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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小说稗类》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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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知识领域的分化日趋精细,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愈发艰难。为免定义顾此失彼,将小说家理解为靠小说“说话”的人,或许不失为朴素而有效的方式。但要细究起来,说话还有不同的层面。就中国小说重视“说”和“讲

时至今日，知识领域的分化日趋精细，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愈发艰难。为免定义顾此失彼，将小说家理解为靠小说“说话”的人，或许不失为朴素而有效的方式。但要细究起来，说话还有不同的层面。就中国小说重视“说”和“讲”的传统而言，说话简直就是小说家的天职。小说家时常在不同场合发言，无疑直接表露着他们的文学观。说话方式及意味的不同，不仅关联着小说家身份功能的变化，也折射出文学生活的变迁。

当余华将一本随笔和演讲集命名为“说话”时，当徐则臣以“别用假嗓子说话”为题探讨70后作家的境遇时，他们显然共同展现了当代小说家的身份自觉：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但他们所采取的不论是随笔、演讲还是自述、对话等方式，都不是以作品说话，而是现身说法。相比曹雪芹只能隐身于小说中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后世的小说家显然要幸福得多。得益于日渐完备的出版体例和日渐发达的现代传媒，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他们可以在长短不一的前言、后记或序、跋中自陈甘苦，也可以在形式多样的访谈、座谈会和读者见面会中谈笑风生。

小说家时常在小说之外抛头露面，这若让主张作者应从作品背后消失的福楼拜来评判，简直是犯了大忌。昆德拉曾对福楼拜深表赞同并加以发挥：小说家一旦自居为公众人物，就会使其作品陷入危险境地。昆德拉的观点，与本雅明所说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可谓殊途同归，均意在强调小说乃是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产物。不过，也不必过于忧虑。首先，小说家如能秉持真正的专业情怀，即便偶尔抛头露面，也不至于变成通常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优秀的小说家自有其智慧与策略，与人群和聚光灯保持必要的距离，使自己得以独立观察和思考。其次，小说家并非一抛头露面，就必然会变成公众人物。从文学史看，生前以小说家身份成为公众人物者，可谓少之又少。最后，小说家不再隐身于作品之中或消失于作品背后，而是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不是小说家玩忽职守的表现，而是当前屡见不鲜的文学事实。因此，面对走出书斋的小说家，听到他们或谈自己或论他人、或阐释或拆解、或对话或反驳，我们与其加以情绪化评判，还不如将这类现象置于更宽广的视野，思考它与时代文学面貌之间的关系，探究它对文学生活的具体影响。

在《小说稗类》中，由庄子始，张大春炫技似地学舌马奎兹、戏仿司马中原……极尽耍痞嘲弄之能事。难得他如此杂学百家、博古通今，更难得有如此清晰的架构，梳理出独特的小说观。作者简介：张大春，台湾著名作家。台湾辅大中国文。

张大春《小说稗类》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依我之见，当今与以往时代的文学生活之所以不同，并非由于小说家天职的改变，而是源于小说家说话方式的特殊化。20世纪以来，小说家最为特殊的说话方式是，以教师身份向以学生为主的听众讲授小说。借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讲稿题名，我们可将那些由课堂讲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统称为“小说课”。小说课当然不是今日才有。就国外而言，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三种》执着于对小说主题、结构和风格的探究，意大利小说家安贝托·艾科的《悠游小说林》以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引领读者勘察小说丛林，英国小说家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以人物为中心重访似乎过时的现实主义，可谓各有千秋。他们的共性在于，以经典名篇为对象，阐发小说创作的奥秘和阅读的乐趣。在现代中国，鲁迅和沈从文都曾以小说家身份在大学课堂讲授小说。不过，鲁迅的重心在于小说史的梳理，沈从文的兴趣则是对同时代作家的批评，故而与本文所说的“小说课”稍有不同，但鲁迅所讲授的小说史与沈从文所从事的当代评论，无疑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无馀子的写作姿态、耍痞嘲弄的叙事风格，当八O年代台北开始跟上国际都会节奏之际，二十出头的张大春凭著旧学根柢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一篇又一篇擒尽国内文学大奖、却又时髦的小说。预示了张大春即将引领风骚的文坛角。

中国小说课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小说家相继进入高校执教的产物。比如，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出版讲稿结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马原进入同济大学，出版《阅读大师》等；格非进入清华大学，出版《卡夫卡的钟摆》等；阎连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发现小说》等；毕飞宇进入南京大学，出版《小说课》。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和白先勇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也分别是他们在台湾辅仁大学和台湾大学授课的结晶。可以说，小说课的规模化和持续化发展，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

作家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大多是通过2004年版的《小说稗类》。实际上张大春在台湾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他的作品从《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结合新闻题材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

小说课的兴起，应归功于大学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创新。在以往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虽不至于分疆而治，但很难做到亲密无间。小说课却几乎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三者间的交叉融合。讲授者的初衷虽不是讲成小说史，但在选讲经典篇目时，已无形中完成了类似文学史的筛选工作。课堂上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时刻要求讲授者兼具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文学理论的修养。也就是说，讲授者实际上身兼小说家、批评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当小说课从口头讲授到整理出版，它的接受对象也就从学生听众而扩展至读者大众。在后续的传播中，小说课所彰显的文学趣味、观念和立场，对大众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课的兴起，密切关联着文学生活的变迁。

买了《小说稗类》这本书纯属种种偶然：其一，书名有点特别；其二，封面设计不错；第三个理由是，我很难把作者张大春这么有乡土气息的名字和一本文学理论书联系起。

其次，解析经典奥秘，点拨创作技法。小说家解读经典作品，不是从辨析经典的内涵、梳理经典的接受史入手，而是以创作经验直面经典本身。一部经典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用王安忆的说法，是由特殊的材料、思想和感情筑就的“心灵世界”；按李浩的看法，则是由幻觉、玄思以及省略、回旋感等打造的“魔法世界”。从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小说课未必能直接造就优秀的小说家，但听者如有足够的天赋，必能从中领会创作技法，进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格局。同时，小说课也是讲授者的自我教育。若以小说课为镜，我们能从中看到哪些前辈小说家深刻影响了当下的小说家。而当下的小说家，都将成为未来更年轻小说家的镜像。正是这些镜像，丰富了生生不息的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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