究，是笔者目前所见社会历史环境与兵学理论研究结合较好的一部专著。

[4]（宋）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789页。

[5]（清）王夫之：《宋论》卷六《神宗三》，中华书局1964年，第120页。

[6] 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页。

[7] 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光明日报》2017年1月2日，第6版。

[8]（宋）无名：《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禁天文兵书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734页。

[9]（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〇四《送古卞北游序》，文渊阁四库影印本，上海古籍1987年，第1104册378页。

[11]（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一一《论西事状》，上海古籍2011年，第134页。

[12]（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正》卷四，上海古籍1990年，第634页。

[13] 参见王军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渊源初探》（《宋史研究论丛（第12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等。

[14]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57页。

[15] 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公元1127年）》，中华书局2007年，第44页。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8689页。

[17] 张其凡：《岳飞军事思想试探——兼论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暨南学报》1997年第4期。

[18] 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19]（宋）王溥：《唐会要》卷五九《兵部尚书》，中华书局1955年，第1030页。

[20]（宋）王栐：《燕翼谋诒录》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2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武举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86页。

[2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379页。

[23]（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第3915页。

[24]（宋）刘敞：《公是集》卷四八《谕客》，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737页。

[25]（宋）秦观撰，徐培军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七《进策·兵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3页。

[26]（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正》卷四，上海古籍1990年，第634页。

[27] 脱脱：《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六》，同上，第5283页。

《孙子兵法》读后感1 书柜里面的书不下上百本,而我最喜欢的莫过于那本博大精深的恢宏著作《孙子兵法》,可谓:“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首先,喜欢《孙子兵法》这本书是为作者的意志力所折服。其作者孙武,战国时期著名军。

[28] 脱脱：《宋史》卷三一五《韩亿传》，同上，第10298-10299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仁宗庆历六年四月庚戌”，第3770页。

[30]《武经圣略》很可能是《经武圣略》之误书，亦即《三朝经武圣略》，参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卷一四“《武经圣略》十五卷”条下笺注部分。

[3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4页。

[32]（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不分卷《兵书类》，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0页。

[33]《宋会要辑稿》职官七《显谟阁学士》 ，第3206页。哲宗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辄)[辙]奏：“《神宗皇帝御制集》凡著录九百三十五篇，为九十卷，目录五卷。内四十卷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先被旨录为别集，不许颁行。仍制集序一篇，以纪盛德，发明大训。臣窃见祖宗御书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计。又(劾)[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以故事施行。”诏《御集》于宝文阁收藏。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四月乙未，第7375页。

[35] 参见张其凡《岳飞军事思想试探——兼论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暨南学报》1997年第4期）所整理。

[36] 《武经总要》卷一《选将》，第19页。

[37] 李觏：《李觏集》卷一七《强兵策第六》，中华书局1981年，第167页。

[38]（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二《权书·心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39]（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二《权书·法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40]（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

[41]（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不分卷《魏论下》，中国兵书集成（第6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488页。

[42]（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不分卷《杨素论》，中国兵书集成（第6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537页。

[43]（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4页。

[44] 《将苑》又称《心书》，宋代称将苑，而明代始称《心书》，但无论《将苑》还是《心书》，既不见陈寿之目，亦不见隋唐史志，而始见于宋《遂初堂书目》，题《诸葛亮将苑》。明人编诸葛亮集时才收入其中。所以姚继恒《古今伪书考》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判断其为伪书。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进一步说;"《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权》以纥《北狄》，凡五十篇，篇幅均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

[45]（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一〇《咨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

[46]（宋）张方平：《张方平集》卷一九《平戎十策·置兵根本》，中州古籍1992年，第265页。

[47]（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二三《备北狄》，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无页码。

[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三年三月”；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7页。

[4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四“英宗治平二年正月癸酉”，第4935页。

[50]（宋）张载：《张载集》不分卷《文集佚存·边议》，中华书局1978年，第358页。

[5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苏武论下》，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93页。

[52]（宋）秦观撰，徐培军笺注：《淮海集笺注》之《序》，上海古籍1994年，第1页。

[53] 《武经总要·宋仁宗叙》，第7页。

[54]（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2页。

[55]（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杂著十篇·贵谋》，中华书局1984年，第83页。

[56]（宋）李觏：《李觏集》卷一七《强兵策第十》，中华书局1981年，第172-173页。

[57]（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7-8页。

[58]（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不分卷《魏论上》，中国兵书集成（第6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483页。

[59]（宋）秦观撰，徐培军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六《进策·谋主》，上海古籍1994年，第625页。

[60] 《武经总要·前集》卷三《叙战上》，第109-110页。

[61]（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62页。

[62]（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二三《按地图》，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无页码。

[63]（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二《权书·心术》，第29页。

[64]（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二《权书·法制》，第34页。

[65]（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二《权书·攻守》，第43页。

[6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士燮论》，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67]（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八《隗嚣》），中华书局1990年，第974页。

[68] 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69] 《武经总要·前集》卷七《阵法总说》，第274页。

[70] 《武经总要·前集》卷八《古阵法序》，第323页。

[7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第3748页。

孔子说：“恭则不侮。”那不恭，就要受辱了。杜牧老说前人不对。后面自然就有人说他不对。所以《十一家注孙子校理》里，每一句“曹说非也”后面，都有一句“杜说非也”。“拨乱反正”比较多的，是梅尧臣。他是宋朝。

[7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1054)三月壬申”，第4255页。

[7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二九（《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九《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皇祐三年）》），中华书局2001年，第440页。

计篇一 慎战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二 五事七计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

[7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二月丙午”，第4081页。

[75]（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三《兵制》，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年，第2650页。

[76] 《武经总要·前集》卷七《本朝八阵法》，第283页

[7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仁宗庆历五年五月”，第3773页。

[7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仁宗庆历六年六月”，第3832页。

[79]（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9页。

[80]（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作战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39页。

[81] 《吴子》卷下《论将第四》，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51页。

[84] 《六韬》卷三《龙韬·奇兵》，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461页。

[85] 《三略》卷上《上略》，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6-7页。

[86] 《吴子》卷上《料敌第二》，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45页。

[87]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274-275页。

[88] 陈峰：《宋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89] 脱脱：《宋史》卷二九二《田况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8页。

[90] 韩琦：《韩魏公集》卷一〇《家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4-165页。

[91] 刘敞：《公是集》卷三一《论边臣》，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593-594。

[92] 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中华书局1964年，第93页。

[93] 曾巩：《隆平集》卷二〇《妖寇传·王均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777页

[94] 脱脱：《宋史》卷二九〇《曹利用传》，第9706页

[95] 脱脱：《宋史》卷315《韩亿传》，第10299页。

[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八月壬午，第3800页。

[97] 脱脱《宋史》卷三一五《韩绛传》，第10303页。

[98]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5，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7页。

[9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甲寅，第3256页。

[10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二月甲寅，第3930页。

[101] 参见王军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渊源初探》（《宋史研究论丛（第12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等。

[102] 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一一《上韩枢密书》，上海古籍1993年，第301页。

[103] 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104] 梅尧臣：《宛陵集》卷一五《送陆介击学士通判秦州》，文渊阁四库影印本，上海古籍1987年，第1099册第117页。

[105] 郑仅：《调笑转踏》，《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445页。

[106] 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不分卷《陆机论》，中国兵书集成（第6册）影印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514页。

[107] 脱脱：《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838页。

[108] 脱脱：《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82页。

[109] 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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