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亚尔把二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时代称为“责任时代”(age of responsibility)。他认为,全球化的成功和丰裕时代的到来,其种子是在冷战期间的“责任时代”种下的。这种责任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因为人类共有的经验。这个“责任时代”,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就已经结束了。随后开始的时代,是他所谓的“反抗的时代”。
埃亚尔指出,“责任时代”是由目睹了两场战争的谨慎的现实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当他们需要做决定时,他们会听取自己的常识和研究。埃亚尔指出,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全球化对改善人类状况至关重要——儿童死亡率下降了,总体生活条件提高了,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但今天,科学和民主的意义越来越小。而现在,对于全球化的反抗、反叛,使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
全球化是一个激进的过程,它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消除广大的贫困现象的同时,也使很多人遭受了痛苦,因为他们曾经享有的东西被全球化的冷酷逻辑夺走了——全球化由冷冰冰的供需规律驱动,受短期利润和效率的控制,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冷酷逻辑。
埃亚尔指出,对于全球化的反抗,有其合理之处,反抗为纠正全球化的某些负面影响提供了机会,但它也为各种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那些希望与科学、事实和理性社会理念作斗争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全球化的反抗已经成为反对理性、进步和普世价值的平台,他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保护国际体系免受这种反对。
二
(3)内容简介:简爱从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在罗契斯特先生的庄园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负责教育罗契斯特先生的女儿,在此过程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但在两人结婚当天,意外得知罗契斯特先生的前一位夫人并没有死,而是疯了并且正关在庄园里,于是简。
埃亚尔在书中也尝试性地提出了全球化困境的解决之道。他认为,世界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改革,需要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管理内部事务的方式进行重大反思。如果任由对全球化的反抗演变成为一场反对进步本身的运动,改革的机会之窗将会关闭。
今天已没有回头路。埃亚尔写道,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以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为依据,即世界及其人民是相互依存的,纯真逆流年代听书,需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来应对人类最艰巨的挑战——气候变化。而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基于通过更多的重复使用和更少的浪费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供新的可能性。
埃亚尔还强调,主权国家既不是世界的敌人,也不是普世价值的敌人。爱国主义与普遍利益不可调和,这是错误的二分法,是向民族主义者投降。国际社会必须为各国在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生存和繁荣提供手段,避免使其成为失败国家。当前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干预国家间冲突的工具,但它对国家内部的崩溃却没有有效的反应。当国家陷入内战和大屠杀时,它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扩大,对曾经被视为地方性或区域性冲突的国际干预的需要也会随之扩大。
埃亚尔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观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全球化不能消除身份认同、地方性和传统主义,相反,全球化应该使它们神圣化,因为民族感情不是敌人,它可以是自由主义的保证人。在一个同质化不断扩大的世界里,精英们应该拥抱那些挥舞国旗的人,而不是辱骂他们是民族主义者。
埃亚尔最后写道:“反叛无处不在。它正在扫荡责任时代的残渣。这个激变时刻提供的机会大于它所预示的危险——这是一个塑造更加公正、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机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保全先前时代建造的家园,而是用一个更好的、更有活力的家园来取代它。”
用埃亚尔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的言辞就是:我们必须保卫它,不然就会失去它——那些启蒙、进步、自由、科学、真理的价值观。
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埃亚尔再次提到,如果不尊崇进步和(科学)真理,地球村将无法存续。我们需要采取全球责任制,赋予国际机构权力,以便这些机构能够监测、积极干预和制止地方危机。2020年,人类共同努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下次可能是由局部战争演变成的世界大战,或是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或是终极的气候危机。随着全球化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贸易和交通变得强大,这将是比任何病毒都更可怕的指数级增长的赌博。在这个充满责任感与国际权威的世界秩序的重塑中,中华文明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埃亚尔提出的全球化困境的解决之道,呼应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2002年的《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提出的激进观点,即“世界主义国家”。贝克指出,世界主义国家根据国家的无民族差别原则建立起来。16世纪欧洲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内,通过实行政教分离原则而结束,20世纪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内战,也可能随着国家与民族的分离而结束。
20年后,贝克的“世界主义国家”的梦想看起来已经是渐行渐远,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则与日俱增、甚嚣尘上。孰去孰往?难以判断。
《逆流时代》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译者: 吴晓真
出版年: 2021-9
三
《逆流年代》综合了新闻叙事、精辟的故事和博览多识的深度分析,称得上才华横溢。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有评论者认为,该书是近十年来关于全球化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新近有一批著作对全球化有进一步的反思。比如,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其2020年的新著《全球化时代》中,将人类有史以来的的“全球化进程”分为七个时代。
萨克斯认为,在每个全球化时代中,都存在着斗争和战争:在旧石器时代,智人将他们遇到的其他古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赶向灭绝;在新石器时代,迁徙的牧民和农民在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中,取代了他们所遇到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在骑马时代,来自大草原的骑兵对欧亚大陆的温带社会进行了掠夺和占领;在古典时代,陆地帝国为争夺欧亚大陆的统治权而战;在海洋时代,欧洲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美洲的土著居民——他们被疾病和征服逼得濒临灭绝;在工业时代,欧洲帝国主义者为统治非洲、亚洲而争斗;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全球化的世界再次处于动荡之中,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逐渐让位于某些尚未确定的东西。
萨克斯总结道,每个时代都发明了新的治理形式:旧石器时代形成了当地游牧部落之间的牢固纽带;新石器时代带来了乡村生活和地方政治;马背上的时代催生了最初的国家;古典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多民族帝国;海洋时代带来了跨越海洋的全球帝国;工业时代带来了全球治理的开端,包括联合国的诞生,以及两个霸权国家——英国和美国的诞生;现在,数字时代要求我们发明更有效的治理模式,来管理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
萨克斯认为,当前的数字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三大挑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和重大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风险。这些艰巨的挑战可能使目前的政治机构不堪重负,并引发毁灭性的冲突。当前人类社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滑向战争,因为人类今天“确保相互毁灭”的能力亘古未有。
萨克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维护和平的同时,我们的目标还必须包括让地球适于居住,让我们的社会包容和公正。他认为有几个途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第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即结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整体治理方法。第二个是发扬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意味着对政治和经济生活采取包容和参与的方式。第三是遵从辅从性原则(中央权力机关只应控制地方上无法操控的事务),在不同的治理层级上提供适当的公共物品。第四是进一步改革联合国。第五是维持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全球化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从我们共同的根源非洲到今天,人类的旅程始终是共同的旅程,人类的命运始终是共同的命运。萨克斯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同质性和差异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个由独特文化强化的全球社会,一个为多样性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